《當我們做夢時》改編自德國小說家克萊門斯·邁耶（Clemens Meyer）2006年同名處女小說。邁耶本人也是本片的編劇之一。根據可查資料：邁耶生于哈雷，1977年，時屬東德。他曾在萊比錫的德國文學院求學，后因進入少年感化院而中斷了學習。在成為著名小說家之前，他還當過保安、叉車司機和建筑工人。可見，故事中幾位少年的人生經歷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看成邁耶的自我寫照：長于東德的少年，十二三歲經歷了社會的劇變，青春和周遭的世界一樣混亂無序。而本片的另一位編劇沃夫岡·柯爾海斯在也曾談到他與邁耶有相似的人生經歷：    （問：你們幾乎在相同的年齡面對國家體制的改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柯爾海斯先生是14歲；邁耶先生，柏林墻墻倒下時你是12歲...）    柯爾海斯：情況當然不盡相同。但當我讀到《當我們做夢時》，它吸引了我的注意，是有一些相似之處。因為我人生的一個轉折點是在 1989 年，而1945 年，它是一個新的時代。這可能是不相同的。盡管如此，關系都完全進行了重組，舊的規則不再適用。青春期和世界歷史相吻合。這是一段偉大而持久的經歷。因此，至少從創作初衷上看，在這部青春片的背后，實際上懷著對德國東部70-80一代的成長寫照，亦是對德國1990年劇變前后的審視和反思。由于本片的歷史背景“東西德”問題較為繁復，在這里先作一個簡單的梳理：    1945年10月，二戰結束后。美英法分區占領德國西部及西柏林，蘇聯占領德國東部及東柏林，美蘇對德方針分歧嚴重且日益走向冷戰；    1949年9月，德國西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正式成立，10月，蘇戰區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至此東西德正式分裂，兩個德國形成。民主德國實行嚴格政策控制兩德人員流動。    1961年，長達165公里，高4米的堅固混凝土建筑的柏林墻豎起，配以望塔、地堡、警犬樁、電網、防汽車壕、自動射擊裝置。    1989年10月，東德各大城市爆發大游行；    1989年11月6日，萊比錫50萬市民游行；7日，民主德國政府辭職；8日，德國統一社會黨政治局集體辭職；9日，柏林墻被推倒；    1990年10月，柏林舉行統一慶典，正式宣布統一。沃夫岡·柯爾海斯經歷了分裂到統一的全過程；導演安德里亞斯·德里森則見證了柏林墻的建立和倒塌；克萊門斯·邁耶，成長在東德解體前后。匯聚了見證東德三個重要發展階段的三位老中青主創者合作本片，大概會對社會背景的解讀更加細致深入。至于本片多被人詬病的“缺少對時代和歷史背景的挖掘和聯系”，事實上，如果了解德國歷史，就會發現影片這些方面做得并不過差：所有的歷史痕跡都藏在了細節當中。而本文，也將首先以時間為序，從兩德統一前、后這兩個時間段，聯系社會背景，試分析細節。一.“你還要建設社會主義的。”                                                     ——1977-1990 成長背景① 校園紅色教育：

民防演習

丹尼拿到朗誦比賽冠軍得到上校贊揚

操場隊列前進<圖片4>此時是1989-1990間的德國，東德統治走向末期，然而“社會主義”的余威仍然籠罩當時的少年。學校，在社會逐漸走向抗爭和分崩離析的關口，更是成了思想政治形態塑造的最好環境。歌功頌德和整齊劃一成了對孩子們的重要要求。因此孩子們崇拜蘇聯軍官，熱衷于“歌頌”式的朗誦比賽，每日往復地讀著寫滿蘇聯戰士英雄偉績的課文，穿戴統一的校服，在國旗下隊列行進以接受校長、軍官等權利代表的檢閱。<圖片5><圖片6>“秘密警察”的作風滲透進學校，對于問題分子里克，校長要求他的朋友丹尼檢舉揭發。事實上，前民主德國國家安全部（Stasi）在原1600萬東德公民中，有其中600多萬人的檔案記錄，而寫報告的人往往是他們最親近的朋友。專制和恐怖走到了頂端，人的生活毫無自由可言，你永遠也不知道你的一個丁點舉動會被誰記錄在案。而這樣的行為，在統治者的眼中，卻成了有效控制的手段。他們熱衷于此，舉一反三，反復利用，以期達到控制欲的自我高潮。 <圖片7>在故事的主要發生地——萊比錫——1989年10月初——最早爆發了大規模的示威抗議活動，2萬市民參與萊比錫星期一大游行。至10月9日，游行人數增加到7萬人。如同影片所說的，校長嚴禁孩子們走上街頭混入那些"不負責任的““無政府主義者”的行列，他說他們的唯一目的就是摧毀國家成就、秩序和安全。他們警告孩子們政府將進行鎮壓，人群聚集的天橋將倒塌。就在10月9日，政府調集軍隊，準備鎮壓萊比錫大游行。在我查到的一份資料當中，有這樣一段引用：    尼古拉大教堂的牧師克里斯蒂安·費瑞爾回憶說：“整個城市陷入了一種瀕臨內戰的恐怖局面。到處都能看到整裝待發的部隊、荷槍實彈的警察、坦克車輛，還有警告標語。”② 政局松動，反抗冒頭：<圖片8>少年里克幾乎就是個人反抗先行者的代表。他不穿校服，不帶紅領巾，拒絕念誦歌頌蘇聯士兵的課文，亦不懼老師和校長的“談話”，甚至在廁所當著朋友們的面燒毀了紅領巾。他的身上帶著東德“安那其主義”的色彩，是墻上松動的第一塊磚。

女孩卡提雅告訴丹尼她將搬去西德班里最優秀最得老師校長喜愛的女孩卡提雅告訴丹尼，她的家人要帶著他移民西德。丹尼跟女孩這樣說到：“你還要建設社會主義的…你比誰都想要建成這個目標…你去了西德，也許我們就再也不能見面了。”柏林墻建立之前，有超過250萬東德公民逃亡西柏林。而柏林墻建立以來，東德嚴格控制兩德人員的往來。無數試圖翻閱柏林墻的民眾的東德一側遭到槍殺。然而為了逃離，人們還是作出了諸多嘗試，跳樓、挖地道、游泳、熱氣球、重型卡車沖撞…1989年3月，東德逐漸放寬了公民出境管制，引發逃亡潮，約有十萬余東德公民通過各種途徑轉移西歐，影片中卡提雅一家的轉移可推測就發生在這次逃亡潮中；9月，東德進一步放寬邊境管理，進一步激起東德抗議浪潮，由此引發了萊比錫大游行。<圖片10>關于前文已經提到過的萊比錫游行。70-80年代，東德的反對派逐漸得到發展的土壤，安那其主義還在發展壯大，即使兩者存在抗爭方向上的分歧，他們都通過辦報、刊印讀物等手段，將東德人民從禁錮的思維中逐漸拉出。于是，越來越多的市民敢于走上街頭表達不滿。1989年10月初，萊比錫人民呼喊著“出境自由”和“新聞自由”走上了街頭。他們要求反對派組織合法化、要求多黨制和自由選舉。暴力鎮壓并不能消弭抗議，東德境內的反對派開始公開活動，全國各地抗議活動愈發升級。到11月4日，廣場上已經聚集50萬游行民眾。于是7日，民德政府集體辭職。二.“好日子還在后頭呢。”                                                                             1990- 青春期，高壓后的無序① 社會生活：<圖片11><圖片12><圖片13><圖片14>兩德統一之后，由于原西德先進生產方式的引進，不少東德工廠因失去競爭力而倒閉。同時，又有八千家原國有企業面臨私有化浪潮。在總人口只有一千多萬的東部，失業人數高達三百萬。失業、貧窮，加上絕大部分東德人缺少教育，家暴、犯罪等行為層出不窮。影片還有一個細節，青年聚在一起相互吹著牛逼。其中一人說，有一回偷了一部奔馳車開在路上，撞上了警車，警察看到他開的是西部的奔馳車，嚇得大驚失色。柏林墻倒塌后，西德的資本和產品迅速占領了東德市場，西德涌來的銀行幾乎壟斷了東德的金融業；新的產品和生活方式沖擊著東德；許多東德人出于自卑，自視為“二等公民”…因此，才有了街上一輛西德高檔車會使開東德歐寶的警察畏懼的情節。② 政治形態：<圖片15>馬克、丹尼和里克因為破壞公物被要求每周去做公共服務，在他們的服務點，見到了正在刷墻的曾經威風凜凜的校長。校長說他們危害了社會主義事業，丹尼這樣回應：“那是你們自己惹的，還有你們所在的那個黨。“校長的下崗依然有據可循：德國統一后，所有前東德校長因為與國家意識形態靠近等原因，統統被要求下崗。在教育系統內，民主德國政治學院、柏林馬克思經濟學院等高等院校被直接解散，甚至國家科學院的科學家都不能避免。影片人物保羅在見到越南女人后和丹尼討論，其中不斷出現、強調女人的“西德人”、“斐濟佬”身份。“東德佬”、“西德佬”是1990年的流行詞匯。即便已經統一，政府也在努力消除東西部的隔閡，東西差異仍然顯著地存在著。人們甚至形容，從衣著和表情，就可以看出是東德人還是西德人。“斐濟佬”則是指當時在東德的越南工人，柏林墻推倒后，東德的新納粹主義者制造了多起焚燒越南工人居住居和難民收留所的惡性事件。

新納粹主義者圍追里克新納粹主義起源在二戰后，在東德一直有所活動。1990年之后，新納粹活動走向了一個小高峰：東德政權崩塌，新的經濟形態、工作崗位的引入，舊工作崗位廢除，大量青年沒有謀生技能，怒氣積攢，于是加入了新納粹的行列。“光頭黨”是新納粹的代表組織。這群新納粹在東德肆意活動，借著種族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曾發動多起暴力事件攻擊外國人。影片時間線上值得注意的一些細節主要如此，還有一些零散細節由于系統性不強或對情節補益無多的此處便不再詳解。最后，還將簡析一組影片的重要矛盾：無政府與新納粹。三.無政府與新納粹

里克和新納粹對峙導演安德里亞斯·德里森說，《當我們做夢時》要講述的是一種無政府的狀態。關于無政府主義即安那其主義，這里又需要做一些相關補充。    安那其主義：反對包括政府在內的一切統治和權威，提倡個體之間的自助關系。關注個體的自由和平等；政治上要求消除政府及社會上或經濟上的任何獨裁統治關系。    二戰后，東德無政府主義者反對斯大林主義，被民主德國大力打壓。    1948年11月，在萊比錫（影片故事背景城市）召開了自由主義團體大會。    80年代中期，公民權運動成熟發展，安那其主義者和左翼先進人士發生分歧。影片中少年們組建的地下俱樂部“東區”即是一個容納“無政府”的“烏托邦”。在這里沒有秩序，沒有高下，沒有刻板的標準，只有盡情的狂歡，搖動的腦袋，擺動的身姿。酒和性、毒品構建了這里全部的定義。而少年們在東德街頭的打砸、盜竊，組建青年幫派更是帶著毫無拘束、毫無秩序的絕對自由感。那群光頭新納粹，和主人公們爭搶地盤、爭奪女人、競爭毒品市場，圍毆里克和丹尼，打砸了象征主人公們“自由”狀態的“東區”。在主人公們試圖創造烏托邦的時節，處處出現作對，他們圍堵著主人公們殘存的一點兒做夢的能力。這即是左右之間注定不可調和的矛盾，是從杠桿的兩端走獨木橋的問題。然而究其深處，里克一眾就真的是所謂的“無政府主義”嗎？那么他們又跟那群新納粹少年有什么不同呢？事實上，這表面上極左極右的兩者如出一轍，或者說，少年們的極端抗爭方式與“無政府”還是“新納粹”并沒有多大的關系。他們都只不過是東德的這場動蕩中被遺棄的孩子。他們不知道如何正確地面對1990年前與后的巨大差別，國家不復存在，信仰失去力量。孩童時接受的一切都成了一種諷刺，扎在他們稚嫩敏感的神經上，使他們不知該何去何從。薩賓娜·勒內方茨就曾在《鐵孩子——一代人靜默的憤怒》中這樣分析東部少年心理：    很多人的父母因失業而無力顧及孩子的心理成長。老師們一夜之間把自己以前的說教推翻。青春期的少年失去了可以信賴和依靠的方向，于是，他們需要“簡單的真相”。    他們在威權政體下度過童年時代，在生活劇變的過程中得不到引導。他們必須獨自面對突然而來的自由，又不能像已成年的東德人那樣脫離家庭自主選擇生活，所有也更容易被極端思想蠱惑。因此可以認為，在影片看似著重強調的“無政府”和“新納粹”之間的矛盾背后，是對兩德動蕩時青年問題被忽視作出的一次藝術化嗆聲。它用一代人成長的彷徨結果暗示著殘酷的社會癥結：“轉型的孩子”來自于“轉型的社會”前進時混亂腳步下的陰影。

影片五位主人公經過劇情和歷史的對照，不難看出，《當我們做夢時》其實是一部潛藏著德國歷史變遷的“小史詩”，只不過導演在處理上似乎更加強調了少年們混亂的青春紀事而刻意弱化了背景刻畫，于是這便成了被詬病為呻吟式青春片的重要原因。而其實，我們可以發現，大部分的情節、細節都是有理可依的。或者說，即便是要將它看作一部青春亂序電影，也不是純粹的為了混亂而混亂的狗血之作，那些行為背后的驅動力，是足以支撐起這場夢境般無拘無束的烏托邦實驗的。當然了，不可否認的是，主創團隊將這一原本可以更深度挖掘的題材歪倒在了一群青年的偷車嗑藥開迪廳上，這是可惜的。并且即便是如我所說，細節精致到都有相應歷史對照，對于不熟悉德國歷史的觀眾來說，依然會是一頭霧水或者看過就過——然而絕大多數情況，沒有人、也沒有必要去深挖一部青春片的歷史背景。基于這種觀影前提，我認同，這部片子的背景處理依舊是欠妥的。它沒有將故事徹底融入到社會背景當中，一切都是側面體現和細枝末節，強有力的歷史只發揮了丁點的作用。而我的這次拉片嘗試，也僅僅是作為一種嘗試，如果對于觀影能有所助益，那便是最大的意義了。PS.原文發表在自己的公眾號<惺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