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滿囤兒 我們經常看到一些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這種電影往往因為展現真實的人性而直戳人心。不過如何把真人真事的海量素材整合到一部90分鐘的電影之中，卻是一件非常考究的事情。劉建執導的《我要太陽》取材于張淑琴女士1996年創立的太陽村兒童教育咨詢中心。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這個NGO組織已經在全國建立起十個太陽村，救助過6000多名孩子。可以說，這個真人真事是一個群體素材，而素材的總量是極其龐大的。

面對海量的素材，影片不僅進行了代表性的取舍，更深入地挖掘了太陽村的社會意義。本片首先給觀眾講清楚的，是太陽村的特殊性。它并不是一種常見的、普通的非盈利公益組織。太陽村收留的孩子，都是服刑人員的子女。

于是我們看到影片的開端，是白百靈頂著壓力辭掉了警察工作，投身到太陽村的建設中。期間有很多人勸她，其實是導演想通過這些人的不解，引出太陽村的社會意義。通過白百靈從警察視角進行的分析和闡述，觀眾能清楚地知道原來社會上還有這樣一個亟需照顧和關愛的群體。觀眾還了解到，如果不照顧和關愛這群孩子，他們身體的傷疤遲早會變成內心的傷疤。那樣的話，悲劇就將一代代傳遞下去。

當觀眾理解了白百靈的初心后，影片進入第二階段，以程浩和李秋桐兩個孩子為典型，講述了這個群體的特性。程浩的傷疤尚處于身體層面。他只是因為父親離世母親入獄而失去了生活上的物質條件。這類孩子，只要白百靈將他接到太陽村內即可。當生活環境變好后，程浩很快就從一個小臟孩變成了小帥哥。

李秋桐則比程浩更嚴重一層。影片在講述她的故事時使用了一些懸念技巧。觀眾先看到的是一個不愛和人交談，性格有些封閉的孩子，然后才通過一連串的小事件來層層剝開她的過往。如果說程浩是身體的傷疤，那李秋桐就是冰封的心。因為她繼父對她的傷害，她的內心已經為了回避傷害而自動封閉起來。她甚至對警察都懷有恨意。

白百靈努力嘗試去化解李秋桐的冰封，但起初效果并不理想。這也難怪，畢竟心靈的傷害要比身體的傷害難治愈多了。這時候，太陽村的集體生活就體現出了優勢。程浩等小伙伴雖然被李秋桐懟過很多次，但他們還是將其看作朋友。尤其是在繼父找上李秋桐并威脅她時，是程浩等人擋在了她身前。

程浩和白百靈是兩個著力塑造的孩子，其他幾名孩子也得到了群像型塑造。在他們練習合唱表演的時候，一開始能看出他們是非常不齊的，可是經過一段時間的練習，他們不僅每個人的動作熟練起來，而且整體也越來越齊。這就是導演用鏡頭語言講述出的成長，暗示著每一個孩子都會走出陰霾，走向健康的未來。當有人把愛像太陽一樣灑出來，不僅傷疤可以治愈，冰封的心也可以再次溫暖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