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盧米埃爾兄弟在法國巴黎一個地下咖啡館放映了他們拍攝的影片，這一天被世界公認為電影誕生日。在電影誕生的一百多年來，隨著電影技術的不斷進步，推動電影市場不斷發展，影片傳播的渠道和題材類型越來越多樣化，而中國電影則進入“百花齊放”時代，越來越多的優秀影視作品涌現，與此同時在商業大片的視效感官沖擊下，衡量一部電影的成功，不完全是票房的成功才是它的終極價值，尤其對文藝片的評判。如今在80、90甚至00后為觀影的主體人群下，少數民族電影作為少數民族文化的邊緣載體，如何在商業電影的語境下生存發展，這是所有少數民族電影人應該思考的。 秉著傳承發揚少數民族文化的精神與信念，羌族導演藝兮選擇植根本民族的生存土壤，用母語為依托展現本民族的根與魂。十年磨一劍，創作并拍攝出電影《紅色土司》，作為黨70周年的獻禮片，藝兮導演在偶然得知本民族竟還有一位這樣的傳奇英雄人物時，初感很好奇，后在與安登榜后人的拜訪交談中，深入了解了安登榜的英雄事跡后，更堅定了要將這一人物拍攝成電影，讓更多的年輕人能了解這段歷史文化。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根據史實，電影《紅色土司》的時代背景設置在國共內戰，紅軍長征時期。影片采用雙線性交叉敘事的表現手法，主線根據歷史時間線敘述了安登榜從疊溪地震救災，得罪國民黨高官，老土司病逝到安登榜成為新一代土司，掌管六關十堡的初成長，到安登榜因不滿國民黨對羌民苛捐雜稅反抗被通緝追殺，再到與共產黨結緣被感召成為一名紅軍戰士，最后在籌糧的路上壯烈犧牲的故事。副線則圍繞親情、愛情、兄弟情展開，一個成功的男人身后有一個默默支持他的女人，娜依作為安登榜的妻子，等了安登榜一生，從青絲等到白發，最后等到他戰死的消息時安詳離世；蘭巴澤作為安登榜的青梅竹馬，因仰慕之情偷偷加入紅軍，最后舍身成仁，小愛成大義；在與國民黨反動派的幾次戰役血拼中，安登榜敬重的紅軍排長、政委的相繼犧牲，在悲慟的同時不得不扛起大旗，繼續為余下的紅軍戰士北上籌糧。安登榜作為一個首領、丈夫、父親、最后蛻變成一名戰士，在影片中扮演了多重角色，鮮活的人物性格有菱有角，展示的淋漓盡致。 在當時特定的歷史大環境下，安登榜作出這樣的抉擇是必然趨勢，在實踐中檢驗發展真理。電影《紅色土司》可能從故事的懸疑性上略顯蒼白，作為主旋律的人物傳記，觀眾可能從影片開始就能猜到人物結局，但從文化解讀上，其拍攝手法還是可圈可點。以宏觀視角來看整個電影畫面，影片開始，幾個航拍鏡頭展現了羌區大氣磅礴的自然地理風貌，考究的攝影構圖，配上恢弘的音樂作為背景鋪陳，奠定了整部影片悲愴的基調。夜深人靜時，安登榜站在山上朝著遠方吹奏羌笛，鏡頭切換娜依站在羌寨屋頂上吹奏口弦，兩人分隔兩地遙相呼應，思念之情溢出熒幕。而在羌區流傳著這樣一個傳說，相傳在數千年前，一位叫爾瑪撒哈的羌族小伙喜歡上了羌族姑娘白珠，為了打動白珠的心，他用幾個竹片做成一個簡單的樂器送給白珠，白珠試奏后音色清雅，心里特別高興，但爾瑪撒哈的舅舅給他定了一門親事，他雖不樂意卻不敢說出來，白珠知道后很傷心，爾瑪撒哈成親那天，白珠傷心地爬到山上，一邊演奏口弦，一邊朝爾瑪撒哈的家里眺望，最后跳下山崖以死殉情，這個凄婉的愛情故事由此流傳下來。羌笛、口弦作為農耕時代的產物，導演藝兮用此道具符號，隱喻暗示了安登榜與娜依間的悲傷結局。影片最終表達的已經不僅是對英雄人物事跡的謳歌，還有傳奇女性對美好愛情的堅守。導演的高明之處是在影片中并未刻意展現本民族的風俗特色作為觀眾的獵奇點，而是服務于劇情的發展，真實客觀的再現還原歷史。 觀少數民族題材電影，除了影像質感、純度和文化深度外，還是要看它最終傳達了什么。它與商業片的不同在于，它可能注重的是傳達，這里一定存在導演和各主創想向外界傳達的信息，而這個信息從某種意義上理解，也是解讀民族文化的密碼。盡管電影本身沒有問題，但是既然是一部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就不得不注意到漢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的位置問題。對于少數民族文化，我們是站在一個旁觀者還是一個拯救者的立場？不把眼光局限于民族主義才好。這或許也是把少數民族地區電影真正當作電影藝術本身而非意識形態本該有的立場。電影《紅色土司》作為首部羌族戰爭史詩片，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民族文化傳播之路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