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ázquez 這個角色就是一個布努埃爾版的哈姆雷特，他看似什么都在做，而他“做”的就是“不做”：不去刺殺Vargas，不去介入暴動，不去除掉Gaul, 不和Ines一起去墨西哥, 他第一次“不做”“不做”是：抗命，違抗Barreiro本尊的命令，布努埃爾評論道，這個時刻“宣告了他的死亡，也宣告了他的解放”，至少這部電影已經先于 Vázquez“死亡”。 布努埃爾和他的編劇如此標注Vázquez的“命運”：“犧牲，犧牲他厭惡的，犧牲他愛的，犧牲愛他的。”但是Vázquez的“犧牲”是為了“犧牲”本身的“犧牲”。在政治，情欲，倫理等各條戰線 ，Vázquez都在尋求“不”滿足，用這些“不”滿足串成的腳鐐鎖住自己的雙腳，確保他永遠不會走出“不得志的哲學王”的享樂之外。 和Vázquez恰恰相反的就是Ines，她有一個足夠支持她和全世界作對的欲望：逃離Ojeda。為了這個欲望，她可以犧牲忠誠，肉體，包括愛情，這部電影最出色的場景自然是Ines“犧牲”的場景：

這是一個真正驚人的場景，在行刺Gaul失敗之后，Ines毫不猶豫地調了個頭，選擇獻身避免Gaul現在就對她和當時還處于她“愛人”位置的 Vázquez下手。而之前在Gaul的辦公室，Ines已經做過類似的事情了。連續兩次的“犧牲”仍然不夠，不夠的原因在于Ines至此仍然不能擺脫作為獵手的各路男人的欲望，而不分男人女人，人的欲望都是他者的欲望的后果，他者就像Ojeda這座孤島一樣，都是Ines注定不被允許逃離的。從頭到尾全片只有一個英雄，所有觀眾都能記住的名字也只有一個，那就是Ines。在這個女人身上，我們看到了和男人在面對他者的欲望時候截然不同的選擇。不過，男人也不全是“有”或者“無”的二極管，在 Vázquez 這里我們看到了第三個選項：“有”但不“用”，從而保證能一直“有”。 所以 Vázquez的選擇是癔癥主體那里最常見的想象性“犧牲”（閹割）：主體不做明明可以和應該做的，從而把責任和義務全部推給他者，進而確保自己不被他者的欲望完全捕捉。 “Era un idealista”，Vázquez就是Ines口中這樣的“理想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