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天譴》的瘋狂尚且是人在前現代景觀面前所產生的詫異以及由此引發的對現代文明的具有歷史價值的反叛行為的話，那么在赫爾佐格后來的電影《綠螞蟻安睡的地方》中，不被現代人所理解的前現代文明對現代人而言，就連引發價值的意義也不具備了，經由前現代文明撬開的現代文明，徹底遁入了虛無狀態。《綠螞蟻安睡的地方》通過表面的古典主義敘事，再次展示了現代文明與前現代文明之間的對立，擠壓在這兩種文明之間的主人公同樣落得被自然的虛無所吞噬的結局。 雖然這部電影和《天譴》一樣是古典主義敘事，但正如前文所述，赫爾佐格的電影永遠是對古典敘事的反叛。無論是他的紀錄片還是劇情片，古典敘事的符號指意作用無時無刻不經受著束縛與破壞。這部電影同樣也不例外。古典敘事最首要的前提就是盡可能將執導者的一切痕跡全部清除。但在赫爾佐格的電影中，“擺拍”反倒成為了他在鏡頭調度上最顯著的特點。鏡頭中角色表演的刻意性與斷裂感，蒙太奇層面對敘事的不斷干擾與打斷（尤為顯著的就是自然景觀經常毫無道理地插入其正常敘事中），故事情節的諸多失理與留白等等，都是他的作品的明顯特征——這一切無不是對影像的指意作用的破壞。但恰恰經由這些破壞，在消解了“角色—故事”的戲劇性的同時，赫爾佐格卻展示給我們另一種戲劇性，姑且稱為“景觀—心靈”的戲劇性。之所以談到這種戲劇性，是因為《綠螞蟻安睡的地方》作為一部典型的赫爾佐格式敘事片，恰是在這種“反戲劇性的戲劇性”上，集中而深刻的切入了現代文明底座的空虛之中。 電影的開篇依舊是赫爾佐格最鐘情的兩種元素：蜃景與歌劇。這兩種元素的搭配象征了作者的世界觀與修辭的搭配：世界宛如一場夢，人的心靈則是崇高的神秘。在敘事進入澳大利亞原住民和礦業公司的矛盾之前，一個尋找她失蹤的狗的老太太的小細節非常耐人尋味。它依舊象征了一種荒謬，但這荒謬是“干渴”的、“焦慮”的：在如此廣袤的土地上，這只狗的具體失蹤地點無法被精確定位，但它對于老太太而言則是生命所系，老太太的講述陷入了自己與這只狗的感情之中，卻無法向技術人員提供任何有效的尋找線索。又是人與人之間的無法溝通。而這無法溝通就意味著每一個人對于他者而言都是一個謎。老太太找狗的戲份象征了現代科技對人際關系的間離。這是第一對無法對話的人群，它引領出了接下來在根本意義上無法建立溝通的原住民與現代文明。 這里有一些很關鍵的問題：既然前現代文明在赫爾佐格的電影中占據了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赫爾佐格多大程度上走入了這些前現代族群的心靈世界？他的影片是否是站在前現代立場上對現代文明的批判？對這一問題的肯定性回答很容易將他與人類學家之間劃上等號。但這部影片很有趣的一個細節就是對一個已經娶原住民為妻并且生子的人類學家阿諾德的漫畫式表現：當哈克特去詢問阿諾德關于原住民的問題時，阿諾德拒絕見他，大聲喊“no”，大罵走到盡頭的腐朽的西方文明；當哈克特最后大徹大悟，準備留在這里時，阿諾德建議他去一個箱子里居住。這個一閃即逝的“阿諾德”同樣是一個謎，他不是一個豐滿的角色，他甚至連觀點代言人都稱不上，充其量只算是一種莫名而來的情緒。阿諾德不是一個成功者，他不像是一個成功的人類學家——人類學家則是那些依憑自己對原著民的所謂“科研成果”以及站在原住民立場上的“鼓噪吶喊”而獲得《天譴》中阿基爾所說的“黃金、權勢、名利”的“末人”們。阿諾德更像是一個逃兵，一個從人類學學術體制中跑掉的逃避者。他為什么不做一個在現代文明中批判現代文明的學者呢？我們看不到這個角色任何的內心活動。他只是一個逃避的、自我封閉的符號。“將角色定位成一個迷，赫爾佐格為觀眾所建構的視角，標示著一個無法穿透的空間，隔開角色的空間與觀眾的空間。” 在阿諾德身上所建構的這種隔離恰恰隱藏了作者的深刻內涵：超越所有價值的終極深刻乃是虛無，唯有這虛無才是最真實的，而一切價值評判都有虛偽的成分。也就是說赫爾佐格作為一個現代文明的產物，在面對前現代的原住民文化時，其實也是很難真正進入的。他對現代文明的“撬底”不代表他傻到了要回歸前現代文明，他要回歸的是虛無——或者說接連不斷的“詫異”之后的一片空白。甚至片中原住民對綠螞蟻的信仰也不過是赫爾佐格捏造出來的虛假劇情罷了。而這些原住民作為業余演員，除了充滿皺紋與沉默的面孔外，毫無學院派的“演技”可言。捏造的“信仰”與充滿漏洞的表演和角色刻畫，與其說是在故事內部營造戲劇性，還不如說這些充滿技術問題的內部元素與鏡頭和觀眾之間的關系上，本身就有著極其豐富的戲劇性——恰恰是憑借著后一種戲劇性而非敘事本身的戲劇性，前現代文明的精髓反倒以某種近乎催眠的方式傳遞給了觀眾：礦業公司與信仰綠螞蟻的原住民之間的沖突更像是一場儀式，原住民在推土機前面的神秘舞蹈，他們吹出的沉重的號聲，他們那刻滿皺紋但沉著堅毅的面孔，這些與故事本身沒有關系的元素卻與故事一道構成了這場儀式上閃耀著靈光的祭物。 而這場儀式的核心則是哈克特。整個影片可以說是哈克特對前現代文明的一場心靈探索之旅。哈克特的探索可分為三個階段：從他產生對原住民思想的困惑，四處尋找答案直到他的困惑越來越深，他的空虛以足球解說錄音的方式表達出來為第一階段；他帶領原住民參觀公司，原住民對飛機產生興趣直到審判結束他已徹底轉變為第二階段；原住民長老坐飛機失蹤則為第三階段。在這三個階段中，哈克特的精神世界經歷了困惑、焦慮、孤獨、認同、平和的過程。而最終他決定留在這里，消失在廣袤的土地中，則是獲得了一種宗教救贖的象征。所以也可以把哈克特這番探索看成是他由一無所知到逐漸獲得神啟的過程，只不過這個神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作為謎而存在的“存在”本身。在基督教中，神的啟示“不是要密封留給未來，而是針對人們目前的處境所說的話。” 但陷于目前的壓抑處境而不自知的人們能聽得進神的啟示嗎？哈克特最終將足球解說的錄音給原住民小孩聽，一方面是想讓他以前現代公民的身份做個見證，見證現代文明的焦慮與空虛；另一方面，錄音磁帶作為歷史檔案的載體，寄托著作者想要把“人類目前的處境”歷史化，留給未知的未來的目的。 這場沖突于哈克特而言，乃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禮，他通過這個事件看到了自己作為一個純粹的技術人員多年以來自欺欺人的虛無狀態。或者說哈克特這場存在論意義上的“解蔽”運動讓哈克特產生了真正的“畏”，所以他會與那些無視此“畏”的、高傲的公司成員在官司成功后冷言相對。“‘畏’讓此在超越世俗領會自身的可能性，將此在最本己的、最自由的自身存在表現出來。” 對現代文明之自身存在的虛無狀態的考察是很有必要的：空虛的底座就在這里。正如尼采所言： “我們的學者們與想增加自己繼承來的一塊小地產、勤奮地從早到晚忙著耕地、駕犁、吆喝牛的農夫幾乎沒有區別，至少不是為了自己而有所區別。……人如此緊迫的從事自己的事物和自己的科學，只不過是為了由此逃避任何寂寞、任何真正的閑暇會硬加給他們的那些最重要的問題罷了，也就是逃避那些關于為了什么、來自何處、向何處去的問題。我們的學者們甚至不能想到那個最迫近的問題：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匆忙、他們最痛苦的眩暈究竟有什么用？難道不是為了掙面包或者追逐名聲？” 這也正是現代社會人最致命的問題：所從事的事業與精神信仰的脫節。哈克特經過對原住民的前現代狀態的探索與感受，令他真正體會到了這種與精神信仰脫節的現代理性的“無根狀態”。“現代科學主義使人喪失了信仰的內在能力。……人的自我僅成為智慧與意志力的一個碎片，再也不是完整的了。” 弗洛姆準確地指出了現代社會的根本危機所在。在影片中則表現為原住民文化對現代理性的消解。那么現代理性對原住民文化的沖擊呢？極為冷靜的赫爾佐格并沒有回避這一問題，這場官司的勝利者終究是礦業公司一邊，而原住民信仰是無法抵御這個堅固的權力堡壘的。從綠螞蟻到綠色的飛機，赫爾佐格既正面理性世界，講述了他們必然的悲劇，又以這種藝術的方式給予他們的信仰以救贖。原住民的結局再次呼應了他一貫的“天地不仁”的主題思想。而哈克特本質上與《生命的痕跡》中的史楚錫一樣，在這不仁天地的環繞中，既不是一個默默承受的順應者，也不是《天譴》中阿基爾那樣的瘋狂者，他只是一個小人物，被夾在公司與原住民中間，無法偏袒任何一方，亦沒有特定目標——他的“小”與“邊緣”令他最深刻的體悟到了自身的存在。他與法國作家普魯斯特一樣，正是群體中的邊緣地位與低調人格使他可以看到現實背后的虛幻，寫出洋洋巨著《追憶逝水年華》，哈克特的邊緣地位（本不隸屬公司，只是一個地質學家）與尷尬作用也使他看到了現代文明背后的虛幻。前現代早已離去了，現代的底座又是空的，赫爾佐格通過馬不停蹄的消解為我們呈現了人類文明的“海市蜃樓”。 不妨將這部影片與黑澤明一部題材類似的影片《德爾蘇?烏扎拉》進行比較。在《德爾蘇》中，主人公也是個居于前現代文明中的老獵人，但這個獵人與現代文明的關系則要比這些澳大利亞原住民友好得多。雖然德爾蘇同樣具備與篝火進行擬人對話、將太陽和月亮看做兩個男人等前現代文明的思維方式，但影片又加進了德爾蘇要求為未來的路人留些糧食、緬懷妻子兒女、不惜一切救隊長等前現代文明與現代理性的人道主義思想之間曖昧不清的內容。而這些內容明顯是黑澤明作為作者極其著力的“私貨”。尤其是當他與隊長在冰河上迷路、兩人拼命割葦草以備夜間取暖一段，可以看到隊長明顯是在烏扎拉的引導下割草的，而當二人重逢大部隊，隊長向烏扎拉道謝時，烏扎拉卻說“無需多謝”——這一切都表明了烏扎拉對現代文明的傳道者（這些俄國探險家的勘探目的便是要在日后將現代文明帶到這片未經文明侵染的原始森林中來）是站在幫助立場上的。此后的情節發展都明顯表明烏扎拉已成了這只文明殖民先遣隊的一員。從這些內容不難看出赫爾佐格的文明觀是與黑澤明這種人道主義思想截然不同的。一個是高唱著人道價值的凱歌，一個則是冷酷而幽默的解構掉一切人道價值。即便烏扎拉最后因為射殺了他心中的“山神”——一只老虎，從而對自己的所作所為進入了反省階段，但這依舊是利用前現代的思維方式對現代文明中環保主義價值觀的一種表達。德爾蘇的言談與行為始終是可以納入現代文明的價值觀中的（尤其他自始至終對人只有“好人”與“壞人”的兩種區分，價值評判高于一切的壓倒性文明思維明顯可見），但赫爾佐格的前現代世界則是徹底無法與現代價值觀溝通的、徹底祛除了價值判斷的、近乎上帝的“俯視視角”。完全可以將德爾蘇視作一個游走在現代文明的邊緣、具備前現代思維的、以其極端人道主義精神照耀現代社會的英雄，但這種英雄主義在赫爾佐格的作品中則是被解構的對象——最典型就是《史楚錫流浪記》中對美國夢的解構。黑澤明與赫爾佐格的對比正是一廂情愿與超然物外的對比，是站在古典人道主義價值觀立場上與站在文明之外的神秘立場上的對比，是過于執著的瘋狂與“我笑他人看不穿”式的超越式瘋狂的對比。所以《綠螞蟻存在的地方》也可以看做是一部喜劇片：“喜”就“喜”在經由角色表演、鏡頭剪輯和敘事發展的節奏上的遲鈍感而達到的對各方觀點與立場的“同時消解”。那些固定不動的凝視著我們的原住民的面孔，也許早已“看穿”了我們內心的焦慮和空虛而我們還渾然不自知。正如有人對該片的評價：“在時間與歷史之外，赫爾佐格能夠既是個本質主義者，又讓他的角色讓我們知道他們在表演，而且他們的表演有超越悲劇的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