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像爆炸般誕生、幾乎不合理、幾乎不屬于它們的作者和上下文的電影——從《德意志零年》[1]和《死吻》直到《麥基與尼基》乃至《深水》（Deep End），也許還有《殺死地下老板》，當然還有這一部——都有一種驚人的凜冽之美，以及一種神秘的自信。從那個抖動報紙的時刻開始——抖動是這部電影中一個反復出現的意象（以及性暗示），就像《低俗小說》里的吸管——我們突然知道我們在看一種完全陌生、詭譎、幽閉然而毫不生硬地可享受之物。這種詭譎一直伴隨了整部電影，并且不斷加強（想想那些在投影邊擦拭手槍的場景中不可解的對位法）；然而同時這又是一部塔蒂般幾乎歡樂（幾乎幸福，多么怪啊，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的電影，一部很好看的電影。它看上去像是一部《讓娜·迪爾曼》，實際上卻是其反命題；到后來，我們才會明白導演/作者施展的文本技巧，以及某種有意阻止我們“認同”人物的意圖；作者是帕索里尼一派，這里在性別角色上不可解地以最粗俗的方式達到了最敏感的地方。作者毫不吝嗇直露的符號（防毒面具，大溪地），因為他知道一切在最后仍然聳入高維空間，永遠自我拆卸，永遠不向我們妥協。我們會記得主人公妻子在錄像中那幾個無以言表的瞬間，也會記得肉餅，還會想著高更。 有一種可能，這位Glauco或無名的主人公事實上就是迪林格本人，只不過在假造死亡的二十多年后已經忘了自己本來的身份——直到他重新發現那把槍。 B /A- [1] 一部籠罩著招魂般氣質的電影，幾乎是一部自我完成的電影：其中大量重要場景甚至是在羅西里尼回羅馬處理亂七八糟的婚姻問題時由副導演Lizzani接手拍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