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antaku Dai 2015年，中韓協同制作了一個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故事，該故事的原貌大概是說有一個販毒集團為了掩人耳目，借由假做物流公司打掩護做毒品交易。 這個故事先后在中國大陸和韓國被翻拍成電影，前者在去年上映后不僅遭遇了票房上的冷遇，其在豆瓣上的評分至今都仍只有4.9分。而后者，在幾乎沒有一線明星加盟的情況下，上映至今的票房已經打破了韓國電影歷史上的最高票房紀錄，該片超越歷史題材戰爭片《鳴梁海戰》，登頂韓國電影影史票房冠軍。 這兩部電影就是前兩天被大家吵得火熱的說韓國抄襲我們的《龍蝦刑警》和《極限職業》，所謂“抄襲”一說，現在已經被韓國制作方澄清實則為“一本兩拍”，不過是中國這邊先拍出來了而已。 我們要關注的，其實并非抄襲與否，而是為何一個相同題材，甚至是出于一個文本的故事，會在上映后遭遇如此兩極化的口碑和票房。其實如果單純從文本層面來講，這種借由“錯位”來達到敘事效果的故事，早就已經不新鮮了。伍迪.艾倫早在將近二十年前就借由《業余小偷》講述了一個類似的故事，一個小偷準備搶銀行，用甜餅店來打掩護，結果沒搶到銀行，但甜餅店卻火了。 那么對于一個“套路化”的類型故事，究竟要怎么講才能讓觀眾買賬？對于類型片而言，其類型的框架及其框架內的元素和主題其實都是相對固定的。聚焦于犯罪電影，必然少不了警察與犯人的二元對立，正與邪的對抗，以及諸如動作場面，追車戲等等固定的元素。 而這一類故事的尾聲，如果以警察或偵探為主角，往往會以將犯人抓拿歸案或是解決案件找到兇手告終，諸如我們熟悉的福爾摩斯系列，或是香港著名的警匪片。如果以反派為主角，大部分在結尾會以壞人最終橫尸街頭結束，比如《邦妮與克萊德》，《放逐》等等。 因而，評判類型片的標準，在如今的創作環境中，如果單以完成基本類型片都具備的必要元素的完成度上來說，其實不會有什么大的突破和驚喜。 縱觀這兩年能夠引起話題度的犯罪片，埃德加.賴特執導的《極盜車神》將音樂元素融入其故事和剪輯之中，賦予了犯罪類型以不同的風格樣式。而諸如《獵殺風河谷》或是《耐撕偵探》之類的作品，則將關注重點放在了對于傳統犯罪類型的“反叛”上，“破案”這一戲劇動作只作為主線承擔聯系全片的作用，而影片更多討論的則是關于角色與所處社會，以及其個人面臨困境的沖突上，更有趣的作品則是直接打破類型設定的角色，加入很多具有導演個人風格的表達。 那么回到對于《龍蝦刑警》和《極限職業》的對比上，后者壓倒性的口碑和票房成績，其原因或許就在于導演對固有類型框架的擴展和有效的將故事本土化上，筆者會就這兩個點做具體分析和讀解。 對“小人物”的關照 去年的一部《國家破產之日》，讓觀眾直觀而深入的了解到了韓國社會所存在的階級固化問題，資源和市場的壟斷使其國民的貧富差距和生活水平都差別極大。反映在電影中，觀眾可以發現雖然《極限職業》中的五位主人公都是“警察”的身份，但是拋開公職，他們就是普通的百姓。 導演在開場便借由一場五人小隊破窗掃毒來完成對于人物的塑造和與觀眾建立認同和代入感，一般我們在犯罪類型片開場，都會有專案組小隊閃亮登場的段落。而本片則不然，諸如隊長破窗時因為害怕撞碎玻璃賠錢而不敢撞玻璃，以及其后幾人手忙腳亂的去抓犯人，都給人十分真實的觀感，他們不過也是普通人。當我們與角色拉近了距離，自然也會擔心角色的處境。 而相比之下，《龍蝦刑警》的開場王千源飾演的警察一頓耍嘴皮子，接著闖入賊窩后就是一連串升格的打斗，導演只顧動作場面的展示和完成“抓捕”這個戲劇目的，而忽略了對于角色的塑造，這使得該片在開場就已經輸韓版一籌。 其次，韓版中導演著重塑造了高班長這個角色，其所承擔的恰是大多數韓國民眾都能代入的我們所謂的“小人物”。導演為高班長設定了事業和家庭的雙重困境，在事業上由于屢次沒有成績，自己的小隊面臨解散，他本人也面臨被調配貶職的壓力。在家庭中，由于常年沒有得到晉升，與妻子的關系始終很不穩定。妻子雖然嘴上不說，但是看得出由于丈夫的“不求上進”給家庭帶來的壓力和其本人的不滿。在如此的情況下，當高班長開始賣“炸雞”，并且逐漸沉迷其中時，觀眾會更有共鳴和理解角色的選擇。 而相比之下，國產版幾乎完全忽略了對于王千源飾演的警察杜宇飛的人物塑造，導演沒有給予這個角色以壓力，他只是在辦案，這種前提下角色所做的任何選擇，于觀眾而言，自然不會認同。就拿“盤店”這個片中的重要情節點來說，韓版角色作出決定源于上述提到的壓力，而中國版則是因為一個巧合有了錢進而就要盤店，在動機層面明顯后者弱了很多。 至于兩個片子中都很重要的食材，炸雞和小龍蝦，單純從認可度上來說，二者都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各自國家老百姓最喜歡的美食。炸雞，一度被稱為是拯救了韓國經濟的食物，這主要是因為在97年亞洲金融風暴中，很多商家都是靠著賣炸雞撐過難關的，而且在物價和消費水平都極高的韓國，炸雞幾乎是公認的平民美食。而小龍蝦在我們民間的知名度自然是不用說了，想了解小龍蝦有多火，去北京著名的簋街溜達一圈就明白了。 在韓版中，因為炸雞所具有的的歷史和文化意義，因而當五位刑警為了“蹲點”而盤下炸雞店后，陰差陽錯的生意火了，作為韓國觀眾自然是能夠理解和認同的，特別是馬刑警推出的“排骨味炸雞”，無論從獵奇還是現實意義上，都噱頭十足。同時，高班長在炸雞生意好了之后，明顯愈發沉迷于當雞店老板，其背后的原因，自然是由于其所面對的事業和家庭的重壓。 這很容易使觀眾產生共情和聯想，作為平民美食，賣炸雞似乎是很不入流的職業，但是實際上恰恰反映了人們為了生存而拼命努力的風貌。雖然為警察，但是卻沒有辦法真正獲得自己想要的，這種不得志的生存境遇可以影射到任何職業當中。當高班長自詡為“雞店大叔”時，他已經站在了普通老百姓的一邊。 而在國產版當中，導演顯然沒有把“小龍蝦”當回事兒。作為班長的杜宇飛自始至終都很抽離，甚至在店掙錢的時候充當起了“道德先鋒”，對這幫因為賣“平民美食”的同事說出他們掉進錢眼兒里了這句話。當然這也情有可原，“道德說教”一直都是我們電影中常犯的毛病，什么道理一定得盤清楚了才罷休，完全不管角色到底會在特定環境下做出如何的反映。 不把普通人當回事兒，自然贏得不了觀眾們的尊重和認同。韓版中間段落令人啼笑皆非的賣炸雞的故事一度給人一種看美食節目的即時感，導演用心去拍攝整個炸雞店運營的過程，這不僅能夠制造一種錯位的笑料，同時也能夠將影片的主題做以延伸。相比之下，國產版在這方面可謂是全盤皆輸，他們不在乎，也沒有想過為什么要用龍蝦，為什么好吃也就是寥寥帶過，一味地去講一個陳詞濫調的套路故事，想不“撲街”都難。 二元對立的正邪沖突 無論是在麥基的《故事》還是悉德.菲爾德的《電影劇本寫作基礎》中，兩位作者都提到了在類型片中設立一個“反派”的重要性，一個絕對壓倒性的反面力量，會是推動故事發展的最重要的元素。單純從類型上來講，《極限職業》和《龍蝦刑警》的差別也是極大的。就拿其反派設置來說，《極限職業》中導演設計的毒梟老板，可以面無表情的拿刀捅手下，甚至會指使下屬直接拿刀砍犯錯小弟的腿。導演不斷地通過一些段落來強化反派的危險性，以此來為主人公們抓捕犯人提高難度，這其實本質上是為了提高觀眾對于結尾大追捕的期待。 相比而言，《龍蝦刑警》在反派的選擇上啟用了因《笑傲江湖》火遍大江南北的周云鵬，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強影片的笑料，畢竟周云鵬的脫口秀還是很有趣的，但是作為類型片的反派，顯然周云鵬是不夠氣場和威脅性的，無論他再怎么擠眉弄眼，在觀眾看來，這還是一個脫口秀演員在假裝混混。 類型片的拍攝上，對于角色選角是至關重要的，就像提到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我們首先就會想到牛仔，提到任達華，就是黑社會大哥。創作者不能為了所謂的笑料而隨意選擇角色，因為這勢必會產生與其初衷完全不同的效果。 在正派人物的設定上，韓版中的每個角色都或多或少的有自身的缺陷和小問題，而這也是傳統類型片要解決的，主人公借由一段旅程或是冒險得到升華和克服自身問題。韓版中的馬警官好賭，張警官易怒暴躁，在勛沖動好動，每個角色都有需要克服的自身的問題，他們雖然都不是完美的化身，但是都有自己的道德底線。 有問題和缺陷才是正常的人，神都不一定是完美的，況且導演在片中也沒有去抹黑和諷刺這幾位警官，最后抓捕時他們各顯身手其實已經完成了對他們警官身份的認可，雖然平常吊兒郎當，但是都是撐得起國家公務人員的名號的。 對應著，國產版的問題自然就不用說了，導演把塑造人物的時間都讓給了角色間無意義的斗嘴和玩鬧，重復的抓捕動作消耗著觀眾的耐心也在不斷將角色和觀眾之間的距離拉遠。 類型中的“本土化”策略 韓版的故事當中，警匪間貓鼠游戲的追捕雖作為影片最重要的情節主線，但是導演有意在片中加入更多具有本國特色的元素和對于社會問題的關注，這使得該片更能引起觀眾們的共鳴和關注。 比如食客們對于“排骨味炸雞”的喜愛，這種在“從眾”和“獵奇”心理作用下對網紅店的追捧不僅是韓國的文化現象，在中國也是如此，東西不一定好吃，但是一定要拍的好看，就像前段時間看到的“老干媽口味的舒芙蕾”，真的能下口么? 再來，片中出現了一個要采訪高班長開的炸雞店的記者。由于記者被高班長拒絕采訪，進而選擇用曝光抹黑的方式對炸雞店進行報復，這種對于媒體捕風捉影和跟風炒作的展示，同樣是韓國社會現在普遍存在的問題，導演在片中加入的諸如此類的情節都為影片注入了很多時效和話題性。 還有一些片中有趣的彩蛋設計，譬如高班長被稱為“僵尸警官”，包括其在最后與反派的纏斗中也有類似于僵尸的動作，這些應該是在致敬和調侃高班長的扮演者柳承龍在Netflix原創劇《王國》中的角色。另外還有片尾在碼頭響起的《英雄本色》的經典配樂，其無論從場景的選擇還是角色狀態上都與《英雄本色》頗為相似，作為曾經風靡全韓的港片熱，應該沒有什么能比在犯罪片里聽到《英雄本色》更令人興奮了。 而國產版在這方面幾乎“本土化”為零，一味地去講那個犯罪故事，只有一個小龍蝦企圖讓觀眾帶入，這自然不會有任何可觀的收益。 其實國產片在本土化方面一直存在問題，去年年末上映的《來電狂響》，改編自意大利的電影《完美陌生人》，因偷窺隱私，交換手機引發的話題讓本片獲得了極大地關注。但是縱觀全片的本土化設計，更像是一種混亂的拼湊，無論是外賣小哥，還是婆媳關系，都只是一種“表面”的展示，好似是告訴觀眾，這個故事是中國的，但是卻絲毫不會讓人有代入。 類似的案例還有黃磊的《麻煩家族》，原作山田洋次導演的《家族之苦》三部都是筆者的心頭愛，黃小廚的改編雖然努力搬演原版的故事，但是僵硬的本土化，諸如北京烤鴨，國貿CBD之類的食物和地名，完全沒有融入故事當中，又怎么會讓觀眾感同身受？ 尾聲 一個一本兩拍的“類型故事”，一個通過巧妙地本土化策略和對于類型的繼承和發展獲得了極高的票房成績和口碑，另一個則因為一頭撲在簡單地故事上而全盤皆輸。 諸如此類的案例在中國電影近兩年的翻拍片中比比皆是，明明有珠玉在前，為何總是無法翻拍的令人滿意？或許有一些原因是無法言說的，但是也自然不能全盤推責于那些不可抗為的因素。 創作者對于一部作品的翻拍改編，如果拘泥于原版的照搬，那便是無意義的重復。觀眾為什么想去影院看一部之前看過的電影，自然是希望從中獲得些之前沒有感受過的，或許是文化上的某種認同，或許是一種對于本土化的好奇，比起規避紅線，不如想想如何去塑造好一個人物，或是融入一些符合我們這個時代的命題，這可能才是對于翻拍片最應該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