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一九三八年，保爾·瓦萊里寫道：“文學的歷史不應當是作家的歷史以及作家生平或作品創作生涯中的種種際遇的歷史，而應當是作為文學的創造者或消費者的精神的歷史。甚至可以不提及任何一位作家而完成這部歷史。”在談論文學史時提到精神這個詞，這不是第一次。一八四四年，在康科德，另一位作家就曾寫過：“可以說世間所有的作品都是由一個人寫出來的；這些書的中心如此統一，以至于無法否認都是出自一位無所不知的博學先生之手。”（愛默生：《散文集》，第二卷第八章）此前二十年，雪萊曾發表見解說，所有過去的、現在的和將來的詩作，都只是一首無窮無盡的長詩的片斷或選段，那是全球所有的詩人建樹的長詩（《為詩辯護》，一八二一年）。 這些觀點（當然，隱含著泛神論）可能會引出一場永無休止的論戰；現在我提到它們，是為了達到一個小小的目的：通過三位作家風格迥異的作品，來說明一個思想的演變過程，第一篇是柯勒律治的短文；我不知道究竟寫于十八世紀還是十九世紀初，他是這么寫的：“如果一個人在睡夢中穿越天堂，別人給了他一朵花作為他到過那里的證明，而他醒來時發現那花在他手中......那么，會怎么樣呢？” ...... 引自：《探討別集》 博爾赫斯 著 上海譯文出版社 黃錦炎 譯《柯勒律治之花》 只是讀到這里，想起那片羽毛，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