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此片中白楊飾演素芬是主角，但我覺得演技最好，人物刻畫得最生動自然的是上官云珠飾演的何文艷。電影前半段的女工素芬給人一種矯揉造作的感覺。這時的素芬，少了一分那個時代已經接受了新思想洗禮的進步女士的果敢樸實。在電影開篇素芬與張忠良談情說愛中素芬流露出的嬌羞扭捏和說話的語氣在我看來更接近當時上海交際場上的柔弱的小姐。素芬這個形象最大的特點應該是堅強與執著。總得來說，白楊的語言表演缺乏一種可以透出人物形象內心堅強的力度感，語言總給人一種軟綿綿，不自然的感覺，話劇表演的痕跡有些重，一句話中能聽出她在某些字上特意強調。白楊在表演上的這種缺陷可能與她與當時底層婦女的接觸不夠多，對人物內心的感受不深有關。素芬是糟糠之妻的典型，在她身上體現了中國婦女的傳統美德。勤勞能干，體貼丈夫，孝順父母，愛護幼子，忍辱負重。她的美德不僅體現在對自己家人的愛護，更體現她在亂世中，仍擁有一顆“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仁慈之心。她對張忠良間擁有甜蜜的感情基礎和如蜜月般的婚后生活。在她心中，丈夫永遠是一個擁有偉岸身軀和高尚品德的近乎完美之人。在她們定情之夜，月亮是他們愛情的見證，離別之夜，他們再次遙望著明月。張忠良曾含情脈脈得對素芬說：我就是那顆衛星，你就是那輪明月，我永遠圍繞著你。可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沒有什么東西是一成不變的。當素芬最后看到墮落變心的負心漢張忠良，她之所以沒有經受得住打擊，投江自盡，是因為她太看重這段感情，太信任之前的張忠良了。她與張忠良的感情是她精神的寄托，她之所以能禁受得住生活的重重磨難，正是因為心中有愛的寄托。但一旦這個早已成形的泡沫破滅之時，心中的苦水便一瀉千里。舒秀文飾演的王麗珍從頭到尾給人一種聒噪的感覺，有她出場的畫面，必定是鶯歌燕舞，紙醉金迷的上流社會。塑造這個人物比較容易，就算你留有表演的痕跡也沒有關系。因為交際花本身就有作秀的成分在。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王麗珍就是一個“商女”。這樣的女人一直都存在著。她們是社會的寄生蟲，是利己主義者，一心只顧自己享樂。她們不能體會到亡國之恨，只關心與情郎間的虛情假意風花雪月，她們不關心有多少人吃糠喝稀，之在乎自己的party上是否有可口的牛排，她們體會不到戰爭的血腥殘酷，只希望自己能安身與戰火之外，她們感受不到衣不蔽體的刺骨嚴寒，只是擔心自己慢慢的衣柜里缺了時髦的裝備而不能出風頭。這樣的女人最在乎的永遠是自己。在王麗珍身上，我最想探討的是她對張忠良到底抱有怎樣的感情。她是一個交際花，從上海到武漢，從武漢到重慶，身邊應該不缺可以填補她感情空白的有些資產的公子哥，為什么會最后會選擇當時一窮二白，還要靠她托關系生存的張忠良呢？我認為王麗珍對待感情有一種控制欲，她覺得自己才能是這段感情的主宰者，所以她不可能為了感情而犧牲。這一點與素芬對待她與張忠良的感情有著很大不同。王麗珍最后知道張忠良原先的妻兒還在世時，認為自己才是最悲慘最命苦的那個。她夸張的暈倒，嚎啕大哭，遠不如素芬眼神中流露出的一絲哀怨更讓人覺得凄楚。同為糜爛的上流社會的女性，何文艷又與王麗珍不同。何文艷內斂，善于掩藏自己內心的情感，心思更縝密，頗有心計。她是以一個闊少婦的形象首次登場的。她拿出自己織的唯一一件抗戰背心交給忠良。她織毛線背心，在乎的不是抗日戰士的寒暖，而是背心的款式是否時髦。她前夫在抗戰時與汪偽政權相勾結，發不義之財，抗戰勝利后鋃鐺入獄。當她發現丈夫在外有情婦時，棄丈夫于不顧，將丈夫的財產改在自己名下。她需要張忠良替自己出面辦事而接近他。他們倆的姘居關系應該是單純的男女魚水之歡的滿足。她明白張忠良不會給自己名分，但仍想維持這段肉欲關系。當她知道張忠良的結發之妻就是素芬時，表現出的更多是嘲諷，懷著一種看熱鬧的態度。影片男主人公性格的轉變無疑是值得人關注的一點。張忠良的墮落讓我聯想到了列夫托爾斯泰的《復活》中的男主人公涅赫柳多夫。如果我們評論某個人時，說他善良或者聰明，評論另一個人時，說他兇惡或者愚笨，那就不對了。可是我們總是將人這樣分類。這是不正確的。人好比是河流，所有河流中的水都是一樣的，到處都是同樣的河水，可是每一條河都是有的地方窄，水流湍急，有的地方寬，水流平緩，有的地方河水清澈、冰涼，有的地方河水渾濁、溫暖。人也是這樣。每一個人的身上都有人類各種品性的萌芽，有時候表現出這一些品性，有時候表現另一些品性，常常完全不像是他自己，可是始終是他同一個人。有些人身上的變化常常特別急劇，張忠良就屬于這類人。他之所以發生這種可怕的變化，是因為他不再相信自己而開始相信別人。他不再相信自己而開始相信別人，則是因為相信自己，生活過得實在太艱難，如果相信自己，那么所有的問題就得親自解決，解決起來往往對于追求輕松快樂的動物的我不利，甚至幾乎總是相對立；相信別人，那么不需要解決任何問題，一切都已解決停當，而且解決得總是不利于精神的我而有利于動物的我。不僅如此，相信自己，他總是遭到人們的譴責，相信別人，他常常受到周圍的人的稱贊。比如，張忠良按時上班，認真工作，憂國憂民的時候，同事們認為他這人假正經，有點不合時宜荒謬可笑。他吃喝嫖賭，花天酒地，置辦時髦西服時人們巴結他，與他為伍。起初，張忠良也作過抗爭，但是實在太艱難，因為相信自己的時候，凡是他認為是好事，別人都認為是壞事，相反，凡是他認為是壞事，周圍所有人都認為是好事。結果，他屈服了，他不再相信自己，轉而相信別人。影片中最常用的表現手法是對比和細節意象的反復。張忠良前后改變的對比，國統區上層人浮華的生活與淪陷區生活于水深火熱中的百姓的對比，張忠良的移情別戀與素芬的默默堅守的對比，素芬與王麗珍、何文艷的形象對比。在這種對比之中，更加凸顯了人物形象和電影主題。這種對比又是通過各種相關聯的細節來表現的。張忠良第一次去重慶公司時，在考勤表上第一個簽上了自己的上班時間，鄙視了那些快中午才來，還在考勤表上簽自己八點就到的人。可后來，他也成了這些人中的一員，毫無愧疚得在考勤表上寫著八點到。影片雖然反映的是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事，但其中所表現的人性的墮落和良知的泯滅卻是我們身邊時常發生的事。導演高超的表現手法和拍攝技巧同樣值得我們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