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寫：Kevin（第五屆深焦DeepFocus影評大賽冠軍） 閆嘯林導演的長片作品《菠蘿，鳳梨》在去年年底參加了臺灣金馬影展，并獲得了最佳劇本和最佳女主角的提名。上周，《菠蘿，鳳梨》在第18屆FIRST青年電影展上完成了它的內地首映。影片聚焦于“高考移民”的群體，講述了一位拮據地生活在山東小縣城的母親荊偉（胡伶 飾），決定帶著她的女兒金苗（陳宣宇 飾）“移民”到海南參加高考的故事。在山東這樣的“高考大省”，即便金苗努力用功、甚至復讀了一年，模考的分數甚至沒有辦法獲得專科錄取。而在海南，她可以輕松考上一所重點大學。 《菠蘿，鳳梨》入圍了今年FIRST青年電影展，“FIRST FRAME她的一幀”單元。該單元致力于關注華語多元女性形象，鼓勵女性議題探討，從而發掘多元視角的青年創作者。FIRST FRAME單元的學術顧問戴錦華老師也在本片的推薦語里寫到：“黑白影像嘗試捕捉并賦予劇情以社會現場的質感，細節的累計與長鏡的運用著力于勾勒一幅微末而強悍的母親肖像”。 《菠蘿，鳳梨》也是我在本屆FIRST青年電影展觀影里，最喜歡的幾部影片之一。于我來說，閆嘯林導演在有限的成本里，精準地捕捉到了“行走/奔波”的視覺意象，在對專業主義和電影媒介的尊重里，講述了一個在希望和絕望、墮落與救贖、失敗與成功間辯證融合的深刻故事。 在FIRST青年電影展期間，我也有幸采訪到了《菠蘿，鳳梨》的導演閆嘯林和主演胡伶。電影展總是一個令人浮躁的場所，無數派對、酒會、頒獎、洽談仿佛讓人置身在某種電影的無限狂歡里。但在我們的采訪中，閆嘯林和胡伶都異于環境的冷靜、真誠，甚至胡伶也在采訪中途說到導演并非一個善于言辭的人。在今年的西寧，我強烈的感受到他們代表著某種去除鉛華之后，電影和電影人最本真的樣子。下面是我們采訪的記錄，也希望《菠蘿，鳳梨》之后的道路可以更加順利，這一定是一部值得被所有人看到的電影。

深焦：首先想問下導演，是怎么接觸到高考移民這個題材和群體的？ 閆嘯林：我是遼寧人，我們這邊其實并沒有這種事情。是我大學的時候一個好哥們，他是山東人，他自己就是參加高考移民，然后考上我們學校的，他給我講了他自己的事，我才知道有高考移民這個現象。知道之后我覺得挺感興趣的，關于這個題材蘊含的社會現實問題和戲劇性等等。 深焦：請問您創作這個劇本時，大概是什么樣的創作流程，做了什么樣的社會調查，大概花了多久來寫？ 閆嘯林：其實很快，因為其實是純虛構，我這個哥們是男的，他也沒有發生什么，只是經歷了這樣一個情況。但我覺得這個題材本身是有戲劇性的。就開始搜一些資料，關于高考移民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操作的、有哪些方式，很基礎的信息。然后基于此創作了這幾個人、一些事兒，更多也是借這個題材，夾雜一些我想表達的東西。 深焦：這個劇本創作大概是什么時候？ 閆嘯林：21年。22年拍的，23年去的金馬，今年24年來FIRST。

深焦：聊到具體的內容前，想先問下中文和英文片名的選擇。因為中文片名選擇了“菠蘿，鳳梨”，但英文片名翻譯過來其實是“鯉魚躍龍門”，請問在確定片名時是怎么考量的？ 閆嘯林：其實本來片名也考慮過叫，“草魚躍龍門”，因為鯉魚躍龍門大家都知道，是類比高考的這樣的一個俗語，后來英文名就用了它。 然后中文名是怎么著呢？我作為一個北方人，其實并不知道有鳳梨的這個水果的存在，在小的時候只知道菠蘿。是在前兩年去西雙版納，我才第一次見到鳳梨。其實那個場景跟我片中的那個場景一樣，我第一次看到它就以為是菠蘿，別人告訴我才知道，這是鳳梨，跟菠蘿長得很像，但比菠蘿要貴，而且特別甜。這個事情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到需要給這個電影取名的時候，我就突然想到了菠蘿和鳳梨的生活經歷，我覺得作為片名是很貼切的。對于高考移民這個事，同樣的一個人在不同的地方，他可能會有完全不一樣的境遇或者差異。 深焦：為什么會選擇海南省來作為拍攝高考移民的背景？ 閆嘯林：是這樣的，首先要從高考移民這個事出發。高考移民基本上都是河南、山東，絕大部分是這兩個省，移到內蒙古、青海、西藏、海南啊、甘肅這樣比較邊遠、教育比較落后的地方。那為什么選擇海南呢？一方面是因為海南本身是重災區，現在隨便找一個，不管畢業還是正在上學的學生，他們都知道這件事。第二是因為，當時我一個朋友跟我說，海南那邊拍片比較便宜。而且本身海南我之前也去過，它的地域特色相對其他地方更濃一些，跟山東其實能拉開地域的差異。但我們當時在拍的時候，撞上了疫情很嚴重的時候，我們的成本也非常低，其實支持不了兩個地方拍攝，后來我們就直接全都在海南拍的。所以說會有評論說不像山東，因為我們就沒有在山東拍（笑），都在海口拍的。

深焦：整個拍攝過程大概有多長？ 閆嘯林：47 天，后來又補拍 7 天。 深焦：整個片子是選擇了黑白攝影來做，請問大概會有一些什么樣的考量？ 閆嘯林：從制作上講，黑白對美術的時代還原層面上，包括燈光的技術層面上，可以遮瑕。然后從創作上講，因為我們電影所有的鏡頭都跟著媽媽的視點，黑白可以讓觀眾更加把注意力放在媽媽身上，她的所有的行動和狀態。另外就是，黑白能夠傳達出一個冷峻的、殘酷的社會現實，女主角生活的環境。 深焦：對，其實我當時自己看下來，感覺特別像驚悚片，黑白攝影好像也有幫助。 閆嘯林：雖然這是一個沒有類型元素的劇情片，但是我在創作的時候，我還是很有意的在借鑒，或者說向類型片去學習，比如節奏和劇情設置，始終讓這個事情一直不斷出現意外，讓觀眾一直想這個懸念最終能不能成，會不會有什么新的情況。然后本身這個事（高考）對于一個家庭、個人來說，也是在一輩子里影響巨大的，所以可能就會有驚悚的感覺。

深焦：請問當時在創作這個故事的時候，跟自己的經歷會有勾連嗎？ 閆嘯林：其實沒有。因為首先，我其實是高考制度的受益者，因為我是在東北的一個農村，我是靠著高考走出的村，走出的山，然后去見到更大的世界、更多的可能，我甚至才有可能做電影、做導演。而且我在我們小地方其實還是成績比較好。所以就真正對于這個故事來說是完全沒有的。而且我又是個男的，但故事講的是一對母女的關系。 深焦：為什么會選擇去關注母女的關系呢？ 閆嘯林：雖然我現在入圍的是“FIRST FRAME她的一幀”這個單元，我對性別議題和女性敘事并沒有特別的意識或者偏好，我只是覺得這個故事用兩個女性來講會更有戲劇張力，所以其實完全是從創作出發，是一個實用主義的角度來設置的這對母女關系（你想倆大老爺們去干這個事就肯定不一樣，對吧）。去面對不確定性、各種利益的問題，女性面臨的的難題和困境肯定會更大一些。 深焦：我自己看的時候，特別喜歡里面很多場戲里特別精細的情緒拿捏，比如說里面媽媽責備女兒沒有做真題，但后來突然發現她已經做過了那場戲。想問不管是拍攝或者創作的時候，你們是怎么去設計這些精細的情緒時刻的呢？ 閆嘯林：絕大部分其實都按照劇本來的。然后兩個演員都特別好，我要的東西我只要告訴她們，她們都能給到我。她們會很快地融入到自己的角色當中去處理好。對，這也是我覺得比較幸運的一點，演員都很好。

深焦：電影里女兒成功拿到準考證，其實有一小段情緒釋放的開心瞬間，她們這個時候也看到了劉翔跨欄的視頻，然后女兒還說高考后要去北京奧運會做志愿者。請問為什么會選擇2008年來作為背景，然后在這里用奧運這個意象呢？ 閆嘯林：首先是因為，高考移民就是在那段時間是最猖獗的，大環境肯定是那個時間段。但為什么選08年呢？因為奧運會，奧運會我覺得是一個新興國家崛起的標志。我07年上大學那會。那幾年我們能感覺到非常強烈的大國崛起，全民的那種情懷和氛圍。奧運會絕對是一個標志性事件，不光是北京奧運會，就是 1964 年的東京奧運會、 1988 年的漢城奧運會，它都是一個夏季奧運會的舉辦，就是一個新興國家、新興經濟體的一個崛起的標志。所以國家崛起給人民帶來的內心沖擊，我覺得跟母女倆高考移民的過程是契合的。 深焦：這部電影里其實也用了很多長鏡頭。 閆嘯林：對，每場戲都是一鏡到底。 深焦：一個是想問一下為什么要想要用一場一鏡的拍攝方式？然后很多長鏡頭都是跟隨著女主角在不同的地方走路，踱步、徘徊、或者去往什么地方。媽媽好像其實是一直在做事情，在想要去完成事情，不停地在去一些地方，請問這個設計是怎么來的？為什么想要特別強調步行這個意象？ 閆嘯林：在表演上，我其實還是很倚重表演的，我覺得長鏡頭會讓演員的表演連貫性得到最大的保障，對她們的狀態發揮是最好的。第二是，我希望有一種紀實感，手持長鏡頭也是能夠在技術層面上最大的去實現我的想法。然后為什么是移動的長鏡頭呢？其實長鏡頭也可以是固定的機位，我希望通過鏡頭的運動，跟演員之間的調度配合，營造出一種不安、不確定的焦慮。這種情緒是每個經歷過高考的人都會感同身受。每天你在高考的時候，高三的狀態，它一定不是安安穩穩的。當然也有那種學生，但是至少對于這個家庭，對這個母親，不是這樣的。 然后關于母親的這種狀態。其實我最開始有一個設定，是這個媽媽從來沒有坐下來過。但是后來我加了一處坐下來的場景，就是她在思考我到底要不要干高考移民這件事，讓她坐了下來。除此之外她幾乎沒有坐過。我希望她一直在奔波當中，一直在去解決問題、去克服問題、去戰斗。我希望她是這樣的狀態，所以我覺得一定是在行走中、甚至在奔跑中，才能把這種戰斗的感覺、要去打破命運的感覺得到體現。

深焦：當時在塑造母親這個角色的時候，是怎么在她嚴厲的一面和更母性的一面之間做平衡的？ 閆嘯林：我當時非常堅定地要求演員，要突出她嚴厲的、甚至帶點神經質的狀態。她是一個在困境中甚至絕境中的女性，然后最后一搏的局面。所以也是在追求戲劇性上，也在讓她處于了那樣的狀態。其實現在反思的話，我覺得我沒有做得那么好，可能稍微有點過，不管是為了真實，還是說創作本身可能再往回收一點會更好，但當時我很明確，跟演員也不斷地在探討，她可能不認同、不接受，但我就要的是這個東西，當時是想得很清楚的。 深焦：想要具體問下影片最后的長鏡頭，感覺是蠻困難的一場戲。那場戲整個拍攝是什么樣子的？排練和拍攝一共花了多少天？ 閆嘯林：之前排練了三天，正式拍攝拍了四天，肯定是我們花了最大的氣力。 深焦：一共拍了有多少條？ 閆嘯林：拍了太多條了（笑），就這一個鏡頭拍了四天，而且都是從頭到尾。 深焦：想問最后結尾的設計，大概是怎么構思的？最后女主匍匐在沙灘上這樣一個姿勢，為什么想要用這樣一個狀態來結尾？ 閆嘯林：這個狀態大概比較明確的有兩點，第一是一種救贖，因為她其實在過程中昧著良心做了很多事，最后通過救了一個人，包括她這樣的一個救贖的姿態，包括海水的拍打，可以是安慰、責備。然后另外我覺得，我自己可能更傾向于是一種失敗，這么強悍的一個女性，最終還是被命運干敗了、被社會現實干敗了。那失敗的原因在我看來就很簡單，就是她不夠壞。如果她心更狠一點，跟各種人多要點錢，她有太多方式可以把這事真的做成，但她還是因為自己的善良，沒有那么決絕。

深焦：還有一個我自己很感興趣的小細節，為什么中間要設計女兒在考場上睡著了呢？ 閆嘯林：首先從戲劇上講，她需要有這樣一個意外，但這種意外又冥冥之中好像是注定的：她沒有休息好，題又特別簡單，天又特別熱，又被那個男孩追，焦慮、怕擔心出問題，她又發現自己答的特別快被別人盯住了，又必須強迫自己停下來，裝作自己沒有那么厲害。這些重重因素導致她睡著、還做夢了，好像是因為某種冥冥之中、一種更高層級的力量。雖然有那么多的現實原因、她可能會睡著，但是好像又有更高層次的力量，再給她一個那樣的安排。所以可能也是和她的世界觀有關，包括之前鋪墊的算命的情節。 深焦：為什么想要去加上算命這一條線呢？ 閆嘯林：因為我覺得，算命有很強的宿命感和命運感的這種意味，加上高考移民這件事，還是挺有意思的。其實也是一種對命運的抗爭：當母親的閨蜜給她算命說，這事兒撐不了的時候，她那個眼神就是，臥槽，老娘她媽就不服氣，老娘她媽就不信這個邪。但是最終還是被打敗了，人在命運或者在更大的體制和社會現實面前，確實不是怎么撲騰就能有效的。 深焦：我們剛剛還有提到，整個片子的視點是限制在母親這里的，請問為什么要做這樣一個設計？ 閆嘯林：其實最開始還有女兒的視點，還有爸爸的一條線。但是后來在改劇本和籌備的過程當中，不管從制作上還是從創作上，我覺得都要盡可能剪輯、盡可能明確，一方面省錢，第二讓這個故事會對觀眾會有更強的代入感。

深焦：最后還想問下是怎么接觸到兩位演員的？ 閆嘯林：就是片場。對，我第一個確定演員就是飾演女兒的陳宣宇，因為之前跟她合作過，我知道它能演成啥樣、她的狀態是什么樣的，就非常順暢。然后胡伶呢？因為她之前有過一個很有名的片子，她的表演我們都看到過，在表演這個層面上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唯一的問題，這么多年她沒有那么活躍，也很難找到她，也不知道她現在是什么樣的狀態。然后后來特別巧的是，就一個制片人又給我推薦了。他知道我在找這個年紀的女演員，然后就推給我推薦了它。他第一個給我推的是胡伶，雖然他后面給我推了幾百個，但是他第一個給我推的是胡伶，我一看那就是她了。 然后我就找人聯系胡玲。我們見面的第一天，她特別不像演員，那個狀態就是我特別想要的、生活中的人的狀態。稍微在這行業里面了解一點，就會知道女演員是有女演員的狀態的，然后我就覺得什么都對。見面當天晚上，所以合作的細節、檔期、錢就都談好了，非常順暢。然后后續我們又談了幾次關于創作上的理念、創作方法，都一拍即合。所以其實我們在現場溝通和執行都非常順暢。 以下文章整理：路過蜻蜓 注：因審查原因，文中提及了某位導演的某部電影，全部由“某第六代導演的北京著名景點電影”和“那位第六代導演”代替，并非受訪者原話。 深焦：首先想要請問您是怎么接觸到《菠蘿，鳳梨》這個劇本的？ 胡伶：導演的朋友介紹的。導演可能因為看了我過去演的戲，一開始就想找我。后來他找到張獻民老師。張獻民老師就說，那就見個面吧。這樣我們三個人就吃了一頓飯。然后他就說有這么一部戲，我說那就看看劇本。 深焦：第一次看劇本的時候是什么感覺？ 胡伶：剛開始給我看的是非常簡單的劇本，并沒有現在這么豐富，就是一個線條吧。但是我被中間的兩場戲感動到了，一個是最后一場戲，還有一個就是中間的一場戲。我這個人對這樣的“moment”特別敏感，就是如果我被打動，我就會有去表演的渴望。雖然他是一個不出名的導演，然后又很年輕，但是我覺得可以試一下。 深焦：除了結尾在海邊那一個長鏡頭，你說的中間那場戲是哪一場戲？ 胡伶：就是跟一個中年男人在車上的那場戲。我當時覺得這樣的母親好偉大，為了自己的女兒，她真的豁出去了。那種把女性所有的尊嚴都收起來，只是為了自己的女兒變得比她自己更好。我說的“感動”，可能還不是那么準確，但就是被感動到，然后想要去塑造這個角色。

深焦：那你當時在準備這個角色的時候，大概做了一些什么樣的準備？或者說你自己是有一些母親的經歷？ 胡伶：我其實沒有，但是我周圍的媽媽們特別多，各種各樣的母親特別多。我在生活中喜歡觀察生活，看每個媽媽對孩子的態度。當然，中國母親最大的希望就是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她們希望自己的孩子都比自己更好，可能這就是一貫性。 我其實也沒準備什么，就是準備游泳，因為我只會蛙泳。當時導演已經先去海南勘景了，然后改劇本。有一天他突然問我，“你能不能自由泳呢？”我說，“我不會自由泳。”他說，“你可以學嗎？”我說，“學是可以，但來得及嗎？只有一個月了。”他說，“你可以的。”我說，“那好吧，我就學一學。”后來我就找了一個游泳教練，學了一個月。因為我不是那種長期運動的人，沒辦法天天去，而游泳特別地累，所以我就兩天去一次，大概學了十七八堂課。然后我大致就會了。但是真正到海里又不一樣。第一天我到海南，導演就把我領到海邊去了。他讓我感受一下，我就決定干脆下海游一游，看看自己的體力，然后就一直游，就是這樣子。 深焦：這樣拍起來會不會害怕？因為它是一個很連貫的長鏡頭，你要先往外游，然后再往回游，那一場戲拍了大概有多久？ 胡伶：先去試了一下，第一天就去了一天，因為那里還蠻遠的。然后還有一天是去試衣服，那衣服濕了上來要換，所以這個步驟又花了整整一天。算上這個時間，其實拍了有四天。 深焦：那真的蠻久，然后每一次鏡頭又不能斷。 胡伶：不能斷，不能出錯。他拍的所有鏡頭里面只有現在用的這一條沒有出錯，他只能用這一條。

深焦：剛剛我們有提到，雖然你自己不是一個母親，但其實就像這個片子的英語標題—— Carp Leaping Over Dragon's Gate，“魚躍龍門”，父母想讓孩子變得比自己更好，這是一種在所有人心里都比較共通的情感。那你當時在看劇本“高考移民”這樣一個話題的時候是什么感受？跟你自己小時候高考的經歷有什么關聯？ 胡伶：我自己其實沒有那么強烈的高考感受，因為我的父母不大逼我。我從小體弱多病，是一個天天要去醫院的孩子，所以我的父母對我沒有期望。但我周圍全是高考的孩子。我記得有一個小男生，他學習特別好，但就因為壓力太大，后來造成了精神上的傷害。因為他是我小時候的玩伴，特別地優秀，所以我也很困惑一個人的壓力怎么會有那么大？所以我有時候也在想，可能生病也不是壞事。 深焦：那你自己是怎么看待“高考移民”這件事的？ 胡伶：我覺得不能一概而論吧。畢竟這么多人，要怎么來選？有一些家庭可能通過高考，整個命運都改變了，但不是每個家庭都這樣，所以這件事情一概而論是不對的。但高考的確對很多人造成了精神上的壓力，這是肯定的。我想人性里有多個層面，所以我在這里面沒有完全特別緊張地去演。因為這個故事關于活生生的人，人不會一天到晚都緊張，那樣他也活不下去，可能一個月就要崩潰了。所以我就沒有在所有的戲里面都非常緊張。里面有一場戲是在照鏡子，為什么要有那樣的戲，它表達的是他們其實還有一些小小的，從小看著孩子長大到現在的一種小樂趣。

深焦：其實我第一次看的時候，那個體驗像在看驚悚片。 胡伶：我有時候看家長管理孩子，那真的像恐怖片。但我在表演的過程中，我要求自己不要完全還原，就是不要完全發飆，而是有所保留。因為一個多小時你要發飆得厲害，別人受不了。你看這樣你們都受不了，但其實我已經很克制了，導演也很克制了。 深焦：那你當時在看劇本和不斷拍攝的過程中，你跟這個母親共情的程度會有多大？ 胡伶：幾乎100%，我這個人很敏感。我是一個敏感的人，而且很會共情的人。 深焦：有一場戲，我記憶特別深刻。就是你回到家里面，去問孩子有沒有做當天的真題，你以為她沒有做。當你馬上要發飆的時候，才發現她其實做好了。那種情緒在峰值上來回轉換的感覺，那個瞬間我覺得特別好。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拿捏那種感覺的，就是要爆發，但是不能爆發。 胡伶：那里可能不能那么理性地去把控，我覺得只能50%。我自己演戲的時候就是不會 100% 發飆。我覺得不能 100% 失去理性，而是要有一個旁觀者的視角。那個旁觀的視角，讓我可以收和放。要不然收不回來的，情緒一發出去就飄了。但我跟一個演員朋友探討過這個問題，他覺得應該是 100% 的投入。可是我一直跟他說我是一半一半，我會有一個觀察者的視角，同時也有一個發飆的情緒值很高的那個狀態。

深焦：這是一種更理性的表演方式。 胡伶：也不是全理性的。我沒辦法用理論解釋。但我演戲幾乎都是這樣，就是用感受來表演。舉個例子，比如說我來到這個咖啡館，我也不知道為什么我會選擇這樣一個角落的座位。我對這個環境的感受是起作用的。再比如說我們拍的這個戲，導演讓我走戲，我說我是感受型的，當時我們正好在醫院拍，我進入醫院，坐在那，然后我就會表現出那樣的狀態。導演說，“啊，伶姐，我終于懂了。你是感受這兒的‘頻’。”你說是能量、頻率、環境，反正哪個詞都好，就是我感受到了。我會靜下來先感受，然后導演說怎么走戲，我才會在這個環境中去走。 深焦：所以它更像是先有一種對一個空間的感性認知，然后再慢慢去用理性思考。 胡伶：理性的思考應該就是導演給我劇本，我必須講里面的臺詞，那我必須站到角色的視角來思考，這個是理性。但是我該怎么走，從這里走到那里，這是感性的。所以我說是一半一半，我也不知道這個百分比是什么樣的，但是絕對不是全理性和全感性的。因為太感性了，你會失控，會讓別人覺得這樣就飛掉了。這是我的感受，我不大會講理論，但是演戲的時候我會這樣去感受。如果說我的感覺超過了，這場戲就對了。如果這場戲超過了，也就是如果我的表演超過了我的感覺，那我會覺得不ok。

深焦：表演超過了你的感覺是什么意思？ 胡伶：就是夸張了，或者是沒到位，不是我真正感受到的。所以我覺得電影之所以有魅力，是因為它真的是全員的運動。導演需要通過演員來創作，演員是互相之間的或者單個的對環境進行感受。呈現在觀眾面前，這個角色是第一次來這里還是來了很多次？那個細微的表現是完全不一樣的。 深焦：你剛剛有說整部片子是在海南實拍的，是嗎？但是影片后面有設置山東的戲。 胡伶：那個沒有，都在海南。因為導演資金不充裕，他沒有辦法換地方。他已經盡力了。 深焦：當時在海南拍了有多長時間？ 胡伶：兩個月。第一次拍了50 天，第二次又重拍一周多。導演特別知道自己的位置，他沒有那么多的資金，就得靠磨，他知道這戲磨出來才好看。我其實在一開始會有一點疑慮。因為他是新導演，我也沒看過他的作品。我當時在想，一個直男拍中年婦女，我覺得我賭大了。我也有一點點擔心。但是我跟他在戲上面特別默契，這種默契我也不知道從何而來。

深焦：可以大概講一下平常在片場，導演導戲和你們溝通的模式是什么樣的嗎？ 胡伶：他話不是很多，他可能有時候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但他一定知道他不要什么。比如我從那進來坐在這，他會說這不是我要的。我說，“那導演你要什么？”“這不是我想要的”，他會這樣說。 深焦：最后還想再問一下，從其他的一些采訪中可以看到，在這部戲之前，也就是在拍完“某第六代導演的北京著名景點電影”之后，你是離開了演藝圈七八年沒有拍戲。當時經歷了什么，為什么決定要去拍那部“某第六代導演的北京著名景點電影”，之后在美國生活的人生狀態是什么樣的？ 胡伶：當時從美國回來，那部電影的副導演問我能不能幫忙演個兩場戲。因為我當時非常胖，我也不想再從事這一行了。但他說反正你就幫個忙，我覺得幫個忙無所謂的。然后就去見了那位第六代導演，他坐在那，我們就相視一看，也沒有說任何的話，就這樣好像就定了。后來我就去穿李緹的衣服。因為當時李緹的衣服特別多地擺在那里，后來我才知道我不是客串，而是女二號。 深焦：那當時其實也算是機緣巧合下結緣了。 胡伶：在選演員這方面，我覺得那位第六代導演是非常有才華的，這個后來大家也都驗證了。因為我當時那么胖，可能沒有幾個人認為我可以演這么重要的一個角色。他們選了很多人，可那位第六代導演看到我的第一眼，就讓我演。我覺得他的這份自信，也跟《菠蘿，鳳梨》的導演一樣。當時組里讓我稍微健健身，學學德語，因為我們會有在德國的戲。我這個人是不做則已，一做就很認真，所以練得很勤奮，一下瘦了20斤，就很像李緹了。你們看到的是瘦完身的我，但是那位第六代導演見到的可不是那樣的，所以我就說他真的很有慧眼，真的，我蠻感謝他的。

深焦：當時從美國回來之后，在《風中有朵雨做的云》中也演了一個比較小的角色。當時是怎么和那位第六代導演又聯系上的。 胡伶：其實拍完“某第六代導演的北京著名景點電影”，我就又走了，好久都不拍戲。然后我又回到北京，時不時會有人找我拍戲，但不多。那位第六代導演就讓副導演跟我說，能不能到劇組來，以這樣一個角色來玩一玩。我說可以啊，后來我就去了。 深焦：你在美國的那段時間里面，有沒有想過在美國演戲？ 胡伶：no，完全不想做，不想拍戲。我這個人酷愛演戲，我很喜歡演戲，但是如果演不到我想演的一些戲或角色，那我會覺得不要做最好。 深焦：那你當時在美國的生活狀態其實跟演藝圈完全沒有任何關系。是什么樣的契機讓你決定要回中國？ 胡伶：也沒有，我這人很情緒化，屬于想一出是一出，特別飄。生活中我是非常感性的，一個靈感來了我就去做，你問我為什么，我真的一點不懂。就跟我演戲一樣，你問我是怎么設計的，其實我完全不知道。我是這樣子的，不屬于特別有章法的那種演員，就是完全憑自己的一種感覺。

深焦：再請問一下你去年參加臺灣金馬獎的經歷。因為你可能是大陸過去五年第一個提名臺灣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的演員，不知道你收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是怎么想的？ 胡伶：我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我被提名，因為導演沒跟我說。是有人看到了這個消息，然后截圖告訴我入圍了。我說，這是什么東西？為什么要p這個？然后我就沒有理睬。晚上等我打開手機一看，哇，一串一串的消息，我才知道是真的。然后我就去問導演，導演說，“哎呀，只是公布一下，也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沒有你想象的那種驚喜，因為我當時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么。 深焦：感覺其實很多事情都是先發生，人慢慢才認識到的。 胡伶：我拍這個戲完全沒有想過會獲獎。因為這么小的成本，然后我沒有看過成片，我也不知道一個直男到底會拍出一個什么樣的關于中年婦女的戲，所以我沒有什么期待。但是拍攝的兩個月我盡力了，這是真的。 深焦：你第一次看到成片是什么時候？ 胡伶：就是在電影節。 深焦：那么你是跟觀眾一起看的。 胡伶：對，和觀眾一起。我問過導演，導演特別希望我能夠在大銀幕上看。我也覺得那還蠻好的。 深焦：第一次看完的感受是什么樣的？ 胡伶：很真實，我竟然沒有出戲。你知道有的時候我們看一個熟人或者看自己演戲會出戲。但是全片我都沒有出戲，我甚至跟著影片的情緒走。我特別驚訝，你知道嗎？我說，天吶，這是一個直男哎，一個年輕的直男竟然能拍出這樣的戲。然后我就把之前他跟我合作的一些方式都認可了。其實我當時是存疑的，但是我存疑歸存疑，我一定會去滿足導演的要求。畢竟人家是導演，是這部戲的靈魂，我們是他的工具，演員的確就是應該跟導演有這種合作關系，所以我很少提出疑議。他怎么要求，我就按照他的感覺來。他說OK了，那就OK了。所以現在我還挺感恩的，碰上了一個這樣的導演。年輕的導演給了我這樣一個機會，讓自己的演藝事業好像有了一個新的轉變。因為我畢竟也到了演中年婦女的歲數，所以我覺得這種轉變特別好。這是真話。 - F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