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吉爾和羅莎》的故事發生在1962年的倫敦，正值冷戰高潮，古巴導彈危機鬧得人心惶惶，所有人都覺得核戰爭一觸即發。英國在1945年取得二戰勝利，自五十年代初開始重建大潮，殘垣斷壁一片灰色，食物定量配給，極其缺少娛樂手段。從出生到青春期皆處在慘淡時代的Ginger和Rosa可以說是真正的Post-war generation born under a bad sign（始于壞時跡的戰后一代）。這樣復雜沉重的背景誕造了浩如煙海的人事，讓人對影片有了莫名的期待。可是導演偏偏單刀直入地從兩個同時出生的女孩步入青春期之后開始敘事，四十年代只剩那一顆作為恐懼源頭被投在了廣島的原子彈和醫院產房里兩對父母的鏡頭，五十年代的枯槁拮據被簡化成了秋千上的背影和掛滿衣物的紅磚社區，觀眾根本無從考據是什么造就了兩個女孩的不同性格，也不知道她們彼此家庭的境況起落，更看不到時代全景。一個適合大視角的題材頓時跌落小格局中。但格局的大小關乎的只是情懷問題，不能決定影片的好壞。去年的《芭芭拉》就很好地用柏林墻時期一個女醫生和周圍人關系的微妙變化和想法的改變投射出冷戰時的人情冷暖。但《金吉爾和羅莎》卻在小格局里再次摔倒——Ginger的父親Roland愛上了Rosa，而Rosa懷孕了。被平淡化處理的敘事流配上占據影片大多數時間的空洞對白再次潑出了一桶冷水。莎莉·波特的強烈女性化風格似乎在《奧蘭多》后反而成了限制影片發揮的因素。在電影開頭，Ginger和Rosa會一起等公車，一起做游戲，一起洗澡聊天。昏黃的燈光，一個新出爐的豬肉派和在英國方興未艾的藍調爵士樂算是沒落年代中的少許慰藉。青春期在八分鐘后悄然而至，Rosa在顛簸的車里看著后視鏡里Roland的笑臉仿佛被某種感情擊中，而Ginger卻開始看著大海和Rosa討論參加反核示威游行的問題。而后場景一轉，兩人在周末禱告宏亮的鐘聲響起時低頭看了看掛在脖子上的十字架。莎莉·波特對這種產生自同一宗教源頭的激進與溫和的提喻做得很好，卻也讓兩個女孩變成了單純的符號，注定只能一條老路走到底，分裂成了毫無懸念的結果。英國的迷茫年代催生了搖滾樂和飄洋過海落地生根的新藍調，還有在年輕人間覺醒的自我意識。走出陰影，看似喧鬧的六十年代仍然暗流涌動。不斷摩擦的Ginger和Rosa，還有Rolland和Natalie，就像一鍋逐漸沸騰的水。就像禁酒令推動了美國黑幫的興盛過程，冷戰反而讓這些如紙片一樣脆弱的人開始燃燒。從莎莉·波特一貫的純女性視角思考，她應當是要借六十年代的性解放運動思潮來講述一個懵懂少女對摯友造成了深刻傷害的故事。Rosa就是性解放的直接體現，是主動的，她試穿母親的衣服，想要變得成熟，想要將身體（內心）更多的部分袒露出來，最后甚至懷上了孩子。而Ginger卻漸漸轉入了被動的地位，起初她參加反核武演說集會確實是責任心和反抗情緒使然，而在漸漸察覺父親和摯友間關系的真相后升級的激進言辭和行為則是掩蓋內心不安的手段。這樣的起承轉合適用于任何一個時代，對兩個女生的行為起主要導向作用的并非社會環境而是青春的躁動，就像《魚缸》和《成長教育》里的主角因為迷茫而輕易將自我交付給別人一樣。只是冷戰和核武危機成了片中所有人逃避責任的借口，在示威中被抓進牢房里過夜后崩潰的Ginger大喊這世界馬上要被戰爭毀滅；Roland對女兒說自己也嘗過年輕時打破規矩的舉動所帶來的傷痛，而當Rosa懷孕的事實被揭穿后他卻無言以對；Rosa或許自始至終都沒有意識到自己對Ginger造成了多大的傷害，認為Ginger只是對于核戰太過恐懼，那一句不合時宜的“請原諒我”如刀刃般鋒利。時代背景在影片中起到的作用相當單純——讓壓抑的故事更壓抑，讓相對單薄的人物借助觀眾對背景的了解和想象充實起來。這類故事想必很合王小帥的口味，他的《青紅》和《我十一》的敘事內容和方式都和本片很像，但除了攝影和剪輯外的部分都完勝此片。莎莉·波特可以拍出安靜的大海，風中的云浪，圣潔的教堂和兩個女孩飄動的漂亮長發，但蜻蜓點水般的多面刻畫只成就了Elle Fanning的一次突破表演，卻浪費了一個難得的創作題材。上一代的流離生活不能只用一句：“我曾上過戰場。”概括，下一代的破碎青春也不會因為一句：“我還是會原諒你。”而就此好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