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見澎湃新聞：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766444 《王國：北方的阿信》是Netflix系列劇《王國》（參見：歷史劇｜《王國》：喪尸大片里的朝鮮政治史）的前傳。在這部前傳中，金銀姬編劇塑造了一位名為“阿信（全智賢扮演）”的出身“藩胡”部落的女性，并以她的復仇之旅為線索，解釋了《王國》中如瘟疫般蔓延的喪尸的源頭。劇中少女阿信發現了“生死草”的秘密，為報滅族之仇，她制作喪尸血洗朝鮮邊城，并將方法告知朝鮮醫官李承熙，從宮廷深處掀起了一場血雨腥風。 阿信的身世是整個故事的關鍵。她出身“藩胡”，這是朝鮮對居住在本國邊境附近的女真人的稱呼，“藩”即“藩籬”之意。《宣祖修正實錄》稱：“女真部落散處近塞者，稱為藩胡。”按鄭允容（1792-1865）所著《北路紀略》對“藩胡”由來的說法，“國初拓邊也，胡人之不能悉逐而仍居江內者，留為藩胡。然考《制勝方略》，諸部落所居，或在城底，或在五里、十里之內，或數十里、四五十里遠，或至四五息程、數日程”。即“藩胡”的居住地離朝鮮很近，乃至居于朝鮮的城底，所以這些“藩胡”也被稱為“城底野人”。《春官志》稱：“平日朝貢上京者，皆北道六鎮（即鐘城、穩城、會寧、慶源、慶興、富寧）城底種落，故呼為城底野人。”與“藩胡”的稱呼相對應，還存在“深處胡”的說法，也就是居住地距朝鮮較遠的胡人，16世紀末17世紀初頻與朝鮮爆發沖突的海西女真烏拉部即屬于“深處胡”。 在朝鮮看來，“藩胡”存在的一大用處在于，萬一“深處胡”進攻朝鮮，“藩胡”可以提前向本國通風報信并起到戰略緩沖的作用，即“國家所以卵育藩胡者，無他，只欲歸順于我，探知深處動靜也。然則我所望于藩胡者，惟進告一事而已。藩胡介于兩國之間，告則受咎于彼，不告則獲罪于我”。劇中阿信之父正是游走于二者之間，但因朝鮮官員的出賣而遭滅族。 “藩胡”與“深處胡”的說法，均是朝鮮立足于本國立場上的稱呼，而“藩胡”實際上屬于野人女真（也稱東海女真）的瓦爾喀部。1607年努爾哈赤在烏碣巖一帶大敗海西女真烏拉部后，曾向朝鮮索要這些瓦爾喀女真人。按《內閣藏本滿文老檔》的記錄，“聰睿恭敬汗（即努爾哈赤）上書大明國萬歷帝，奏請將昔日金汗時流散進入朝鮮沿邊而居之瓦爾喀部眾悉行查還。萬歷帝即傳諭朝鮮國王查之，查出失散數代之瓦爾喀部眾一千戶，于聰睿恭敬汗五十一歲己酉年二月遣返之。”此時朝鮮內心雖不樂意，但迫于政治壓力，不得已將這些女真人送給努爾哈赤。 對朝鮮來說，籠絡這些瓦爾喀女真人可以為維護邊境安全提供重要保證。朝鮮世宗李祹（1418-1450年在位）在晚年開始大舉對他們授予官職，施行羈縻統治。女真人為了生存，時常向朝鮮國王進獻土物，接受名譽上的官職，這些接受朝鮮官職的女真人也被稱為“受職女真人”。當時朝鮮在漢陽城內修筑了所謂“北平館”，供入城的女真人居住。在世祖李瑈（1455-1468年在位）在位期間，朝鮮允許女真酋長進入漢陽城謁見國王并賜予官職的事例不斷增多，引發了與明朝的外交摩擦。在明朝看來，這是朝鮮在私通女真，尤其朝鮮還賜官給已經接受了明朝賜職的女真人，這是試圖與明朝抗衡。在明朝的一連串警告之下，朝鮮的對女真政策在李瑈統治晚期發生了根本性收縮，此后女真人進入漢陽進獻土物的事例大幅減少。

朝鮮的軍力在15世紀時頗有可觀之處，并非像壬辰戰爭時爆發時那么不堪一擊。世宗李祹曾下令越江攻打李滿住為首的建州女真部眾，并重傷李滿住。1467年明廷提議朝鮮與明朝一起夾攻居于婆豬江（即渾河）一帶的建州女真部。接到明朝敕文的李瑈迅速派遣大將康純、魚有沼、南怡等人率領一萬人的軍隊進攻女真。康純率軍如期抵達女真人的居住地，給女真人造成重創。按朝鮮報告所稱，他們斬殺了包括女真酋長李滿住及其子古納哈在內的數百名女真人，俘虜了女真酋長的家人二十余名，并把被女真俘虜的東寧衛居民七人送回了明朝。明廷認為“今朝鮮國王李瑈能奉敕出兵，以助我師，剿殺逆虜，俘獻而來，忠義可嘉，誠不可不厚加賞賜”，于是厚賞朝鮮。這一系列戰役給女真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導致他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對朝鮮心有余悸。劇中阿信遭遇滅族之禍后，向邊境朝鮮官員求助時，稱朝鮮是“強大之國”，背后就存在這樣的歷史記憶。劇中出現的所謂“婆豬衛”正是影射建州衛，而“阿里多干[汗]”正是暗指努爾哈赤。

16世紀之后，朝鮮的軍力逐漸衰落，對邊境地區的女真人的控制力亦隨之下降，加上倭寇對南部沿海的騷擾，“北虜南倭”的事態越發嚴重。1583年初，居住在朝鮮會寧一帶的女真酋長尼湯介因不滿朝鮮邊境官員的徵索，掀起了所謂的“尼湯介之亂”。雖然該戰亂在持續半年多后被朝鮮撲滅，但朝鮮在女真部落中的威信迅速下降，女真人也漸漸不再前往漢陽謁見朝鮮國王。同時，建州女真部的努爾哈赤的勢力迅速膨脹，在壬辰戰爭爆發之前，他已成為該地區不可小覷的政治人物之一。朝鮮亦通過平安道與滿浦地方官的報告，獲知了努爾哈赤桀驁不馴，企圖報復中原的信息。 但在17世紀初，頻與朝鮮在邊境爆發沖突的女真部族并非努爾哈赤為首的建州部，而是以布占泰為首的烏拉部。但烏拉部在劇中并沒有出現，編劇將此時期的權力角逐簡化為建州女真、朝鮮、瓦爾喀女真三角的關系。實際上布占泰在1603年至1605年間多次攻打鐘城、潼關等地，給朝鮮與居住在這些地方瓦爾喀人造成巨大的損失。于是朝鮮決心報復，但由于指揮失誤，朝鮮軍隊大敗于布占泰。按朝鮮備邊司的說法，“以我數十倍之眾，見敗于數百騎之賊”。此役之后，朝鮮在瓦爾喀女真人中的威信一落千丈，在邊境防衛上更加趨于守勢。需要留意的是，布占泰在此時亦常常提到受職一事。1604年被布占泰擄走的朝鮮人回國報告朝廷，稱：“（布占泰）常時以受職一事為言，雖馬匹獤皮亦可辦出上京納貢云云。且言老可赤（即努爾哈赤）受職于天朝，藩胡亦受職于朝鮮，唯我不得受職。朝鮮若許受職，則盡刷還前后被擄之人，不然則潼關、鐘城當為再犯。”朝鮮不得已，授予他僉知中樞府事（正三品）的官職，并多給祿俸。然而得到朝鮮官職的布占泰并沒有停下進攻的步伐，反而愈演愈烈。其實女真人希望得到朝鮮的官職，最主要的目標不是得到職位本身，而是職位帶來的豐厚祿俸與賞賜。朝鮮所產的布匹等物，是女真人渴望之物，也是布占泰籠絡部眾以及其他女真部落的所需品。了解這樣的歷史背景，也就不難理解劇中阿信之父迫切希望得到朝鮮官職的動機了。

從瓦爾喀人的立場來看，朝鮮已無力保護部眾的安全，而布占泰對待瓦爾喀人又頗為殘暴，所以投靠努爾哈赤或是出路之一。1607年，東海瓦爾喀部斐優城主策穆特赫見努爾哈赤，稱：“吾地與汗相距路遙，故順烏拉國主布占泰貝勒。彼甚苦虐，吾輩望往接吾等眷屬以便來歸。”策穆特赫這一舉動給建州部與烏拉部的關系埋下了隱患，布占泰不可能坐視努爾哈赤將勢力范圍拓展到自己眼皮之下，雙方隨即爆發戰爭。而努爾哈赤的軍隊在烏碣巖一帶大敗布占泰之軍，并乘勢取得了對瓦爾喀人的控制權。對努爾哈赤來說，瓦爾喀人是不可多得的兵力、勞動力資源，所以建州部才會做出“甚至搜掠海島，掘取埋穀，威制迫脅之狀，不一而足”的舉動。一些瓦爾喀人不愿意歸附努爾哈赤，于是“潛殺差胡，投江滅跡”，以至于向朝鮮哭訴，希望不用移居建州而是進入朝鮮境內生活。但朝鮮并不敢接納這些瓦爾喀人，僅僅是“略給鹽米，慰撫而送之，以示矜恤之意而已”。此戰之后，朝鮮邊境的“各部藩落，一時盡撤”，而本與瓦爾喀人相資生活的朝鮮六鎮民眾，也失去了依賴。自此，朝鮮失去了可以作為戰略緩沖的“藩胡”，開始直面建州女真的攻勢。 不過部分歸附努爾哈赤的瓦爾喀人仍在可能的情況下向朝鮮密告動態。1620年，曾在薩爾滸戰爭中被努爾哈赤軍隊俘虜的朝鮮從事官李民寏回到本國，向朝廷呈上《建州聞見錄》，書中提到“當初奴賊以藩胡解我國言語者三人，守直柵中，所謂仁必乃穩城藩胡，為其父母能行三年喪者。其嚮戀我國之心，至今不衰，凡有所聞，必盡誠無隱密告于臣等，故得其一二”。也就是說，李民寏對建州的記述很多是來源于這位“藩胡”仁必的密告。該書作為了解后金興起時情況的重要資料，至今頗受學界的重視。 本文撰寫過程中曾得到《王國：北方的阿信》歷史顧問李勳老師（高麗大學民族文化研究院）的幫助，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