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危險的個體》這篇文章中，福柯寫下過這樣的案例，一個人沒有任何征兆，從最正常不過的生活中突然“變異”，成了被主流放逐的“危險個體”。“存在這一類型的瘋狂它只通過殘暴的罪行而不是其他形式呈現自身”。它就那么發生了，幾乎找不出溯源與歸因。 《瀑布》便是講述了這么一個故事。如果用一句歌詞加以概括，那一定是“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廈崩塌”。 羅品文是一家外商公司女高管，她離婚獨自撫養一女，女兒18歲上中學，與她的關系若即若離。她感受到從生活四面八方壓迫而來的惡意——事實上惡意全來自于她的想象，最后她被查出是自己神經出了些問題……

當口罩、居家隔離等經典時代元素出現的時候，會立馬收到此刻仍在被這段歷史裹挾的我們投來的親切感。羅品文公司效益不行，甚至要求員工帶頭提出減薪，這都是我們正在經歷的荒謬。然而拋卻這些獨屬于時代的元素，其實倆人的關系所帶出的問題是共通于歷史的。 影片主角是兩位女性，比起女性主義的話題，我想影片更多是提供了一個精神病學方面的典型，也提出了一個很有意義的問題：現代都市中產為什么更容易走向“瘋癲”？

實際上從有現代精神病學以來，人們一直在做的，就是將“瘋癲”的、“逾矩”的行為給整合進個體生活的其他部分，并從中找出可以闡釋的發展脈絡，為他們認為的那群“危險者”畫一張有跡可循的臉譜圖。然而實際上普通人也會走向“瘋癲”。我們甚至都不需要那么多歇斯底里，只潛藏在靜水流深的生活中，在許多次平靜地忍氣吞聲后，在可怕的細水流長卻一眼望不到頭的人生里，個人的毀滅就悄然降臨了。我們想知道“聲名狼藉者”的生活到底從哪開始與“主流者”、“正常者”的生活產生了些微的裂縫，導致他們變成了這樣或那樣；但人生總不過那些事，細細扒開來里面才會發現每個人的人生幾乎每件事都是令人難以忍受的，但自己也就這么忍下來了——只是有的人忍不了。 所以回到羅品文身上：她為什么會走向瘋癲？我想，是因為她“活著”。只要我們每個人都還在這個充滿“積極者”、“成功者”說教的世界里尋找棲身的角落，只要我們可以罔顧滿目瘡痍的身心去面對每天的太陽，只要我們有那么哪怕微小的一刻感覺到格格不入，那么我們每個人就都是潛在的患者、危險的幫兇。

現代生活的規訓讓我們很多時候并不能“做自己”，并且我們無法意識到這種壓抑正在悄悄吞噬我們。我們的乖巧、懂事、兢兢業業，終有一天會反噬我們，就像背負了所有人期待的司馬光有一天砸開了缸，發現坐在缸中的就是他自己。 影片中的羅品文，職場里是叱咤風云的女高管，現實生活里和丈夫離婚，與小孩關系總有層隔閡在。身份上的撕裂感必然會將她引向自我懷疑，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她是《陽光普照》里阿豪（許光漢飾）這角色的另一種延續。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在別人身上花的精力太多，以至于很少問問自己：“我過的好嗎？”“我想要什么？” 她的女兒小靜也不得不比其他人早點成熟起來。影片只有一次她幾欲爆發出來，那是她對父親說的：“為什么我要去承受你們的爛婚姻？為什么我要承受這樣的人生？為什么是我？”然而這短暫的幾秒鐘并沒有帶來什么改變，死氣沉沉的生活仍是泛不起一點漣漪。現在的小靜，高中還沒畢業就要獨立起來，替媽媽做決定，照顧媽媽，以后的小靜只會更懂事，懂事得討人喜歡，直到有天她做出讓人“意外”的事情而被評頭論足：“怎么好好的人會變成這樣子呢？”

然而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都是如何去順從，做別人眼里那個懂事聽話的孩子，卻從沒教過我們如何去反抗本不愿去接受的命運。從很小開始，我們就已習慣巨石壓胸口的感覺，卻從不去想有天這石頭會壓垮我們。更有時候，我們還挺會自我安慰的，“哎呀，人生不就這么過嘛，大家都這么過來的呀”。于是覺得，好像怎樣都去接受吧。于是習慣了隱忍而痛苦，習慣在歷史的光圈里渺小如螻蟻的我們，再多蜷縮一點。

“瀑布”這個意象只在影片快結束的時候，羅品文才向女兒提起，之前一直在她耳邊轟鳴的聲音，變成了溪水潺潺的聲音，那時她才知道，原來那就是瀑布的聲音。就像是對待生活的態度，越深陷其中，越能感受到生命有一種潛移默化腐蝕人的力量，在巨大的靜默中，你感受到的都是無能為力——當你站在瀑布底下的時候，你被水流猛烈地沖刷猶如刀刮在身上，轟鳴的聲音在你耳邊爆裂開來，你是受不了的。但是當你遠遠地觀賞瀑布，你才能咂摸出它自然的美來。對待生活太過認真的人，總沒玩世不恭者過得舒服。 其實影片里還有一處“瀑布”，那便是遮蓋大樓的巨型藍布。它隔絕了陽光，也隔絕了人內心的陰暗面，而這條靜止的“瀑布”讓這棟大樓像一塊碩大的墓碑，墓主便是所有現代人。實際上，現代人所有可能給生活的熱忱，都在規律與規劃中被消殺干凈，只有“傍晚六點下班，換掉藥廠的衣裳”；只有“一萬匹脫韁的馬，在他腦海中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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