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夕給陳奕迅寫過一首詞叫《斯德哥爾摩戀人》，里面有一句是：逃避分開的孤獨，情愿一起不舒服。這部電影給我的感覺就是如此。林夕把一對彼此依賴而又彼此折磨的戀人比喻成綁架和被綁架的關系可謂妙筆生花，而吉田修一筆下的人物則是真正經歷了不幸后才在一起，其中的心理折磨想必更甚。影片的開頭便是尾崎俊介和加奈子做愛的場景，電視機里傳來了關于一名兒童被謀殺的報道，這種講述方式在同樣由吉田修一小說改編的《同棲生活》里出現過，住在同一個屋檐下的年輕人過著最普通的生活，而電視機里卻播放著兇殺案的新聞，看似毫不相關的兩件事就這樣巧妙地聯系了起來。在本片中兒童謀殺案作為了一個引子勾出了多年前的一起輪奸案，這其中起到穿針引線作用的是由大森南朋飾演的記者渡邊，這個角色試圖從觀眾的角度看清真相，但他又不僅僅是一個旁觀者，前運動員的身份讓他對本是棒球隊主力的尾崎產生了同情，而妻子的冷漠使他在情感上與主角產生了共鳴。關于渡邊的一個細節是其回到家后對著鏡中自己的裸體發呆，略顯發福的身材和妻子的嘮叨聲是這個中年男人的生活寫照。所以對于渡邊來說，揭開案子的真相更像是一次自我修復之旅。在吉田修一的小說中時常會有推理的成分，本片中帶著這個使命的就是水谷夏美的行蹤問題，這位輪奸案的受害者在他人的口中無疑是命運悲慘的，婚后遭到丈夫的拳腳相加并突然人間蒸發是我們所知的關于她生活的一小部分，然而根據種種細節和暗示夏美的真實身份令人咋舌。這其中尾崎夫婦的微妙關系是最大伏筆，兩人之間多場做愛戲無一不是機械冰冷地，在尾崎第一次被捕后加奈子的反應也十分冷漠，或許說這個女人始終都是面無表情的，好像讓人生生剝去了七情六欲。尾崎第一次被釋放后兩人進行了一次怪異的對話，“難道你擔心我了？”“這是正常的吧。”說起來不經意但卻暗示了這段婚姻關系的非比尋常。如果說上述還只是初露端倪的話，那么加奈子的舉報導致尾崎第二次被捕則令距離真相只剩一步之遙，是什么樣的仇恨能讓夫妻之間產生這么大的隔膜？或者說是丈夫做了什么讓妻子無法原諒？我想觀眾此時心里已經有了答案，這之后的閃回不過是為了驗證這個可怕的猜想，可是在看到加奈子向渡邊娓娓道來事情的真相時，還是對這個黑暗的結果感到訝異。尤其是閃回中加奈子對尾崎惡狠狠的說：如果我死了你就能解脫的話，我是不會死的。這句惡毒的詛咒聽上去是那樣令人心顫，原來怨念是可以讓人搭上自己的幸福的。如果說吉田修一的故事提供給了電影很好的素材的話，那么細膩的攝影則將文字轉變成了流轉在光影間的情緒。記者圍堵被害兒童家的一場戲里鏡頭慢慢升格，意圖用審視的角度來看這個事件，對無良媒體的控訴也是不言而喻。渡邊和尾崎第一次來到溪谷邊，對話結束鏡頭里只留下渡邊，而尾崎出畫，之后渡邊和加奈子在屋外的戲也是隨著加奈子離開畫面只剩下渡邊一人，兩個鏡頭相似的處理暗示了渡邊一籌莫展的境地。加奈子在電話亭里哭訴的一場戲里，手持攝影的晃動突顯出角色內心的不安。除了鏡頭的匠心獨運外，細節前后的呼應也是本片一大看點。加奈子和尾崎吃拉面時，尾崎要給加奈子倒酒被拒，而后來加奈子洗澡出來，尾崎給她倒酒，加奈子欣然答應了。加奈子前后兩次不同的反應也說明了其對尾崎態度上的轉變，從開始的抵抗到現在的放下，從小小的倒酒就能窺見一二。諸如這樣的戲還有加奈子和尾崎深夜在橋邊，鏡頭里只有加奈子，而結尾兩人同樣在橋邊，卻是同時入畫，心理防備的卸下就是這兩組鏡頭所要表達的訊息，我們看到加奈子的鞋子被水沖走也是放下執念的一種印證。在片中夏美提出了一個假設，如果事情發生當天走的是自己而不是加奈子，那么她的命運是否會大不同？或許當慘劇發生在自己身上時，每個人都會做這種假設，可是命運的不可逆又讓這種假設變得毫無意義，夏美在旅館登記時寫下了加奈子的名字，至少她希望未來人生可以倒置。面對假設的不只是夏美一人，影片結尾渡邊問尾崎：遇到夏美的人生和沒遇到她的人生你選哪個？尾崎沒有回答。當然他可能千萬次地后悔遇見了夏美，可是這個女人已經漸漸融入了他的生命，沒有了夏美則意味著他的一部分生命將被抹去。不禁感慨兩個人離幸福只差一步，可是當初的那句“我們不是為了幸福在一起”卻始終盤旋在彼此心中，令到兩人不敢對幸福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