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預知了未來因而改變它，我如何還能宣稱已然預知未來？舉例來說，我倘若經過某種方式，得知在待會兒我出門為了肚子打算的時候，會在經過街邊的檔口被一架史坦威平臺鋼琴自五樓掉下來砸成肉泥，于是決定今天晚上就自個兒煮碗泡面順便在里頭打兩個蛋解決一餐——雖然略嫌寒酸，但不會遇上從天而降的平臺鋼琴。因為我知道出門會有意外，所以我不出門；因為我不出門，所以意外沒有發生。但，如果這個意外沒有發生，我如何預測得到？《少數派報告》故事的主干，其實就源于這么一個矛盾情境。姑且不論斯皮爾伯格在人物設定上對于菲利浦·迪克原著小說所做的更動，《少數派報告》的小說及電影版本，說的都是在近未來的社會里，有個預防犯罪的機構。這個機構利用了三個具有預知能力、但心智發展有點問題的異人為基礎，依他們所預知的內容得知某人在某時于某地將犯下刑案，于是就能夠提前將此人逮捕，防止刑案真正發生。因尚未犯下的罪行逮捕公民此事是否合理暫且不論，城市里趨近于零的犯罪率其實已然替這套系統提供了最佳的背書。這個原因也許是：因為一般公民并不會知道未來如何，所以這些預言異人的預卜結果都是正確的，就如同我并不知道頭項上會掉下一臺平臺鋼琴所以還是出門吃飯結果發生意外一樣；但如果這些未來式的罪犯知道了自己將會犯罪，那么，他們還會決定犯案嗎？故事里的主角就面對了這么一個狀況。預防犯罪機構的核心份子，就發現自己將會在若干天之后，殺害一個同自己素未謀面的人。審判者在剎那之間成為受審人，于是我們有機會同主角開始檢視整個所謂“完美的預防犯罪系統”，看看這個系統是否真的如此值得信賴？三份預言報告是否總是明白地指出同一件發生在未來的刑案？三個預視未來的先知異人是否總是做著相同的噩夢？倘若不是，那我們該如何看待預言報告里的相對少數？在電影和小說中，三份預視報告中都有一份提及，主角不會殺人；這份少數報告，究竟有沒有它存在的價值？三份預言報里的多數，當真就代表了肯定發生的現實；而代表少數的那份報告，就一定是錯誤的預視結果？關于這個問題，斯皮爾伯格與菲利浦·迪克采取了完全不同敘事焦點，于是產生了完全不同的處理方式。先來瞧瞧斯皮爾伯格的電影版本。少數報告是三個預知者中最重要的、居領導地位的那人所預見的未來。于是主角設法劫走了這個預知者，希望利用她提出這份少數報告來為自己翻案。斯皮爾伯格在故事里摻入大量與親情有關的元素：主角之所以全心投入預防犯罪的工作，是因為自己的孩子數年之前被綁架失蹤，至今下落不明；預視者之所以獲得預知能力，是因其上一代的藥癮所致，而關鍵預知者一再重覆的噩夢，則與自己母親被弒的案件有關。這些親情元素在劇中糾葛成一團，最后在結局揭曉之后，斯皮爾伯格進一步否定了這樣的系統，甚至替三個預知者安排了幸福平靜的生活模式。再看看迪克的小說情節。三份報告雖然有兩份的結果相同，但事實上每一份都是少數報告——結果相同并不代表過程相同，如果把這個因素考慮進去的話，這三份報告其實都是不一樣的。迪克的焦點集中在我們之前提及的矛盾：如果主角知道了自己未來的罪行，是否還會照著預言犯案？第一份報告里的主角將會殺人，而第二份預言報告將主角得知第一份報告結果一事納入考慮，于是得出了主角打算不照第一份報告的結果行事、將不會犯案的決定。在這兩份報告之后，故事的主角已經在種種情節之中得知了被害者的身份等等原來所不明白的資訊，于是最后做出殺人的決定。也就是說，最初及最末的兩份報告雖然結果相同，但通往這個結局時點的過程卻不一樣。迪克雖然提及了政治權力的傾軋、中年危機及夫妻感情的猜忌，但并未花費太多力氣在這些問題的描寫上頭；他甚至不質疑這個系統，只是聚焦在這個矛盾的特例上頭。在斯皮爾伯格的手里，菲利浦·迪克慣寫的臟亂、擁塞、混亂型式近未來，自然不可能呈現如同雷德利·斯科特的《銀翼殺手》那種潮濕沉悶場景，或者保羅·范赫文的《全面回憶》里那種工業單調都市，是故，這不但不是我在意的重點，事實上我還得承認，斯皮爾伯格使用偏藍灰色清冷色調還蠻對我脾胃的。而他一向被批評的太過商業手法或者太過濫情表現，我都覺得無所謂，甚至連最后童話般的結局場面，我也能勉強忍受，但是似乎他并沒有把題目“Minority Report”處理好。讀迪克的小說就會發現，在并不算長的故事走到結局時，迪克回到了“預知報告里的少數”以及“預知未來是否會影響當事人的判斷”這兩個主題頭來。預知未來是否會影響當事人的判斷？答案是肯定的；于是這個變數再度回頭影響預知報告，三份預知報告其實各自加入了不同的參考值，每一份都是題目所謂的“少數報告”。而在電影劇情推衍的進程之中，斯皮爾伯格以“少數報告其實出自最關鍵者之口”的方式處理原來迪克故事的情節，再讓預防犯罪系統的準確度一次比一次松動，最后否定整個系統——如此動作雖大，卻讓我有點無法滿足。因為我老會想到一些缺漏。比如說：為什么明明知道有某個預知者最關鍵，但卻輕易地舍棄其報告？如果預知者的能力有高有低，那么也許他們提出來的預言份量就各有輕重，遇到三份預知報告內容不同時，是否簡單地取其大者即可？雖然概數原則如此，但這事兒可同某人是否得在牢里過下半輩子有關，如何能夠輕率為之？雖然用了別人的骨架再加進自己擅長的部份，但在經營自身專長情節之余，似乎反而沒把原來的故事講得完全。簡而言之，我覺得斯皮爾伯格的故事結構有缺陷，收尾也沒給一個完整的交代。但話說回來，電影或者小說創作，是否一定要替人性啦、宿命啦、社會結構等等提出最佳的定義？我相信，用太大的帽子扣在創作品頭上，都可能是不公平的；創作者對自己的作品負責最要緊——亦即，我的滿足與否，其實在于故事是否被完整的說出來。在《少數派報告》的小說里，迪克不提系統是否正確，只提出會產生矛盾的特例，這種作法似乎比較謹慎負責；而斯皮爾伯格一舉推翻了整個系統，我們不知道這系統之前到底有過多少誤判的可能？是否有可能在特例之外，這個系統真如影片剛開始時宣稱的那么完美？把系統否定了之后，原來的那些罪犯如何處理？這些疑問讓我在步出電影院的時候，不得不替這個故事可惜了起來，覺得銀幕里的那個世界似乎在我爽完了就走之后還留下太多爛帳沒有處理。是的。這是商業電影似乎很難逃脫的命運。但我相信，不要給不負責任的結果，故事還是能夠找到一個結局能夠符合商業電影的市場考量層面、甚至令更多人滿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