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導演伊桑·霍克(Ethan Hawke)與聯合編劇謝爾比·蓋恩斯(Shelby Gaines)著手拍攝關于南方哥特作家弗蘭納里·奧康納(Flannery O'Connor)的電影時，他們深知這將不是一部傳統的傳記片。 首先，霍克的女兒瑪雅·霍克（《怪奇物語》Stranger Things）將飾演奧康納，使得《野貓》（Wildcat）成為一場家庭創作。其次，盡管奧康納的內心世界和想象力生動活潑，但據她自述，其日常生活節奏平淡無奇。由于患有紅斑狼瘡，她無法遠行，大部分時間都在佐治亞州鮑德溫縣的家中度過。"她所有的活動就是寫作、喂雞和去教堂！真的沒什么好說的。"霍克向《美國國家天 主教記者報》（National Catholic Reporter，以下簡稱NCR）打趣道。 然而霍克在探索奧康納內心世界時發現了豐富的電影潛力。他指出，在她病痛最劇烈時期創作的《善良的鄉下人》（Good Country People）、《啟示》（Revalation）、《救人就是救自己》（The Life You Save May Be Your Own）等短篇小說，正是她叩問上 帝、信仰、疾病與肉身的方式。霍克團隊決心創作一部不僅關于奧康納生平，更探討信仰在藝術創作中作用的電影。 《野貓》將奧康納的生平事件與其短篇小說改編場景交織呈現。這種模糊虛實界限的流動性，恰恰彰顯了奧康納作品至今仍具超越性與共鳴感的本質。 通過Zoom，伊桑·霍克向NCR談及選擇特定短篇小說的過程、感召式性藝術與邀請式藝術的差異，以及諾里奇的朱利安(Julian of Norwich)、多瑪斯·牟敦(Thomas Merton)等作家對其創作過程與信仰的影響。 以下為精簡后的對話。 NCR：你的母親作為圣公會信徒，是你接觸奧康納的引路人。而你女兒瑪雅自己愛上奧康納，更以《祈禱日記》（A Prayer Journal）作為茱莉亞學院（The Juilliard School）的獨白素材。你們倆都對奧康納的作品情有獨鐘，在創作本片時感受如何？ 霍克：偉大作家總會激發個體獨特共鳴。對我來說，我認為創作這部電影的美妙之處在于將我生命中兩種截然不同的關系聯系起來。一種是與我母親的關系，一種是與我女兒的。創作全程我始終與她們進行精神交流。 我母親喜歡她那個時代的很多偉大的天 主教作家，比如沃克·珀西（Walker Percy）和多瑪斯·牟敦。她總是把這些書給我，從小就希望我能夠接觸到她那個時代最優秀的靈性寫作。當我有了瑪雅之后，她自己發現了奧康納的作品，是她第一次把奧康納的《祈禱日記》帶給我。這本書為理解奧康納提供了全新視角，令她深深著迷。 在拍攝這部影片時，我們必須平衡與奧康納的三種關系。一方面，瑪雅帶著年輕人的活力參與到這個項目中來，另一方面，我與文本有自己的關系，同時也將我母親與文本的關系帶入其中。這真是太棒了。 NCR：所以從一開始，《野貓》就被構想成一個小說故事和奧康納的視角相互交織的項目。你們是如何決定將弗蘭納里·奧康納的短篇小說作為她個人生活困境的直接映射的？又是如何選擇具體篇目的？ 霍克：當瑪雅向我們提議拍攝奧康納的電影時，我與謝爾比決定通讀她全部小說開啟劇本創作。顯而易見，無論最終形式如何，核心必然聚焦內心世界。奧康納曾說她永遠不會有傳記作家，因為她的生活過于乏味。她所有的活動就是寫作、喂雞和去教堂！真的沒什么好說的。 我聽了之后就笑起來。我記得我說：“那不是真的......如果我們為她的思想拍攝傳記，那就不會如此”。她的內心世界是非凡的。謝爾比和我立刻意識到，你不可能把一個非凡的人拍成一部普通的電影。她的思維方式和對待藝術的態度與大多數人大相徑庭......如果只是試圖拍攝一部關于她的普通電影，那簡直就是犯罪。這個想法開始在我們腦海中浮現： 如果《野貓》不僅僅是一部關于想象力的電影，而是一部探索信仰、想象力和現實交匯之處的電影，會怎么樣呢？如果這是你的論點和出發點，奧康納就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主題。 我喜歡讓瑪雅和勞拉（Laura Linney）扮演奧康納筆下人物的想法。奧康納一生中最主要的關系，如果不是與上 帝的關系，那就是與母親的關系。當我開始閱讀更多奧康納的故事時，我開始看到她的母親幾乎以不同的角色出現在這些故事中。她穿著不同的衣服，出現在不同的城市，但她絕對是存在的。這些故事成為了謝爾比和我挑選影片故事的標準。我們希望選取的故事能充實母女之間的不同動態。這并不是說哪些故事是我們最喜歡的......而是說哪些故事能揭開雷吉娜和弗蘭納里的神秘面紗。 NCR: 在視覺層面上，你的影片捕捉到了現實是如何直觀地影響作者的寫作的。我們在影片中看到了一些這樣的場景：弗蘭納里在火車站等車時注意到一個沒有手臂的男人，她在短篇小說中加入了一個沒有手臂的人物。你也是這樣對待創作的嗎？ 霍克：是的。我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是在腦子里進行的。我會一邊看著小熊隊的比賽，一邊把它想象成一部電影。或者如果我在機場，我會想："這個場景的電影版本是怎樣的？誰會執導這部電影？會是什么風格？" 我的腦子里總是在想這些。 NCR：看到奧康納的人生軌跡在銀幕上展開，我不禁想起了 15 世紀的神秘主義者諾維奇的朱利安（Julian of Norwich）。你熟悉她嗎？ 霍克："一切都會好起來！一切都會好起來！一切都會好起來！" 是的，我愛她！ NCR：在觀看《野貓》時，我想到了朱利安的話和她的故事。她也是出于身體上的需要才與上 帝相遇的。她的信仰以具身化的形式呈現。你是如何看待身體和生理與信仰的關系的？ 霍克：弗蘭納里有一個說法叫 “減損（diminishments）”。她分享說，當你失去健康時，你會經歷這些減損。但它們實則是通向感恩的門徑。我們中的許多人看不見自己擁有的恩典，因為我們認為它們是理所當然的。當弗蘭納里不再能夠走路時，她開始意識到，過去她并沒有對早上醒來能夠走路表示感激。因為生病，她失去了很多東西。她喜歡旅行，但這也被奪走了。 但隨著病情的發展，她意識到自己不需要去任何地方。影片中有一句臺詞，她說“神的國就在你們中間”（譯注：這句臺詞并未出現在108分鐘的正片中）。這個看法對她來說非常重要。她始終秉持這樣一種觀念：一切真實的東西，其實就在我們自身之內。 身體是提醒我們這一現實的有機體。她筆下的人物常常只有一條腿，或者少了一只手，或者沒有視力。她試圖提醒讀者他們的人性，因為肉體并不是我們的全部。你的眼睛不是你......你的手不是你。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 “好吧，我是什么？” 這是一個非常激動人心的問題，也可能是一個啟示性的問題。 NCR：讓我們來談談影片的燈光選擇。在重現奧康納作品的場景和她個人生活的場景之間切換時，它們的燈光使用似乎是相似的，所以兩者之間幾乎沒有美學上的區別。 霍克：對我們，尤其是對觀眾來說，這是一個很難協調的項目。如果你的論點是內在的生命是真實的，那么你就不能玩《綠野仙蹤》（Wizard of Oz）那樣的把戲，把現實表現為黑白的，想象表現為彩色的。這樣做就等于說它們是不同的。因此，我們在燈光方面所做的努力是，確保在所有涉及她現實生活的場景中，攝影機都不會移動。與她短篇小說中的場景相比，她現實生活中的場景都是長鏡頭拍攝，缺乏鮮艷的原色，但鏡頭和色調都與小說中的場景相同。我們會讓自己在燈光和鏡頭運動上有所發揮，以表明想象和現實是同一回事。 NCR：對奧康納來說，寫作是一種“投身于現實”的宣泄體驗，而當她不得不宣傳自己的作品時，困難就來了。制作《野貓》對你和瑪雅來說是一次豐富而充實的個人經歷——但營銷和宣傳就更難了。在為公眾創作藝術時，自我營銷是否永遠是創作者必須付出的代價，還是你認為有更好的方式？ 霍克：我小的時候，當有一部新的杰克·尼科爾森（Jack Nicholson）電影上映時，他不會接受任何采訪。羅伯特·德尼羅（Robert De Niro）、保羅·紐曼（Paul Newman）、羅伯特·雷德福（Robert Redford）……他們很少上脫口秀節目。他們在公眾面前非常低調。 但現在有了社交媒體和互聯網的運作方式，無論是音樂家還是演員，你都必須成為一個廣告代理人。特別是對于任何預算不高的項目來說，唯一能接觸到人們的方式就是你我正在做的這種方式。 這對藝術家來說非常具有挑戰性，因為它迫使你想出一些短小精辟的語句來定義電影或定義表演。我想我們所有人都希望避免不得不把自己的生活軼事化（anecdotalize）。你基本上就是在想廣告語。這讓一切都變得狹隘了，并把它變成了一個銷售單元。 在我有生之年發生的一件事就是，電影已經被那些發現人類熱愛電影的大商人所篡奪。這是一種非常容易接受的藝術媒介。看《權力的游戲》（Game of Thrones）比讀《戰爭與和平》容易得多。我覺得很有趣的是，當《權力的游戲》非常受歡迎時，總會有些集懸念很大，每個人都想知道一個角色會怎樣。我總是想：“伙計們，讀讀原著吧。我可以確切地告訴你們會發生什么。”但沒人想那樣做。 我們與文學的關系正在改變我們對電影的期望。我們期望電影能為我們跳踢踏舞、耍雜技，完全娛樂我們。我覺得我年輕的時候，商業電影總有一席之地。但觀眾也會嘗試去看那些更具挑戰性、并嘗試與你進行對話的電影。我總是覺得那些電影更有趣。但是，我的生活離不開電影。很多人一年只看幾部電影，所以他們希望看到的是《奪寶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那樣的電影。我理解這一點。我不確定這是否回答了你的問題（笑）。 NCR：你曾提到，你喜歡奧康納作品的一點是她不試圖勸人歸信。她的作品涉及信仰問題，但在她的寫作中，她并沒有試圖說服你；而是采取了一種邀請的態度。對你來說，試圖感召人們的藝術和邀請人們去思考和品味神性的藝術之間的界限在哪里？ 霍克：我可以寫一篇關于這個問題的文章。這是一個很棒的問題，因為我喜歡那些邀請我進行更嚴肅對話的作品。令我驚訝的是，雖然奧康納說她沒有試圖勸人歸信，但有很多人因為讀她的作品而成了天 主教徒。我認為這是因為她沒有試圖向你推銷任何東西。她通過榜樣向你展示，一個充滿信仰和敬虔的生命可以引導你獲得深刻的洞察力。 這是一個關于什么是邀請，什么不是邀請的宏大討論。簡單地說，我會說，那些粉飾生活痛苦的藝術最終會讓人覺得你是在向詩班成員布道。引用我們在電影里的一句臺詞，“人們希望宗教是一條溫暖的電熱毯，但實際上，它是十字架。”這是一個非常有力的陳述。十字架是一個極其有力和黑暗的意象，成為一個人信仰的核心意象。它承認了苦難。我認為，嚴肅的邀請式藝術真正接納苦難，并看到了毫無力量相對于擁護力量的價值。感召式的藝術會說：“如果你做個好人，上 帝會賜給你很多的金錢和很高的地位。”那種藝術不是在尋求來自敬虔生活的洞察力。 那種洞察力讓你能夠應對任何情況，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因為你意識到這一切都是積極的。它給你視角，這樣你就能在受苦時心存感激，因為你知道自己正在成長。當你沒有受苦時……嘿，感謝上 帝（笑）。我們面臨的是一個雙贏的局面。只是我們常常不這樣看待它。 NCR：多瑪斯·牟敦現在出現在你參與的兩個項目中，《第一歸正會》（First Reformed）和《野貓》。牟敦寫道，人的祈禱有不同的層次。我們常常停留在某種祈求式的祈禱模式中，但當我們的內在生命進入某種更具變革性的狀態時，就會有某種超越性的東西。我想知道你是否認為牟敦關于祈禱的觀點可以作為創作工作的有益類比？ 霍克：我確實這么認為。你所說的是牟敦大量寫作的關于沉思的內容。這是一個很難真正定義的詞。他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 22 歲時讀了《七重山》（The Seven Storey Mountain），它對我影響很大，并啟發我閱讀了很多東西。理查德·羅爾（Richard Rohr）現在也是這樣一位思想家，他也在談論沉思，以及祈禱的真正價值是如何成為一種更深層次的默想。他正在引導他的會眾更深入地思考我們周圍的宇宙。 當你在創作過程中保持這種更廣闊的視角時，它會開始把你從自己獨特的欲望和渴求中解放出來。當你開始把自己看作是更大的兄弟姐妹群體的一部分時，這種感覺非常美妙。 由 Zachary Lee 采訪并整理。原文于 2024 年 5 月 23 日首次發表于 National Catholic Reporter 網站：Flannery on film: An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Ethan Hawke, director of 'Wildcat' | National Catholic Reporter 。譯文原文發表于微信公眾號：世上客旅觀影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