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蘭作家兼制片與導演Andrew Niccol可真讓人吃驚！他1997年自編自導的第一部電影《Gattaca》實在是一部天才之作。故事對基因決定論的描述，對生物科技突飛猛進后未來世界的秩序與偏見的刻畫都讓人一下子想起來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Andrew Niccol據說將執筆《美麗新世界》的劇本，由導演Ridley Scott于2011年搬上銀幕），但比《美麗新世界》似乎還更進一步，尤其在科幻的份量上；但更為可怕的是這部1997年的電影所描述的基因歧視恐怖世界，竟原來絕非天方夜譚。1基因工程自從1973年后美國生物學家Stanley N. Cohen 和Herbert W. Boyer將DNA分解成段并重新組合后有了突破性的發展，并以1990年美國的人類基因組計劃為標志進入了一個新紀元，今天的生物科技不僅能夠克隆，轉基因，甚至還能創新物種。基因科技的發展帶動了優生學，美國一位醫生的曼哈頓與洛杉磯診所已經幫幾千對夫妻選擇孩子的性別，并宣布在未來的幾個月內將實現選擇后代的眼睛、頭發顏色，以及膚色。在Andrew Niccol創立的Gattaca世界里，這樣的優生診所已是社會流行，實際上，也只有付不起錢的窮人才會選擇“劣等”自然生育，因為診所里培育出來的強化基因受精卵，是“自然受孕一千次也達不到的奇跡”。 當父母對這種強化基因小孩有所質疑的時候，醫生還很貼心的回答：“別擔心，孩子還是你們自己的基因結晶，不過是最優的結晶。”一旦全社會都在制造這種“最優結晶”，整個人類社會的結構便發生了深遠變化。人種、地域、性別等因素不再重要，因為比較“最優結晶”， “次優結晶”或者“自然結晶”很明顯成了體制的殘次品，被系統性歧視排斥鄙視。而造成這種新型基因歧視存在的關鍵，我想，一方面是社會自然競爭的結果，但更重要的，是基因決定論。基因決定論認為，一個人的行為、個性和樣貌都是由基因唯一決定的，人的基因有優劣之分，人類應致力于“改良品種”。納粹德國就曾經利用基因決定論鞏固金發碧眼白皮膚的雅利安人種的“高等”地位，作為屠猶的論證。生物學家Richard Lewontin, Steven Rose和Leon Kamin 這樣總結基因決定論的理論體系：“生物（基因）決定論者們實際上在探求人之所以為人以及人類行為的根本。他們認為人類生命以及行為是構成人體細胞的生物化學物質特性的結果；并且這些特性都是由人體基因的構建所唯一決定的。最終，一切人類行為——也就是全部人類社會——都由一系列要素決定，從基因到人之個體到全部人類的行為總和。”但實質上，現代基因工程技術的發展，并不能得出任何決定性的結論。比如通過對基因順序的檢測，我們可以預測出一個人患老年癡呆癥的幾率，但這個幾率目前只能達到5%左右；哪怕是電影《Gattaca》中基因技術高度發達的未來社會，對各種疾病以及壽命的預測幾率依然不能達到100%。但人們往往把概率和實際發生混淆起來。概率講的是從統計角度出發，某事件若多次重復，出現某種可能的百分率；而作為人這個獨特的個體來說，概率只能代表一種可能——30%患心臟病的概率并不能預測出來這個人將來一定會患心臟病，他/她還有70%的可能完全不會患病。基因決定論目前仍是生物學界辯論的主題，也有不少知名學者支持基因決定論，比如1998年，美國國家癌癥學院生化實驗室的基因結構及規范主席，生物學家Dean Hamer在他的著作《與基因共生》中就說每個人的“核心性格”都是“自出生以來便銘刻進身體，就如同自己眼睛的顏色一樣，是父母基因的饋贈”。紐約州冷泉港實驗室主管，DNA結構的共同發現者James Watson也說過“我們的命運由我們的基因決定”。2基因決定論的存在使得基因歧視成為不可避免的結果。早在1982年，美國律師協會會刊就刊登過一篇文章指出至少有六家知名化工廠定期給員工驗血以確診誰更易受化學物質的影響，雖然其中兩家公司，杜邦與陶氏，都否認使用檢測結果來決定雇工需要。基因歧視與種族、性別、年齡、國籍等歧視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這并非是基于實際發生事件的歧視，而是一種推測性歧視，是基于將來某種狀況發生的可能幾率而實施歧視，同時完全無視事件根本不會發生的幾率。這種推測性歧視使得對抗之的手段變得十分有限，因為在法律上很難證實某種基于推測的歧視。所以，盡管美國2008年五月21日終于通過了歷史性的《反基因歧視法》，其有效性仍待考察。其實在Gattaca世界里，雇工的基因歧視也是違法的，但“沒人嚴肅對待”。雇主可以采取各種手段獲得應試者的基因——茶杯，擦手的紙巾，不經意掉落的毛發——基因隱私權只是個不可能實現的概念。電影中還有便宜的街頭基因檢測站，剛和人接吻的姑娘可以去哪里用棉棒在口中一擦便得出對方的全部基因信息——智商、得各種疾病的幾率、預期壽命等。而當主人公文森特（Ethan Hawke）打倒夜店后門守衛警員逃跑后，隨即趕來的警探命令倒在地下呻吟的警員第一句話是：“哪兒也別碰，別吞口水”，然后迅速用棉簽獲取了警員身上攜帶的文森特基因才讓他起來。我看到這兒，覺得又是好笑，又是毛骨悚然。如果人類的一切都能夠通過基因分析而得出確定結論，如果我們的喜怒哀類，我們的愛情與傷痛，有一天都能夠變成冰冷的化學公式，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能用符號代替，都能被無限復制，包括界定我們之所以是“我”的獨特思想與記憶，那將是一個多么恐怖的末世！到那一天，“我”將不復存在，剩下的，只是“有機體”，只剩下面目相同的“完美結晶”們，就好比今天打開電視，屏幕上全是削過骨隆過鼻減過肥墊過下巴千遍一律的人造美女一樣——我們距離Gattaca的世界，究竟還有多遠？32008年美國耶魯大學的心理學教授John Bargh博士與助手展開了一項實驗，41位志愿者被要求描述他們對一位陌生者的第一印象。所有人看到的陌生人的圖片與聽到的介紹都完全一樣，但在說出自己的印象之前，實驗助手會不經意的讓志愿者幫他拿一下自己的杯子，杯里有時是熱咖啡，有時是冰咖啡。實驗結果表明，拿到熱咖啡的志愿者比拿冰咖啡的對同樣的陌生人明顯印象更好。類似的實驗后又在53位志愿者身上重復，要他們對一種理療熱墊進行評估，作為獎勵，事后或被贈一個小禮物，或得代金禮券。實驗結果發現，評估時理療墊是熱的大都選擇要代金禮券，而涼的則會選禮物。美國國家公共電臺NPR在播報這則新聞的時候，記者忍不住評論：究竟多少“我們的思想”真正是我們自己的呢？我則忍不住想那個經典的婚姻笑話，成功太太的秘訣在于要讓老公以為所有想法都是他自己的，嗯，都是“他自己”的。一個更有趣的例子是哈佛大學的腦神經專家Jill Bolte Taylor博士，她于1996年中風左腦血管破裂，后經治療恢復。Taylor博士這樣描述她中風后的感覺：“我失去平衡跌倒，靠在浴室墻上。我低頭看自己的手臂，但發現我竟無法感知自己身體的邊界——我不知道自己是從哪里開始，又到哪里結束，因為構成我的手臂的分子和墻上的分子全混到了一起。我只能感到能量的存在。……最開始我有點恐懼，但很快我就為周圍的巨大能量所吸引。我再也不能確定我身體的邊界，我感到自己變得巨大，舒展，似乎我已與周圍的能量結成一體，那感覺真是美妙。”這種美妙，平靜，祥和，與世界融為一體的精神體驗，極似佛教的“天人合一”，“涅磐”，“超脫”。腦神經專家的Taylor博士對這種現象的解釋很簡單：人的右腦主管感性認識攝取信息，而左腦主管邏輯思考處理信息。當主管邏輯思維的左腦因為血管破裂停止運作之后，“我”就消失了，剩下的是不經處理的原信息，這便是為什么她會無法分辨自己的手臂與墻壁，“所有的分子全混到了一體”；這也是為什么她只感受到能量的流動，感到自己融入了自然，無限平和美妙。原來道教坐禪要到達的物我兩忘的超脫境界，原來佛教精神上的涅磐，都可以通過自我訓練抑制左腦的邏輯思維來達到。難怪也有那么多人通過外力——靠毒品——來攝取激素抑制左腦制造精神高潮。2006年的電影《盲區行者》中，一種未來的毒品“D藥丸”長期服用會導致左腦受損，造成左右腦矛盾，幻象頻現，物我兩茫。4《時代》雜志的評論員Michael Kinsley在2008年五月的評論中說：“先天自然與后天養成，其實并無多大差異。也許你的父母給了你優良的基因，或者他們給你百萬遺產，或者他們就是高尚的人，教會了你節儉的美德與辛勤工作的道理。即使是最后這個例子，為何你就應該得到這些優良的價值觀呢？這與繼承一對好基因究竟有什么不同？”也許，面對基因決定論，我們的確不該如驚弓之鳥過分懼怕，人因出生所造成的不平等過去有之，現在有之，將來也不會消失。反對基因決定論不不是為了阻礙基因技術的發展，并不是因為恐懼而放棄探索，放棄尋求生命的真相；相反，面對太多的未知，給予科學工作者們更多的自由，更大的空間才能更好的百家爭鳴，才能更接近真實。而在基因歧視問題上，更重要的該是我們究竟要如何認知基因決定論。前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薩默斯在2006年發布了女性缺乏數學及其他科學才能的講話后不得不引咎辭職——他發表這一言論的場合當然極不合適，顯然不吻合他校長的身份——但另一方面，我卻也惋惜他的離開，畢竟，從純科學的立場出發，難道我們不該研究為什么很多女性在語言方面具有優勢，為社么黑人的彈跳與奔跑能力那么突出，為什么亞洲學生的運算技巧領先于美國學生？結論不一定都是基因——甚至我堅信基因只是要素之一，且遠非決定因素——但一個寬松的科研環境與嚴苛的立法執法體系應該相輔相成。最為重要的，具體到我們每個人，是我們對待歧視的態度。索尼公司在《Gattaca》1997年十月公映之前特意組織了一場面對哺乳動物細胞生物學家學會的試映，在影片結尾，出現了愛因斯坦、林肯和美國最著名的女運動員Jackie Joyner-Kersee的照片，并伴隨著字幕：如果基因工程和基因實驗早成事實，那么這些名人將都不會出生——他們分別患有閱讀障礙，馬凡氏癥候群 及哮喘病。最后的總結字幕則是：“當然，另外一個絕不會誕生的人，那就是你。”試映得到了科學家們的普遍好評，但公映時索尼公司還是決定去除最后的字幕與圖片——他們擔心會冒犯觀者的感受。我覺得很可惜，索尼公司的保守決定失去了讓這部影片掀起更為激烈辯論的機會。最后這些圖片的展示其實傳達了非常關鍵的一個信息：優化基因的同時也祛除了激勵人類不斷前進最為重要的一個元素——痛苦、問題、缺陷、不足。“完美”是祝福，也是詛咒。影片中最為完美的杰羅姆是最無法面對失意的人，而根本被當作下等人的文森特倒永遠拼盡全力向著理想努力，毫無保留。這種不合理的冒險，不畏死不自保的拼搏，就是人的精神，是潘朵拉盒底的希望，是獨立拆解的基因要素所無法總結推導的最大的不可能。這種精神讓我們認識到統計概率的空檔，讓我們為了虛幻的愛情與理想奮不顧身，讓我們能夠瞥見極限后匿藏的曙光，讓我們終于成為“我”，成為一個人。5拋開基因優化不談，盡管我不愿意相信科學技術的發展有一天能夠徹底破解人腦，我還是不得不考慮，如果基因決定論終被證明，如果“我” 最終將被解構成一堆要素：化學物質、生物電、激素，那生命還有沒有意義？如果從一出生，人的命運就真如Gattaca世界中一樣被各種概率早已界定，甚至就連文森特的反叛精神都能一早被解析預測，那我們是否還有活下去的必要？縱觀人類的發展史，其實不同階段對“人生意義”之界定并非一成不變。信息革命之前，我們強調人與動物的區別，在于人的創造性，人的社會性思維，邏輯推理能力，我們強調“腦”；信息革命之后，電腦越來越強的模擬人腦，我們又開始強調人性思維中非邏輯的感性成分，強調“心”。2009年的電影《終結者之救世主》結尾就宣稱“人心無法編程”。但無論強調的是“腦”還是“心”，似乎“人生意義”都離不開對人的界定，都在強調我們與這種或者那種存在形式的區別。每當新科技新事物新發現將原有的人的界限變模糊，我們就得恐慌一陣，似乎不證明“人”的優越性，不維持“人” 在宇宙萬物中的獨特地位，人生便失去意義。而這樣“唯我獨尊”的階級觀念，又與人類社會內部的種種歧視有何差異？《Gattaca》中完美的杰羅姆選擇結束生命，因為他先天的基因設定讓他優秀但不是第一，他后天的意外殘疾讓他可以感受生活卻無法再創造——他對生命本身失了興趣，一死了之。但杰羅姆所忽略的體驗本身，難道就沒有意義么？創造與實現的可能固然激勵人勇往直前，但正如世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從無到有的沿途風景和人生細節對每個人來說也是獨特的，是不可替代的，即使被拆分為化學物質、生物電、激素、環境影響等獨立因子，也還得由人自己來綜合實現。而這種體驗經歷學習成長的過程，其實才是人生大部分時間都在實踐著的工作，至于終點處蓋棺定論的成就，倒是錦上添花的次要元素了。《Gattaca》中文森特不懈拼搏所要證明的“靈魂無基因”，我想不該僅僅是指基因決定論最終無法預測人的未來，不能解釋人的情感；更為重要的是，即使有一天基因科技能夠決定我們的“核心性格”，電腦程序能夠解釋我們的細微情感，生命的意義依然存在：感受，體驗，學習，這一切仍須由生命的實體來親身實現，無法替代。而除了為理想奮斗，除了實現目標，生命的意義，還在于每日三餐，腳踏實地，在于養一方赤子之心，在于被現實不斷撲打下卻依然熊熊不熄的求索火焰。生命的意義，正如羅素所總結，是對愛情的渴望，對知識的追求，和對人類苦難不可遏制的同情——這才是真正的人之靈魂，不能轉化為公式，不是符號，不能復制，無法嫁接，不分優劣，沒有基因。參考閱讀：http://www.depauw.edu/sfs/essays/gattaca.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