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發生后，從媒體到民眾，下意識的第一反應都會指向恐怖主義襲擊，尤其是伊斯蘭極端分子。9/11以后美國曾經流傳過一句話，“并非所有的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但幾乎所有的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這話本身相當極端，未必反映事實真相，但非常不幸，最近幾年的恐怖襲擊案一再證明，謬誤竟然也有成真的時候。這次波士頓慘案仍然沿著這條證偽為真的線路在發展，兩位主要嫌犯極有可能受到伊斯蘭極端信仰的影響。時光倒轉至30年前，美國人的念頭未必如此，因為那個時候的恐怖活動往往由本土的極端人士實施，比如電影《你的同伴》(The Company You Keep)中塑造的幾位，其中包括羅伯特·雷德福扮演的吉姆·格蘭特、茱莉·克里斯蒂扮演的咪咪·路麗和蘇珊·薩蘭登扮演的莎朗·索拉茲。這部電影的情節大致如此：潛藏30年后，索拉茲在美國東北新英格蘭的佛蒙特州被FBI抓獲。已經改換姓名、在臨近的紐約州首府奧爾巴尼當律師的格蘭特因此暴露身份，FBI立即找上門來。他一路潛逃，經由曼哈頓、威斯康星、芝加哥，最后去密歇根找到了路麗---他30年前的情人，也是3億美國人中間唯一能為他作證的人。電影中的這幾位極端人士雖屬虛構，但都基于真實的歷史背景。1960-70年代，中國人遭受饑荒、搞四清、陷入文革動亂的時候，美國人也經歷過一段格外風云激蕩的時期，在鮑勃·迪倫音樂的隱約伴奏下，性解放、民權運動、女權運動、反越戰等交織在一起。一群對社會現實感到不滿、希望做點事情促成變革的年輕人成立了極左組織“地下氣象員”（Weather Underground)，或者就叫“氣象員”(Weatherman)，其名稱來自鮑勃迪倫的一句歌詞，“用不著氣象員/你就能知道風吹的方向”(You don't need a weatherman to know which way the wind blows)。格蘭特們都是“氣象員”，他們與伊斯蘭沒有任何關系，主要來自美國中西部白人家庭，屬于受過良好教育的理想主義者、熱血青年。由于策劃并參與過用炸彈襲擊政府機構、搶劫銀行等轟動性事件，稱他們為“恐怖分子”并不為過。與最近幾十年來眾多受伊斯蘭極端學說影響的那些人不一樣，格蘭特們是美國原裝的恐怖分子。電影沿著兩條線路展開，除格蘭特尋找咪咪·路麗這條主線外，還有一條副線。奧爾巴尼地方報紙搞調查性報道的記者謝珀德由職業精神驅使，一路追蹤著格蘭特，兩條線偶爾交匯，更多的時候是各自獨立發展。通過這兩條線路，電影觸碰到我特別感興趣的幾個問題：他們不惜訴諸于暴力手段，目的何在？時隔30年后，他們如何看待過去？“氣象員”與基地組織有什么區別？我跟謝珀德共享記者這份職業，他深挖新聞故事的手段我未必樣樣感興趣，比如利用前女友對自己殘存的好感獲取線索，但他的專業精神值得觀摩和借鑒。“氣象員”們活躍的時候謝珀德可能還沒有出生，他當然需要了解歷史背景，他同樣需要尋找那幾個問題的答案，這個過程對我理解電影提供了幫助。謝珀德與“氣象員”有代際差異，我還有種族和文化差異。謝珀德首先向格蘭特發起進攻，對方身為律師，說話辦事滴水不漏，他收獲不多。到了告別的時候，他總算抓住機會提出了關鍵問題。“因為你對他們的目標持同情態度？你認同他們的戰略？”謝珀德問，“他們”指當年的“氣象員”，“戰略”當然指暴力手段。三兩句交鋒后，格蘭特說，“30年前，你這樣的聰明人沒準自己也會參與他們的活動。”從格蘭特的話語中，我聽不出懊悔，更沒有自責，只有自夸。謝珀德接下來去監獄采訪索拉茲，兩人隔桌對談的鏡頭長達7分鐘，既是新聞采訪---謝珀德問，索拉茲答，同時也是索拉茲的演講。利用回答問題的機會，索拉茲回顧了歷史，闡釋了歷史遺留問題，她希望以近乎投案自首的方式翻去個人歷史中相當沉重的一頁。為什么隱藏多年以后決定自首？因為孩子，孩子會改變你，索拉茲一直等孩子長大、成熟到能夠正確看待問題的時候。因為良心的危機？對過去的所作所為感到懊悔？無法忍受因此產生的自責？索拉茲及其同伴大多出生在不錯的家庭，從未與暴力有過聯系。那個年代很多國家的青年都上街，日本、法國、中國、安哥拉，他們是那場革命的一部分。“聽起來很時髦。”謝珀德說。索拉茲回答，并不是因為時髦，別以為我們就是一群嬉皮士。我們的政府（指美國政府）正在謀殺，新聞里到處都是，象美萊村慘案。我知道她說的這個案例。越戰期間的1969年，美軍在越南的美萊村犯下一樁罪過，一群士兵槍殺了500多平民，其中主要是婦女、兒童和老人。索拉茲接著說，我們抗議，我們靜坐，但戰爭持續升級。她緊接著提到了肯特州立大學和杰克遜州立大學。我也大概知道她說的這兩個案例。1970年，俄亥俄國民警衛隊在肯特州立大學向抗議越戰的學生開槍，導致4人死亡，9人受傷。11天后，密西西比警察又在首府向杰克遜州立大學開槍，結果2人死亡，12人受傷。索拉茲繼續說，當時的年輕人都有被征召入伍的風險，那跟等著死傷發生沒有區別。謝珀德表示不解，“這聽起來象是找理由。我很難相信，暴力是那個時候唯一的選擇。”索拉茲回答，“我們認為，當政府實施殺戮的時候，你坐在家里無所事事才是暴力。”她們希望用自己在美國國內的暴力活動結束美國的對外戰爭，一種極為特殊的“以暴制暴”。“（如果有機會，）你們還會做類似的事情？”謝珀德問。“如果沒有孩子，沒有年長的父母，我還會做，用更聰明、更好、不同的方式，但我還會做的。我們犯過錯誤，但我們是對的。”索拉茲回答。電影中，索拉茲和“氣象員”伙伴們搶劫一家底特律銀行的過程中導致人員傷亡，他們負案潛逃。真實生活中，"氣象員”從事過一系列暴力活動，他們炸毀過警察塑像、砸碎過銀行的窗子，他們還鼓吹地下游擊戰，襲擊包括美國國會、五角大樓、國務院在內的重要政府設施，但規模都不大。“氣象員”們的目的在于宣示政治主張，不在于造成重大傷亡。很多恐怖活動實施前他們往往會發出明確警告，希望人們遠離現場。越戰結束后，少量“氣象員”成員仍然堅持開展暴力抗爭，他們以馬列主義為思想指針。多名“氣象員”組織的骨干都被起訴過，但由于種種原因，最終定罪的人很少。社會動蕩逐漸平息以后，若干知名的“氣象員”成功地重新融入美國主流，成為大學教授的就有好幾位，包括伊利諾依大學芝加哥分校的比爾·埃爾斯(Bill Ayers)。2008年總統大選期間，奧巴馬因為埃爾斯遇到過麻煩，他們兩人曾經有過的聯系在芝加哥廣為人知。電影中同樣有一位在芝加哥的一所大學當教授的前“氣象員”杰德。階梯教室里，他講述著卡爾·馬克思，還有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相互作用，偶爾還會以老八路講抗戰的姿態回顧自己的年輕時代。看到銀幕上的杰德，我無法不聯想到真實生活中的埃爾斯。當年在組織內部他就反對暴力。多年以后見到由紐約逃亡而來的格蘭特的時候，他給人的感覺就象見到了喪門星。 杰德說，妻子寧可原諒他與大學一年級新生上床，也無法原諒跟格蘭特談話。索拉茲對過去的暴力行為開展過反思，杰德由始至終都堅決抵制，絕無半點后悔的是咪咪·路麗。路麗仍然強烈譴責政府，她說政府只是“保護富人、富有富有最富有的人”，她不會向這樣的政府自首，除非那些大公司和政客們也因為做過的事情去自首。此時，格蘭特有機會系統闡述自己的想法，他有很多懊悔，他甚至愿意認錯，“我們被自己的原則給毀掉了，我們放棄了更基本的義務。”格蘭特意識到，家庭、孩子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我沒指望從一部電影里可以系統地琢磨出伊斯蘭極端分子和美國本土恐怖主義者的區別，但至少有一點能看清楚。極端分子并不在意現世，他們鼓吹成為烈士的種種好處，但對美國人來說，天堂里的72個處女可能怎么也比不上真實生活中的一位家庭主婦。電影中還用一定筆墨顯示出代際的區別，格蘭特、索拉茲、路麗們的理想主義以及相伴而生的極端主義到了謝珀德一代已經不復存在，年輕人愿意聽過去的故事，接下來更關心的還是Facebook上的更新。包括單身、已訂婚、已婚、相當復雜、已分居、離異等在內的11種狀態中，哪一種最符合自己當天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