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說一個我自己看電影后查看各種影評和資料理解到的，關于《饑餓的蘇丹》這張照片的拍攝者：凱文·卡特。

饑餓的蘇丹（The Starving Sudan）又名欺凌的蘇丹，是攝影師凱文·卡特的作品，刊登在《紐約時報》上，憑借該作品作者贏得九四年普利策新聞特寫攝影獎。

該張照片上是一個蘇丹女童，即將餓斃跪倒在地，而兀鷹正在女孩后方不遠處，虎視眈眈，等候獵食女孩的畫面。 大概在初中的時候，就在一本有關普利策新聞攝影獎的圖冊中看到過這張照片，清晰的記得書中寫了這張照片的攝影師最后因為受不了輿論的壓力而選擇自殺，當時真的被震撼到，但是時至今日我依舊覺得攝影師并沒有做錯什么，在這張照片獲獎之后激起強烈反響，引起了國際輿論對蘇丹饑荒和蘇丹內亂的關注，很多人因此得到了各國的救助。如果當時他選擇救這個女孩而沒有拍下這個震撼人心的場景，讓世界上其他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們就不會了解這個戰亂的國家正在發生的事，又有多少人死于非命。不管最后有沒有救助這個女孩，可以確定的是，凱文·卡特在按下快門的那一瞬間就改變了很多處于戰亂之中的人的命運。可惜的是他自己卻沒能躲過輿論的壓力。 今天看完電影，我一如既往在豆瓣找影評，大家也都在討論這張照片關于救還是不救的道德問題。然后我再搜這個攝影作品的介紹，卻看到了不一樣的版本。 “肯·奧斯特布魯克是凱文的朋友，他們一起組建了“砰砰俱樂部”。1993年，就在凱文拍到那張著名照片后不久，“砰砰俱樂部”一伙人又來到托可扎采訪一次暴力事件，由于陽光太強，凱文先回到了城里，但很快他就收到了肯在托可扎被槍殺的消息，此事幾乎徹底擊潰了凱文的意志，事后他曾經表示，應該是他而不是肯去挨那顆子彈。 據凱文的朋友們回憶，從這之后凱文開始公開地談自殺的事，一部分是因為肯這件事，但更大的原因還是他對錢的焦慮，入不敷出的經濟狀況讓他不得不接受了一份到莫桑比克采訪的任務。這時凱文的狀態確實出了一些問題，盡管使用三個鬧鐘，他還是耽誤了前往莫桑比克的早班飛機。當然，更糟的事還在后面，當他從莫桑比克回來時，居然把一包未沖洗的膠卷弄丟了——種種不順讓他感覺生不如死。 1994年7月27日，凱文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中顯得很快活，先是在床上一直呆到午時，然后又出去拍了一張片子，他還向朋友們傾訴了他的苦痛，有人勸他去看精神醫生……肯的莫尼卡是最后看到凱文的人，那天傍晚凱文來到她的家里，向她講述自己的事情，還沒有完全從喪夫的悲痛中恢復過來的莫尼卡當然不能給他什么安慰。晚上7點，凱文開著他的紅色長車來到有著他美好童年記憶的布萊姆方特恩斯普洛特河邊。他用銀色的膠帶把一截花園里用的軟管固定在排氣管上，又從車窗送進車內，穿著沒洗的牛仔褲和T恤衫，他啟動了車子，然后打開身旁的隨身聽，用一只袋子枕在腦袋下面當枕頭……” 看完這段我開始回憶電影里的場景，確實有鏡頭很明確的表明他最后自殺是因為是“誤了航班、丟了膠卷、密友被殺、入不敷出、受不了官僚作風”。而不是僅僅因為當時沒有救助女孩而備受自己內心道德折磨這個流傳甚遠的版本。

這段明確表明導致他自殺的原因不只是輿論的壓力，還有很多其他因素。

再往前看肯被維和軍隊不小心射中以后進醫院，然后凱文趕緊到醫院那段。

他把相機放到車里面忙急忙慌往醫院跑卻沒有把車窗搖上，可以看到后面那輛車那三個年輕人一直在盯著他看。

醫院里的鏡頭結束以后，肯的女朋友等人趕到醫院時，后面那三個人已經不見了，在這里是否可以理解為凱文的膠卷就是在這個時候被偷掉了？可能是我想多了，但是那三個人盯著凱文的行為確實有點奇怪。 最后還有這段耐人尋味的采訪： “頒獎之后不久，一家日本電視機構駐美國的記者打電話希望采訪作為評委之一的約翰．卡普蘭。約翰．卡普蘭接受了采訪。 記者一開始問了一些關于評審程序的問題，話鋒很快一轉：對于《饑餓的蘇丹》的爭議你是怎么想的？約翰．卡普蘭十分詫異：什么爭議？在評審的時候，評委們沒有任何爭議。 日本記者轉述了佛羅里達一個記者就這張照片寫的一篇專欄文章，大意是：你看這自私的、不關心民眾的媒體和記者，踩在小女孩的尸體上得了普利策獎。 約翰．卡普蘭還是第一次聽說這樣的評論，他對記者回憶道，評委們當時非常仔細地看了這張照片，照片有注釋，提示會有人來幫助這個小女孩，給人的感覺小女孩不是獨自一人在荒無人煙的沙漠里。約翰．卡普蘭還指出，小女孩的手上有一個環，說明她當時受著人道保護，所有的評委都注意到了這些細節。在評審的時候，評委們都信任這個攝影師——如果這個小孩需要幫助的話，攝影師一定會施以援手的。但是，這個節目在電視上播出的時候，約翰陳述被無情地切掉了，節目還是緊緊圍繞新聞倫理和道德觀展開，對凱文．卡特和普利策獎進行了猛烈的抨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