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時候，一部人類史，便是一部勝利者的歷史。本雅明因此在《歷史哲學論綱》里寫道：“當下的統治者正從匍匐在他腳下的被征服者身上爬過”“紀念無名者比紀念知名者更為困難。”在本雅明看來，忽視了無名者的歷史，不是真正的唯物主義歷史觀。歷史不僅僅是勝利者的歷史，歷史的縫隙里亦填塞滿籍籍無名者因爭取自由而被湮滅的血跡。與本雅明所倡導的“歷史的構建是獻給對無名者的記憶“相呼應，”伊朗籍新銳導演阿列熱扎·卡塔米的處女作影片《遺忘詩行》，正是一部試圖從電影語言的角度，給人類歷史上無名的反抗者打造一座影像豐碑的影片。一位忘記了自己的名字的年老的入殮房管理員，一位喜好聽死者故事的瞎眼掘墓人，一位運尸車司機，一位總在每一個月最后一星期的周末尋找自己因游行而失蹤的女兒的母親，構成了整部影片的無名者星叢。他們活著，卻被四處彌漫的黑暗的死亡氣息所籠罩。影片開始不久，一個男子來墓地祭奠他的母親，卻在這龐大的國家墓園的死亡迷宮中迷路。他請求入殮房管理員帶領他去尋找母親的墓地，入殮房管理員卻認出了他，亦道出了他為了生存，蓄意遺忘的多年前自身所犯的罪孽。祭奠者曾是一位因殺人而入獄的罪犯，最終卻成為惡政的幫兇：他因幫助當權者掩蓋秘密處死的政治犯的血跡，從而獲得早釋。這個片段告訴我們，白發皚皚的入殮房老人，雖然是一個遺忘了自己姓名的無名老者，卻是記憶的化身，他銘記反抗者的正義，亦銘記威權的血腥與幫兇的平庸之惡。在年輕人游行抗議的非常時期，老人管理的入殮房因需要存放反抗者的尸體，而被暴力部門入侵，他們毆打、質詢、捆綁老人。威權暴政懼怕民眾對其所犯罪孽的目擊。所有的眼光與看見，都是“違法”之物。在狂亂拋尸的第二日，老人發覺入殮房的冰柜里，留下一具無名女尸。這是“遺忘中的遺忘”，是權力機構瘋狂拋尸中被遺忘的一具尸體。年老的入殮房管理員，就此成為《索爾之子》中的男主人公一樣的人物：在生命隨時都會受到威脅的情況下，索爾執拗的認同一位死于納粹毒氣室的陌生孩子為自己的兒子，入殮房老人同樣執拗的認同尸體冷凍室里死于反抗的無名女子為自己的女兒；老人和索爾一樣，想給無名死者一個體面合法的葬禮；老人和索爾一樣，想要通過死者之死獲得意義，并使生者獲得救贖。老人找那位長達五年時間尋找自己失蹤女兒的母親要來出生證明，他給無名女子編寫人生經歷與死亡檔案，他給她舉行葬禮，他把自己早已購買而來的墓地作為無名女孩的墓地。就此，這位無名的反抗者，成了老人和老婦人同樣死于反抗的孩子。那些被暴力機構像流浪狗一樣血腥殺害、胡亂掩埋、沒有名字、沒有故事的人，在兩位老人舉辦的葬禮之后，由“無名者”轉化為“有名者”。影片里有很多超現實主義鏡頭：空中飛翔的大鯨、雨水滴露的郵政大廳、深不可測迷宮一般的死亡檔案室。海岸邊七條大鯨擱淺的消息，遺落在地的鯨魚耳環，從頭到尾鯨的故事與人的故事彼此交織。對人類而言，這種大型哺乳動物屢次在海岸邊“集體自殺”的事件，實在讓人驚駭無解。科學界有各種各樣的解釋。其中之一是：鯨魚是一種群體性動物，如果其中的一只遭遇危險，會向同類發出求救信號，別的鯨魚因此會不畏死亡的前去救援。顯然，影片的導演，對這一解釋頗為癡迷。鯨魚的救援是向死而生的救援。入殮房老人給無名女孩安排的葬禮，在人類社會的黑暗時期，顯然要冒著喪失生命的危險。死亡的無名女孩，與老人、老婦人、運尸司機、掘墓人這些無名者，皆是在危難之時，鯨魚一樣互相施予援手的同類。整部影片對話寥寥，幾乎沒有反抗者與暴力機構的血腥的直接沖突，有的僅僅是側面敘事：老人與掘墓人關于死亡的對話、老人與運尸車司機的對話，老人與尋找失蹤女兒的老婦人的對話，老人與官僚上司的對話。老人的時間是最為古老、質樸、直觀的時間，它以太陽的升起與落下來衡量，而非鐘點、月或者年。時間對老人而言，是《一千零一夜》式的時間，他銘記人類生活的每一天。當身帶隱秘罪孽的祭奠者問：“我多少天出獄？”他答：“2679天”。當官僚上司問：“你在這里工作多久了？”他答：“7686天。”由此可見，從影片的開始，導演就試圖講述一個關于人類死與生的1001夜般的循環式故事：老人和掘墓人都在計算著他們所挖掘的墓坑；掘墓人必須在聆聽過死者的生存故事之后，才肯給他們挖掘；無名的死于反抗的女孩，占據的是第一千零一個墓坑。至此，一千零一夜式的死亡敘事已經結束，生者的故事就此開啟。葬禮之后是婚禮，而婚禮是孕育新生命的起點之一。影片里也有很多諷喻性鏡頭：在相對開放期間回國的老父親，直到臨終之際，才能見到與他分別了十八年遠在海外的女兒；葬禮邀請函的背面便是總統競選的四處張貼的小廣告——虛假民主的反面，即是被迫害而死者的的隱秘葬禮。老人無字而僅有劃痕的書寫與無處可寄的筆記本，都是身處壓迫的所有無名者對暴政的反抗與銘記。雖然這是一部特意模糊了時間與空間的影片，觀眾不知道故事發生于何時與何地，但太陽底下并無新鮮事。昆德拉在《笑忘錄》里曾借著男主人公米雷克之口言道：“人與權力的斗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斗爭。”所謂的“遺忘詩行”，無非是為了從遺忘中打撈記憶，并鑄造記憶。影片看上去與智利有些關系，但我想篡改一下托爾斯泰的名言，我想說：“不幸的國家都是相似的”。人類所有的暴政都是相類的，就若人類所有的苦難都是相似的。在我看來，阿列熱扎·卡塔米的之所以拍這部影片，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他熟知他的祖國（伊朗）三十多年來渴望自由的民眾艱難的反抗史。他想通過這部魔幻與現實互相交融的影片，給世界上所有被損害、被壓迫、被侮辱，為了自由而付出生命或勇于付出生命的無名者書寫一首影像贊歌。無名的反抗者被湮滅的歷史，需要所有人參與書寫。電影導演亦然。正如這部影片開首的題詞，那是德國詩人策蘭的詩句：“die welt ist fort ， ich muss dich tragen”，翻譯過來便是：“世界已經離去，我承載你“。對蓄意被湮滅的無名者的歷史而言，記憶，所有生者尚存的記憶，是最好的承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