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王朔親自導演的首部也是唯一一部電影，而馮小剛在這部電影中則是絕對的主演。從這部電影中，我們可以窺見日后幾乎所有與王朔或者馮小剛電影的痕跡。可以說這部電影是后來的這些電影的“爸爸”，當然，這個“爸爸”并不是那么好做。 電影中的人物大約處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過渡時期。喪妻的工會主席馬林生和兒子馬車生活在京城邊緣的某院子里。馬林生和馬車之間似乎有永遠不可調和的矛盾，當然，他也想讓自己和兒子的關系有所調解，但是這種調解似乎又會變成一種新的不可調和的矛盾。馬林生的懦弱、空虛、守舊、虛榮的身子上的外衣被王朔一件不剩的扒了下來。兒子馬車也不給自己的爸爸留一點情面，失去“夫權”的馬林生揣著即將崩潰的“父權”顫栗不已。 影片中，馬車在學校擾亂課堂紀律，這個場景日后在《陽光燦爛的日子》中又再現過。事后馬林生親自為兒子寫檢討。在雄壯的交響樂中，馬林生像偉人一樣打開稿紙，揮舞著鋼筆。“我忽視了精神文明建設，這是資本主義惡性膨脹所造成的必然結果，不但破壞了正常的教學秩序，也傷害了辛勤培育我的老師，和廣大教職員工、家長、領導，以及全社會所有對我們寄予殷切期望的千千萬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解放軍們的感情。教訓是深刻的，也是沉痛的，發人深省的。我要對自己大喝一聲：‘馬車同學，你危險了！’”這些今天還存在著的高度程式化的特定的權力話語今天還充斥在大大小小的會議或者活動中。但是在王朔指定的特定的語境中，這些毫無價值的陳詞濫調顯得荒謬而可笑。與國家機器有關的主流意識形態在馬林生或者這一代人心目中根深蒂固，其實現實生活中這種權力話語早失去了神圣的光環，但是在沒有權力的代替物之前，或者權力更新之前，這種話語依然茍且存在。 馬林生密切關注著兒子馬車的隱私。他打開兒子的抽屜，拿著兒子的槍學習警匪片中的人物；拿著玩具電話說，“工會主席馬林生的四居室為什么還不分到他手里”，接著又“撥”了一個電話，“公安局嗎，請你們立即逮捕馬車同志”。這些對兒子隱私的窺探還不足以滿足他對兒子的愛。于是他摸馬車衣服口袋找那個馬車上了鎖的抽屜的鑰匙，卻被馬車逮了個正著。面對兒子的質問，他先是尷尬的說“我發誓，頭一次”，過了一會說又改變了語氣說“人權，那是成人的權利。你算什么？你的一切都是我給的，包括你的生命。從法律上說，你還屬于沒有行為能力，跟神經病差不多的那類人，不管你行嗎？”在中國的傳統中，父權幾乎凌駕在任何道德之上，甚至法律。父親查看兒子的隱私也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是，隨著西方思想的介入，這種存在在中國大地幾千年的舊的倫理立即變的搖搖欲墜。馬林生在潛意識里其實已經知道自己的行為在新的社會格局下已經不道德，但是他還是想維持父親的光環。“你怎么就不明白我是為你好啊！”而馬車的回答似乎更有底氣，“你怎么就不明白我根本就不需要你為我好啊！”在這種斷裂或者掙扎中，歷史的荒謬感表露無遺。 在韋伯的社會學理論中，對于權威的合法性或者合理性問題，他提出了三種類型的合法統治。其中有一種是傳統型，也就是擁有權威的人按照傳統，輩分，年齡等或者地位從而享有權威。中國的父權大體屬于這種類型。而這種類型的權威在這個開始慢慢變的功利和物質的時代是何等的脆弱和不牢靠。有時甚至不需要“馬車”們弒父，這種權威就會自我消亡。例如馬車挨“小跟頭”打后，馬林生給兒子出氣，撿起的武器竟是一塊蜂窩煤。后來馬車自己出了氣后，“小跟頭”帶人到馬家找茬，馬林生找回做父親的尊嚴僅僅是因為敢說自己是馬車的爸爸。這種尷尬不僅僅是屬于一個人的，而是屬于一代人。在中國這片古老的大地上，兩代人之間的壕溝從來沒有如此深過。顯然這并不是個好現象。要改變這種局面，一是重新樹立權力者的權威，這不現實，重建被解構的權力需要再重建另一種權力。二是妥協，等待時間把溝填平。也許這不是最佳的方法，但是是必由之路。 這部電影在所有與王朔有關的電影中我認為是最棒的。而其他國內導演的作品，似乎只有《卡拉是條狗》可以和它有一拼。它關注的人是城市中的絕對主流，他們填充著城市中的每棟樓房、平房，每條街道，而在我們國家的電影中他們又是絕對的另類。他們生活在水土不服的現代環境中，疲憊而且焦慮的追尋著幾乎消失的舊秩序。其實，他們也僅僅是一種無形的、荒誕的不公命運的消極接受者，他們與這種命運的施加者之間的矛盾與這個看起來欣欣向榮的時代相比是何等的荒謬。 也許，突然有一天我也會有個兒子，不知道會不會感到自己也變成一個命運的接受者。本文版權屬于魏曉波（沙漠魚）個人所有，轉載請通知，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