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克羅代爾把Juliette這個角色置入日常情境之中，并不僅僅是出于電影觀念（比如他推崇的候麥），而是他將整部電影把握在Juliette出獄后重新進入生活狀態這個“由此及彼”的轉換上。電影的前半部分，Juliette一直都顯示出異常警惕。用她說給Luc父親的話說，在監獄外面的世界，是一個沒有“我”的世界。“我”的位置被取消了。這也是她追問妹妹的原因，問是不是爸爸媽媽有意告訴周圍的人，他們只有她妹妹這個獨生女；妹妹說是的。還有妹妹在汽車里告訴Juliette，媽媽說她已經不存在了。即便假釋出獄，還是遭受多方面的質疑、猜忌，但誰又說這不是順理成章、自然而然的呢？誰能理解或者接受一個殺死自己6歲大兒子的母親呢？在那次和許多人一起的餐桌上，追問之下，Juliette說出了實情，她說她這么多年之所以沒出現在妹妹身邊，是因為一直在蹲監獄，蹲了15年，她殺死了自己的親生兒子。然后，大家哈哈笑起來，以為她在開玩笑。更多的時候Juliette不得不面對這份孤獨，但是和那位夢想里計劃著去看奧利諾科之流的Faure警官不一樣的是，Juliette面對的還是一份非罪之罪。這根母親殺死自己親生兒子的弦，不僅在妹妹的心里面繃著，也在電影之中繃著，導演不緊不慢，既沒有去過分渲染其中的驚悚，也沒有有意去挖掘人物的內心世界；將人物始終“置入日常情境之中”于是帶來一種間離效果或者說出離效果。包括Juliette和Michel之間的愛情，包括Faure警官的開槍自殺。給我的感覺是，就像這位龔古爾獎顧主再次在寫一篇中短篇小說，假如一個作家和日常情境走得太近，就很容易發現，自己完全失去了剪輯的力量；仿佛小說永遠也寫不完一樣。而克羅代爾駕輕就熟，只是緊緊地把握住Juliette對自己在生活中的“我”的尋回這一個線索，點到為止，不多不少。對于第一次執導電影來說，算是不錯的了。影片中Juliette和Michel談論的那幅畫是南錫（也是導演克羅代爾的家鄉）本地的一個畫家Emile Friant，正如Michel所說，生前出名，死后落寞。那幅畫《La Douleur》，意思是悲痛，同時Douleur一詞作為專業名詞，還有“痛覺缺乏”的意思。正像畫中那個癱在墓穴前，形容呆滯的女人一樣。她的面紗已經不知哪兒去了，其余的女人，兩邊攙扶她的，后面跟從著的，面紗都還在；只有這位在悲痛之中，面朝墓穴的女人，臉容暴露在生與死之間，面前是墓穴，身后是墓園，一個屬于死者，一個屬于生者。而悲痛更像是一種越界。影片中，Juliette對妹妹說，自己殺死兒子所帶來的悲痛，才是一座逃不脫的監獄。盡管說事出有因，然而畢竟還是有罪的。在悲痛之中，Juliette所面對的困境，從原來的只是由監獄過渡到日常生活狀態，又增添了一層困境，就是從自己殺死兒子所帶來的悲痛之中解脫出來。這種解脫并不意味著忘記或者消滅，而是獲得支持。從影片來看，我覺得，這份支持是在妹妹發現小Pierre的照片，還有寫在化驗單背后的那首詩，從而引發沖突開始的。因為很顯然，既然事出有因，Juliette沒必要隱瞞真相，如她妹妹所說，還有其他人，可以幫助她。但是Juliette覺得其他人都幫助不了什么，小Pierre始終處在疼痛之中。在疼痛之中，小Pierre請求死亡：“若你有一天終須死去，請在我之后。”Juliette承擔了小Pierre的死亡，也承擔了一種別人難以理解所帶來的孤獨，15年的牢獄之災，更像是Juliette自己給自己搭建的一個城堡。唯一不同的是，在這個城堡里，Juliette并不是遭受法律、道義之責罰，而是遭受愛之責罰。親手殺死自己兒子的悲痛感，大過了所有形式的孤獨。導演克羅代爾在這個題材上，非常巧妙的借用了圣經里亞伯拉罕拿以撒獻祭的典故，為了避免歧義，克羅代爾實施了一種顛倒策略。在圣經故事里，亞伯拉罕先是應了耶和華的召喚，說，我在這兒；然后才帶著以撒去魔利亞山。而影片中的Juliette，先是殺死了自己的親生兒子，蹲了15年的監獄之后，一番波折，直到影片結束，才說出那句召喚：我在這兒。本來是她答應Michel的話，但是說出這樣一句話后，Juliette像是意味到什么，又重復了一遍：我在這兒。于是，影片結束。置于日常情境之中的突然闖入（Juliette假釋出獄），慢慢復原，那個之前被隱瞞、被忽略、被取消、被隔絕的“我”，重新回來；對于整部影片節奏，也是一個非常恰當的收尾，絲毫沒有顯得突兀。克羅代爾把他在小說寫作中的詩意韻律引入了電影之中，再一次于平實之中見出生命的深刻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