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總覺得拍電影和一只雞下蛋很像。他們都從受精、懷孕、下蛋，然后到“咕咕叫”著宣傳，然后顫顫巍巍的交付質量檢測，再緊接著快馬加鞭的流到市場，生怕過期，最終送到影廳被觀眾分而食之。觀眾議論著它的咸淡辛辣，而評論家們則忙著化驗它的營養成分。 既然蛋被定義為食物，就存在眾口難調的問題，很難為雞。雞也為難，因為蛋下得好不好，首先議論的是雞。下的蛋賣不賣得好，價錢貴不貴，決定了雞值不值錢。下的蛋多了怕營養跟不上，蛋下得少了怕產量跟不上，雞很恐慌。雞生蛋，蛋孵雞，二者是要命的共生關系。一但下不了蛋，雞就失去價值，從此銷聲匿跡。你說做個野雞挺好，但你忘記狐貍、狼和獵人都虎視眈眈，別說保護蛋了，有時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不管怎么說，你就是只雞，下蛋是你的職責，逃不掉的，要不雞們都會看不起你。生活教會雞們內卷和進化，發展出來母雞中的戰斗機，而我咋還是那只土雞。你看，多像拍電影。 所以說導演是雞，電影是雞蛋，哈哈，我可不是脫口秀的李誕，就此打住，不再扯淡。 那么到底我是只什么雞呢？又是怎樣孵化《撥浪鼓咚咚響》這顆蛋的呢？讓我“咕咕叫”幾聲。言歸正傳吧！ 電影緣起 我的家鄉在黃土高原腹地，看過電影《黃土地》的朋友應該有些視覺印象。這片土地蒼涼而厚重，蒼涼源于他的貧瘠，厚重源自他的苦難。直到長大以后才知道古裝電視劇里那些被從漢唐的長安發配邊疆的所謂“邊疆”居然是我的故鄉。苦難造就了善良，也催生了應對苦難的生活方式。陜北盲藝人也由此催生。隨著城鎮化的不斷推進，大量人口涌入城市，沒了受眾的盲人說書也即將消亡，我覺得我要紀錄下這個卑微的群體和他們的情感故事，我認為影像不僅在于取悅當代，更重要的是書寫歷史。 也正因為拍攝這部紀錄電影《邊走邊唱》，我湊巧露宿在當地的一個學校，才知道這個學校的學生竟然全部是貧困留守兒童，其中三分之一是孤兒和單親。他們蓬頭垢面，衣衫襤褸，脖頸上黑黑的，有的孩子鞋都是反著穿。當我問到孩子們家況時他們紛紛低頭落淚，那個畫面讓我至今難忘。我必須要做點什么才能平復我的心情。 我們拉朋友成立了“星星火——貧困留守兒童志愿隊”，湊錢做些捐贈活動。在這兩年幫扶工作當中也了解到更多的情況，熟知了一些故事。記得有個孤兒小凱（化名）在地上寫了“爸爸我想你”，跑出去找爸爸，但他并不知道，說是他爸在外地跑車拉煤，其實是騙他的話。他的爸爸開著貨車墜崖而亡。天真的小凱依舊憧憬能夠坐在爸爸的肩膀上放煙花。那一刻，我明白比起物質匱乏，更嚴重的，是孩子們的情感缺失。他們缺少關愛，沒有對未來的憧憬，更缺少希望。 我暗自決定一定得為他們發聲，拍攝一部講述他們的電影。大家建議拍攝一部紀錄片，但考慮到紀錄片播出后可能會給孩子們的將來帶來困擾，我就萌生了拍攝一部劇情電影的想法。 我想我們應該把生活在這片高原上的平凡的人，如野草般世代更替的普通面孔搬上大銀幕，畢竟小人物才是這個世間的大多數，我們應該為他們代言，為他們發聲，拍出真正屬于我們蕓蕓眾生的主旋律。 俗話說，想好就干真把式。2018年初，一過完年我就整裝行囊住進了秦嶺石砭峪青岔村，開始了為期兩年的閉關寫作。 茍且之仁 電影中小主人公毛豆就是這群留守兒童大軍中的一員。毛豆內心如一張白紙，外出“尋父”便是尋找希望，而父親的失蹤也可以說是希望的終結。 既然我想給毛豆一個希望，必然會有人帶他踏上這段夢幻之旅。在毛豆的世界里最有可能的就是開著貨車四處賣貨的茍仁。茍仁一定與毛豆的世界觀不同，他是兇惡的，冷漠的，絕望的。當然，他并非生來如此，是他的慘痛經歷和日益自私化的社會環境改變了他曾經的善良。我希望觀眾從這個人物身上，看到身邊的某些真實人物的影子。 我想到了我的發小，出租車司機惠王軍。軍形象粗獷，但內心極其善良，是我認識的人當中外表和內心反差最大的。他自幼聰慧，也喜歡表演小品，中學時他的父親遭遇意外，迫使身為長子的他早早輟學外出打工。后來認識了他的妻子組建了溫馨的家庭，生下一子。不幸的是孩子患病，他只能四處求醫，債臺高筑，無奈變賣僅有的家產，病沒有治好，得到的卻是妻子的離婚協議書。就連親人朋友都害怕他來借錢，見而還走。那是他人生最低谷的時候。 我電影中的茍仁與現實中的惠王軍有很多不同。電影之外的茍仁我有很多背景的設計，茍仁愛子如命，兒子賴賴是同齡小孩里先學會叫爸爸的，這事讓茍仁引以為傲。賴賴愛吃豬肉燉粉條，每到冬天茍仁就忙著漏粉條，幼小的賴賴會竄溜著前后幫忙，喜得茍仁一陣疼愛。賴賴喜歡扭秧歌，小小的身軀打著花傘在炕上“踢場子”，那是茍仁在這世上體驗過的最幸福的事，直到有一天賴賴捂著肚子倒在地上。茍仁帶賴賴四處求醫走遍了大半個中國，最終還是確認腎衰竭是無藥可救的，只得透析續命。巨額醫藥費壓得茍仁喘不過氣，這一刻他和惠王軍的悲劇是一樣的。人人都像躲著瘟疫一樣躲著茍仁，直到有一天，白明明找了上來。 茍仁和白明明是在鞋廠打工時認識的，因為是老鄉，二人關系發展得很快，成為形影不離的哥們。誰敢欺負其中一人，他們便聯合還擊，最終成為患難與共的親兄弟。可見白明明在茍仁心中的位置是多么重要。當一天白明明說只需五萬元就可以找到腎源，茍仁當然無條件相信了，不料想白明明拿了錢后竟然一去不返。茍仁哪里知道白明明已經進了傳銷組織，他腦子里都是一夜暴富的發財夢。 懂事的賴賴在門縫里看見給醫生磕頭的茍仁心如刀割，他死活鬧著要回家，說是治療太難受。回家后，賴賴忍著疼痛強顏歡笑，簡直不是一個孩子能做到的。茍仁看著賴賴的身體逐漸浮腫起來，他捶胸頓足束手無策……他甚至希望那一刻早點到來，腦袋疼的連一秒都難以支撐。 最后的時刻，賴賴躺在茍仁懷里，還是那么懂事。他說：“爸爸，我沒了你不要哭，等我沒了，就沒負擔了。到時候你把媽媽接回來，再生個弟弟，就都好了。” 賴賴就這樣死在茍仁懷里，茍仁抱著賴賴坐了一夜。那晚，他流干了這輩子所有的眼淚。 從此，茍仁活著的唯一目標就是與騙子白明明玉石俱焚。賣貨所得除了維持生計外，就是自己的葬禮錢。 于是就有了電影中，外出尋找希望的毛豆，遇上絕望至極的茍仁，二人踏上了一條救贖之路。他們的痛是內在的、私密的，最終還是要通過內在的心理治愈彼此。 一個單純善良，一個久經世事，某種意義上說，茍仁就是長大后的毛豆，而毛豆也就是童年時的茍仁。二人最終相互填補著各自的精神空缺，產生出如父如子的感情。 真 《撥浪鼓咚咚響》要帶給大家的是身臨其境的真實，所以故事也不會朝著視效刺激的方向發展，而是要歸于生活的平淡，在平淡中呈現出內心的波瀾起伏，這是我想追求的，雖極其困難的，但值得挑戰。 我幾乎偏激地認為，真實是真誠的前提，而真誠是作者和觀眾靈魂溝通的唯一橋梁。所以追求“要命的真實”成為我的美學追求。人物的一切行動、動機得符合現實邏輯，故事脈絡得符合戲劇邏輯。為了營造真實感，在拍攝上，如何“藏”成為我一再固守的原則。 我是學攝影出身，把畫面拍漂亮，把敘事節奏加快，其實都不困難，但我確定這部電影不需要，因為生活本身更多是雜亂無序，平淡無奇。生活質感帶來影像的真實感。 我們最終制定了在攝影上的原則： 1、多采用肩扛式固定機位。 2、不用黃金分割構圖。 3、以目視距離最為舒服的中景為景別。 4、盡量采用自然光，非得做光盡最大力度地臨摹自然光。 5、不使用軌道、升降、航拍等器材。 6、以平視眼睛為機位高度。 7、不用逆光勾勒輪廓。 8、空間盡量不分割。 美術上同時也建立了一套原則： 美術和服裝造型上盡量還原生活本來的空間形態和質感，用環境塑造人物副空間，要做到修舊如舊，不留痕跡。必須要置景陳設的空間更要花心思。像茍仁的住所所處的位置必須是孤立的，他的室內環境一看就是個老光棍的居所，孤獨、無聊、冷清。毛豆家的陳設得需要兩個階段，奶奶在的時候“熱氣騰騰”奶奶走了以后要出來“蕭瑟”感。 外景選景一定要符合人物出入的日常化場景，除過在“母親河---黃河”邊的一些寓意場景外，盡量不要去造景，最多就是調整現場的部分擺設，讓我們自己造的場景與環境氣氛完全融入。 化妝必須做的細致真實，如毛豆的鼻涕、假發套，茍仁指甲指甲中的泥污、胳膊上的傷疤。服裝更是需要符合人物的以及生活背景的刻畫，還得有所變化。在酒店洗澡理發那場戲代表著兩個人物的新生，必須還是屬于他們生活的“煥然一新”。 聲音設計也要混入環境中的雜音，用聲音塑造真實的環境質感，很慶幸能與李丹楓一次性達成共識。車上的廣播、茍仁住所傳來的ktv聲音、新聞聯播、工地的施工的聲音、街道的叫賣聲，是這些聲音完成了“大時代小人物”這樣的敘事，民俗的環境聲也讓這個故事更加真實落地。在完成寫實的前提下還要增強表現力，比如大家的聲音，重拳打在棉衣上得是棉的質感但還要感覺很疼。稻草人的戲份李丹楓用了驚悚的音效，本與美學矛盾，但卻很好的增強了那一場戲的張力，更好的完成了那場戲的功能性。我說，觀眾要是罵了，是你的責任，要是夸獎就是我導的好。 天選之人 為了追求真，演員的選擇也有了明確的方向。首先就是一定要選外形一看“就是他”的形象，再者就是演員應該有角色類似的生活經歷。要做到把演員放到生活中看不出一絲疏離。 毛豆的演員白澤澤，是我在當地農村學校一千多人中海選出來的。在符合年齡、性別、形象的同時還滿足了其他要求。第一，他膽子大敢舉手參演，符合毛豆的人物設定。第二，在摹仿我和副導演表演的時候，他完全相信我所描述的情景，眼神不飄忽，記臺詞還多，很有表演天賦。第三，試拍河邊奔跑的戲份時，很有情感爆發力。OK！是他沒錯。 雖然他的父母在身邊，不算嚴格意義的留守兒童，但他身邊的同學多數是這個樣子。于是在拍攝之初，我就安排他的父母與他分離，說是去神木打工了。起初他還很高興，終于沒有人盯著寫作業了，但慢慢分離的感覺就會出現在心里。拍攝完煙花那場戲的時候，他硬是多哭了十多分鐘，劇組誰都哄不住。 白澤澤可以說是個表演的天才，有一天他主動找我要劇本，說每個人都有憑啥他沒有，我就給了。沒想到他竟然一口氣看完了，并記住了多數的臺詞。令我唏噓不已。 茍仁的扮演者惠王軍是我的小學同學。某種意義上說他就是茍仁，由他來演再合適不過了。我讓他在開拍前三個月就開始留胡子和頭發，不洗澡也不洗臉，盡量與人少說話，從心里進入角色。他的職業是出租車司機，有些半夜叫車的顧客看到他蓬頭垢面的形象嚇得都不敢上車，他說有次七塊的路費，一個顧客放下十塊錢就溜之大吉了。 開拍前，他就開著貨車像茍仁那樣到鄉村賣貨，每樣商品進價多少，售價多少做到了然于心。每天竟然能掙些錢交回來，讓我貼補拍攝經費。他在貨攤上守著，沒有一個人認為他是突兀的。在拍戲的時候，竟然還有顧客闖進鏡頭里要買他的貨，還問他這群拿著攝影機的人在干什么。 我給他“催眠”講給他茍仁和家庭的所有故事，他嚎啕大哭，那一刻，我看見了活著的現實中的茍仁。 惠王軍不僅有天賦，并且很努力。他把手機交給了主任保管，并囑咐，沒有什么要命的事就不要告訴他。他在街上遇見他的親妹妹都沒有搭理，他說我是茍仁，我不認識她。從此劇組所有的人叫他茍仁，不叫惠王軍。 群演特約也是經過了一次群眾海選，在我看來他們也出色的完成了表演。其中有些小角色直接用了劇組成員——毛豆村里那個憨憨是副導演演的；色瞇瞇的房東，由電影美術出演；一百塊錢租孩子的小商販，是我的聯合編劇演的。 上烤爐 經過蘆葦老師指導，我邊學邊寫，歷時兩年寫作了12搞，劇本終于完成了，投資成了最大的問題。 “上電影院吧，缺少大銀幕的視效!上網絡平臺吧，缺少網感，連個漂亮姑娘小伙都沒有！上個電視頻道都不是主旋律！沒有名演員，就連導演也名不見經傳！”賣什么給人看？這是數十個投資人共同的困惑。他們不僅不投資，也奉勸我不要干，得不償失。我謝謝他們用豐富的經驗打我的臉。我無法爭辯，因為我也覺得他們說得對。 干還是不干？怎么干？ 干，一定要干，人生就是用來造的，不干會讓我瞧不起自己。夢想還是要有的，萬一實現了呢？失敗了從頭再來，大不了用幾年時間掙錢還賬唄。 老大哥吉龍拉著劇組主創的兄弟們一頓張羅，竟然有一半的兄弟愿意舍棄工資加入進來。大學同學劉杰把住房公積金打到了我賬戶，攝影師杜斌還給我借錢，開店的老哥張明把攝影燈光器材都供了出來……每記起此處我就淚目。除過一些私人的感情，我想大家還是認可了這部電影的價值和意義。因為有一個入情入理、觸動人心的好故事，才能吸引這么些有良知的創作者加入。 這是我從業以來見過的最有干勁的劇組。讓我感動的地方有很多很多，數不勝數，在此我分享其中一個小故事吧。 全劇組都知道我想要一場雪，從故事開始落下，在故事結束融化。開機時間也是按照上一年的落雪期選擇的，可惜天不遂人愿，一直沒有下雪。一天早晨毫無征兆的開始飄落雪花，有點雪總比沒有好，我當即調整拍攝內容，火急火燎的奔赴太極灣，拍攝茍仁在他兒子墳前祭奠的情節。當我們行至拍攝地跟前時，雪已經落了一層，不厚不薄的剛好蓋住了下坡的路，使得劇組車輛無法通行。我正在頭大時，見劇組所有成員自主的拔草扎捆用來掃雪，十冬臘月，零下20多度，大家卻吹著熱氣冒著熱汗，就這樣硬生生掃開兩公里山路，到達了拍攝現場。怕雪停下，沒有歇息就急忙開始拍攝，竟然沒有一個人有怨言。 拍電影就是找麻煩，與多數有點想法的劇組一樣，各式各樣的問題會不斷接踵而至，我們就這樣痛并快樂地完成了拍攝。劇組成員也建立了穩固的友誼，我們時常聚在一起談笑風生，調侃拍攝期間的種種窘迫用來下飯。 博君一樂 為了最終跟觀眾見面，第二年補拍了一些人物增加了一些情節。不再解釋。也算是跟深度影迷開一個會心的玩笑吧。 面對面 歷經風霜，電影一舉斬獲了一系列國際國內的獎項。以為《撥浪鼓咚咚響》就能順利跟觀眾見面了，不曾想疫情肆虐、經費無源，影片被市場拒之門外。 2022年，大象點映團隊看到了幕后紀錄片深受感動，愿意幫我們墊付宣發費，并親自推動影片全國公映。蔡總說讓他們想起了大象點映創立時期制作的紀錄片《我的詩篇》。他問我對票房有什么預期，我說希望你們不要虧錢，能把宣發費掙回來。大象點映就挑走了《撥浪鼓咚咚響》的重擔。 從創作到上映，歷時五年，不可謂不波折，不管最終公映成績如何，《撥浪鼓咚咚響》最終跟觀眾見面了，它正在實現它的社會價值，完成它的使命。我的初衷實現了，這已經讓我樂得開了花。 我和你 故事時間是發生在2008年末，那是讓人印象深刻的年份，但對我們這些野蠻生長的山區人來說卻充滿疏離感。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大多數農村青壯年勞力涌入城市去撈金，廣大農村卻留下了沒有生產能力的老年人和孩子，這一弱勢群體被稱之為“空巢老人”、“留守兒童”。農民兄弟為城鎮化付出了難以估量的代價，所有的人好似都卡在了“去不了的遠方，回不來的家鄉”的地方，成為一個時期的陣痛。 這讓我不斷想起奧運會的背景歌曲《我和你》，像是在說茍仁和毛豆，也像是在說我和世界的關系。同在一片天，卻不在同一片地。 年代的不同，又沒有資金置景，難免會有穿幫的尷尬發生。比較明顯的是智能手機出現在畫面里，還出現一些不是那個年代的標語。發現穿幫內容，攝影美術都急了，我卻認為沒關系，從某種意義上說，每部電影都是在拍攝當下。 電影的結尾是開放的，如銀幕外我們還將繼續的生活。戲如人生，從生活中開場，從生活中結束。 讓觀眾難過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將它獻給所有奮斗在社會底層的中青年打工人和留守的孩子們。許多朋友說他們看得潸然淚下，離開放映現場很久后心情依然不能平復，他們說像是受了委屈無處訴說的感覺。 讓觀眾難過不是我想要的。我找到作曲家仲偉，和他談作曲配樂的事情。作為新現實主義為主要美學參考的電影，我知道任何配樂都是多余的。我們應該用客觀事件本身說話。但我更希望：觀眾可以感動，但是不要讓他們難過。 我們就決定用極少的克制的音樂去疏導觀眾的情緒，讓觀眾盡量得到釋放，當他們走出影廳感受到的是溫暖和感動。 片尾長長的音樂中穿插了幾句歌詞，那是改編自我的家鄉母親哄孩子睡覺的搖藍曲。“毛娃睡睡，狗娃睡睡，天上星星照著你。” 我希望在那一刻，茍仁、毛豆以及白明明，乃至去世的奶奶，他們都蜷縮在媽媽的懷里酣睡，他們甜美、幸福、溫暖、安全，沒有一絲悲傷，也沒有無法訴說的委屈，只是一個未經世事的小寶貝，有人愛，有人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