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結尾，當字幕揭曉查爾斯·卡倫在16年間殺害的病人有可能接近400名時，相信所有觀眾在震驚之余，心中也會同時涌起一個巨大的疑惑—— 他為什么要這樣做？ 本應以救死扶傷為己任的白衣天使，暗中卻是個將屠刀伸向自己病人的冷血殺人魔。這種巨大的反差讓人感到匪夷所思。 而影片對此卻全然沒有解釋。導演說，這是他有意為之。

2004年4月，查爾斯·卡倫站在薩默塞特郡法院的聽證會上

在接受采訪時，導演托比亞斯·林道赫姆坦言，影片“有意讓卡倫的個人生活籠罩在神秘之中，拒絕深入他的內心世界”，因為他“不想讓觀眾對卡倫產生認同心理，或是對這個人物過于著迷……因此電影將注意力集中在了正確的人身上，而不是敞開大門，潛在地推崇錯誤的人”。 這種影片的創作理念當然應當鼓勵，但作為一個普通觀眾而言，我不得不說，導演有些用力過度了。整部影片為了秉承“冷靜客觀”的原則，幾乎除了再現艾米·勞倫視角中的故事以外，再也沒進行任何主觀表達。雖然這的確在表演方面給了小雀斑和勞模姐極大的發揮空間，但這種做法卻也同時使得劇中角色終和觀眾隔著一層厚厚的窗紗，讓人看不透，摸不著。 因此，為了滿足自己樸素的好奇心，我翻閱了一些媒體對影片創作團隊的采訪，以及卡倫案相關的資料，希望從那些真實人物身上可以找到一些線索，也給同樣有疑惑的朋友們提供一個解讀的空間。 艾米·勞倫的解釋 艾米·勞倫本人在接受CBS電視臺的采訪時曾說過這樣一句話，“ 埃迪（小雀斑）的演技令人難以置信，我仿佛又聽到了他的聲音，我的朋友查理又出現在眼前”。

真實的艾米·勞倫與勞模姐對比

“朋友”，時隔近20年，她依然如此稱呼查爾斯·卡倫。 2003年，當查爾斯來到薩默塞特醫院重癥監護室工作時，艾米對他的第一印象是害羞、敏感、說話輕聲細語，不僅業務能力出色，而且與自己“臭味相投”，無論自己說什么笑話，對方總能接住自己拋出的梗，因此兩人迅速就成了要好的朋友，談論的話題也逐漸延伸至各自的家庭。 查爾斯向艾米講述說，自己來自于一個愛爾蘭天主教的工人階級家庭，是八個孩子中的老幺。他的父親在他僅有7個月大的時候就去世了，而母親則在他十幾歲時死于車禍。查爾斯說自己小時候一直被他的同學和姐妹們的男朋友霸凌欺負，童年生活“悲慘無比”，在他9歲的時候，自己就嘗試著喝下化學試劑自殺。這種脆弱感激起了艾米的保護欲，她感覺眼前這位有著憂郁氣質的男人和自己有幾分想象，同樣遭受著童年的創傷。 當然，讓兩人之間拉近距離的并不僅僅是相似的經歷。 就像電影中展示的那樣，艾米向醫院隱瞞了她患有心肌病的事實。因為害怕被醫院開除，失去醫保，艾米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不得違背醫囑，帶病工作。這種危險狀態直到查爾斯的到來才終于發生了變化。在無意中發現艾米的病情后，查爾斯主動分擔了艾米的工作量并幫她掩蓋了病情。

艾米后來在接受采訪時坦言，“（查爾斯）是唯一知道這件事的人，他非常明白如果因為病情原因而無法工作的話對我意味著什么。在我身體無法繼續工作的那些晚上，是他幫助了我。” 這種患難與共的經歷讓艾米與查理結下了很深的友誼。當后來鮑德溫和布勞恩警探找她調查情況時，艾米第一反應就是為查理辯護，她認為警方說的那些事情絕不可能跟他有任何聯系。 因此，當后來種種線索擺在面前，證明這位平日里彬彬有禮，待人親切的好友心中竟然藏著如此恐怖的陰暗面時，艾米心情極其復雜。她曾在不同的采訪中屢屢提到一點，說感覺查爾斯的內心就像有兩個人存在。她很內疚自己沒能及早發現這一點，因為這本可以挽救很多生命。 “背叛我的一個朋友不是我的天性，但我當然知道我必須這樣做。”這一點也使得她后來在餐廳約查爾斯見面，以及審訊室中勸解查爾斯時，對查爾斯說的那些話是發自真實的情感，而這種“真誠”也正是查爾斯最后之所以愿意坦白罪行的原因——至少艾米是這么認為的。

艾米同樣想搞明白為什么自己的朋友會有殺人狂的一面。在查理入獄后，艾米仍去監獄里探望他，但最終，她并沒有找到答案。 后來在采訪中，艾米曾經透露，盡管無法證實，但根據自己和查爾斯相處的經歷，她認為自己這位朋友很可能患有邊緣性人格障礙，他如此癡迷于殺死自己的病人，這是一種強迫癥的極端案例。查爾斯在童年時期被人欺負，他常說那是永遠會讓他感到悲傷和沮喪的時期。也許他沉溺于殺人的欲望從那時起就已經悄悄植根于他心底。飽受虐待的環境對他的情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逐漸開始從他人的痛苦中獲取快樂，并最終通過殺死病人重新找回自信心。他在過去的歲月中其實曾經多次呼救（入獄前共計自殺二十多次，并數次接受抑郁癥治療），但是無論是社會體系還是醫療機構，卻都沒有為他提供有效的幫助。 原著作者的理論 《良心護士》的電影劇本改編自查爾斯·格雷伯2013年的著作《好護士：一個有關藥劑、瘋狂與謀殺的真實故事》(The Good Nurse: A True Story of Medicine, Madness and Murder)，在格雷伯看來，以賺錢為目標存在的醫療體系才是這一切的根源——作為病人托付自己健康和生命的地方，醫院卻疏忽了他們作為保護者和治療者的責任。 電影中當被問及作案動機時，查理只是簡單地回答說：“他們沒有阻止我。”但在格雷伯看來，查爾斯之所以如此膽大妄為，其實完全是醫療系統長期縱容的結果。 查爾斯在十幾歲時就失去了母親，醫院當時出現了重大的失誤，并沒有立即通知他母親死亡的消息，然后擅自火化了尸體，沒有給他最后一次見到母親的機會。

查爾斯為馬丁內斯夫人擦拭遺體的這段情節對理解他的內心世界極為重要

這件事情對幼小的查爾斯留下了怎樣的創傷我們不得而知，但作者認為，這很有可能對他的潛意識產生了影響，讓他意識到醫院能怎樣利用系統漏洞來逃避自己在病人死亡中的責任。于是多年后，他利用同樣的漏洞，殺死了自己手中的病人。他非常肯定自己不會被抓到，這并非是因為他的技巧有多么高明，而是過去的經歷讓他知道，醫院一定會想盡一切辦法掩蓋不利于自己形象的“丑聞”。 記者出身的格雷伯對查爾斯做過詳細的采訪，他說有時候查爾斯認為醫院完全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至少其中一些醫院對此有非常強烈的感覺，但是，無一例外的，從未有人去試圖查明真相，也不會采取任何行動。他們的處理方式，往往就是給查理寫一封正面或中立意見的推薦信然后讓他離開，這樣查爾斯就變成了別人的問題。這種實質上的縱容，使得查爾斯不斷得逞，而每一次謀殺，都讓他變得更加自信：醫院以營利為目標的本質會讓他們做任何事情來挽救自己的“聲譽”，患者的健康和安危不再是他們的第一要務，一線醫護人員更是被當做可更換的零部件。 查爾斯看到了醫療系統的虛偽，他仿佛是在有意利用這種漏洞對制度發起審判——雖然查爾斯從沒這樣說過，但他好像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具有某種程度的正當性。 在格雷博看來，這簡直就是對美國醫療系統最尖銳的批判。 查爾斯·卡倫自己的解釋 當然，旁人的看法都是間接的猜測。當事人自己又是怎么說的呢？ 2013年，62歲的卡倫在CBS的《60分鐘》電視節目上接受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采訪。面對鏡頭，卡倫聲稱，他覺得自己的這些謀殺是在進行安樂死。

查爾斯·卡倫接受采訪

“這樣人們就不會再受苦了，”卡倫說，“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我認為我在幫忙。” 他聲稱自己難以忍受醫院在那些生命垂危患者身上所做的搶救措施。卡倫表示，他給病人“下藥”，他們的痛苦就可以結束，不必再忍受醫院對他們的不人道待遇。 但是，和他共事過的護士卻在接受警方調查時卻作證說，并非所有查爾斯的受害者都是臨終病人，很多人在被他殺死之前明明恢復得很好，甚至已經有了康復的希望。 況且無論如何，卡倫也無權決定他人的生死。 卡倫本人在被捕后也承認，雖然他會花上好幾天來觀察病人的痛苦，但每次謀殺的決定其實都是一時沖動下做出的。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仿佛都生活在一團迷霧中，他不記得他殺了多少人，也記不起他為什么選擇他們。有時卡倫會堅決否認他在某間診所內犯下任何謀殺罪，然而在查看病歷后，他又會承認自己的確對其中某些患者的死亡負責。 從上面這些眾說紛紜的說法中可以看到，我們或許永遠無法探明事情的真相。 也許正如導演所說的那樣，卡倫案件中，重點并不在查爾斯身上。即便他的確是因為童年創傷而走上邪路，但這并不是任何人能夠隨心所欲為所欲為的借口。發生在查爾斯身上的事情，更像是一個雜糅了社會和心理問題的極端例子，我們無法將其歸類總結，也難以將其消滅殆盡，只能鼓勵大家用無畏和愛來面對它們。 只不過，關于影片的主旨，我所不同意的一點是：如果我們把查爾斯變為連環殺手看做是個不具有社會意義的個例的話，那么同樣用愛和溫柔勸降罪犯的艾米其實也同樣缺乏廣泛的參考價值。卡倫案后，美國新澤西州在2004年的《患者安全法》中增加了醫院報告“可預防的嚴重不良事件”的責任，并在后續增強法案中要求，醫院要對與患者護理相關的投訴和違規記錄至少保存七年—— 這或許才是事件最大的價值：英雄人物的壯舉值得稱贊，但對于普通大眾而言，我們能依靠的，應該是一個可信賴的體系，而不是難以捉摸的個人。 參考資料： |《時代周刊》的報道、《名利場》的報道 、BBC的報道、《人物》的報道、《衛報》的報道、DMTalkies的報道、《快報》的報道| |維基百科關于查爾斯·卡倫的詞條| |維基百科關于艾米·勞倫的詞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