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3月，有兩部非常期待的劇集。 一是凱特·溫絲萊特3月3日播出的《政權》，二就是3月14播出的這部《大巴上的女孩》。 前者聚焦于一個獨權體制下的總理，后者聚焦于4位追逐政治新聞的記者，同樣都是HBO出品的劇集，卻沒想到這次凱特·溫絲萊特卻翻了車。 女性主義在《大巴上的女孩》里大放光彩，不僅有政治與女性主義的雜交，多元的種族話題，更是觀察到了社交媒介對于公共新聞的沖擊。 這部看似淪為炮灰的女性群像劇，卻奪走了《政權》本該有的高度和深度。

賽迪是一個才華橫溢但魯莽的年輕記者，會毫不顧忌地在寫作中展露對某個候選人的偏愛，這樣的非客觀性讓她的作品內容備受爭議。 但賽迪獨特的文筆又一次次讓編輯臣服，她善于發掘人物故事中的細節，給予文章動人的情感。

格蕾絲是一位擁有多年從業經驗的記者，家境優渥的她擁有很多人脈、資源和獨家消息，褪去了年輕人的躁動和浮華，格蕾絲總是有一種勝券在握的穩重感。 與此同時，格蕾絲還是一位女兒的母親。

金伯莉是一家保守派報社的黑人女記者，一名用以裝點門面的裝飾品。 雖然金伯莉知道自己的處境如何，她依舊非常努力勤奮的工作，但無論如何也拿不到報社的核心資源，也更不可能真正得到上級的認可。

諾拉不是一名專業的記者，是一名網紅，她決心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呼吁青少年關注政治。 雖然一開始被專業記者們鄙視，但不可否認的是諾拉的社交媒體粉絲數比華盛頓郵報的訂閱量還多，她也在后續的劇情中奉獻了獨特的力量。 這一驚人的事實恰好說明了新媒體時代下意見領袖從專業新聞媒體到個體的轉移。

觀眾對于《政權》的想象，涉及到女性執政人在選劇過程中遇到的困難或是女性執政人在執政過程中遇到的挫折等。 雖然是虛構的影視內容抒寫，也能一定程度上推動現實中婦女參政的比例，并且在傳播層面上讓大眾認可女性執政人存在的可能。 但《政權》走入了另外一個極端，描繪了一個威權體制下埋葬自己統治的總理，與“大魔王”凱特·布蘭切特的《塔爾》同理，兩者都走得太遠。

反觀《大巴上的女孩》，劇中的4位記者擁護著一名叫做費莉希緹的候選人。 在一次公開活動中，費莉希緹表示自己理解內華達人名真正的需求，她會努力推動同工同酬。 在場的一位男性反對者卻說到他們唯一的問題就是費莉希緹這樣焚燒胸罩的女人，女性的地盤在廚房，女權主義運動摧毀美國、摧毀家庭。

焚燒胸罩正是女權主義運動的代表行為之一，起源于1968年美國小姐大賽的抗議，她們將胸罩，腰帶，尼龍和其他緊縮衣物被扔在垃圾桶里，意味著對現代美容文化的嚴肅批評。 而后，20世紀60年代的女權主義者紛紛通過焚燒胸罩來反對父權制。 在圍繞女性歷史的所有神話中，胸罩燃燒一直是最頑強的，女權主義者亦可稱為胸罩焚燒者。

費莉希緹好不留情地對該男子進行反擊。 “所以像我這樣的胸罩焚燒者要扛下國家衰亡的責任？或者真正的問題是像你這樣的男人，自以為身來有老二就高人一等？” 隨著，費莉希緹當中脫下了自己的胸罩并重現了焚燒胸罩的壯舉。

《大巴上的女孩》就女性如何平衡家庭和職業做出了一份更加”冷血無情“的回答。 格蕾絲經常忽略女兒打來的電話，通話到一半也會因為手里的突發情況果斷掛掉電話。 但這并不意味著格蕾絲不愛女兒，夜晚忙空后她也會回撥過去關心女兒的一天。 職業女性的形象受到了女兒的抨擊，盡管從小到大都有父親在身邊照料自己的起居，但女兒還是會責怪母親愛工作勝過家庭。 似乎女性與母職天然掛鉤，在這個家庭中，父親承擔了傳統意義上母親的身份，已是大學生的女兒也不再需要細心呵護，為何子女對于母親、社會對于女性始終有更多的期待？ 反觀當下，為何成功的男性從來不面臨這個困境，進一步引導我們去思考社會性別分工里存在的刻板印象，進一步去思考母職懲罰背后的權力運作機制。 格蕾絲面對女兒的質問，冷血的回答： 我花大半輩子打磨我的履歷，就是為了不只被當作一個母親； 隨便哪個混蛋都可以生小孩，而我的團隊拿過3次普利策獎； 我的事業會是我訃告的開頭，而你，親愛的，排在之后。 刺骨又冰冷，格蕾絲給我們塑造了熒幕反母職范本。 我永遠不止是一個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