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想，還是把這篇影評放在《Bottle Rocket》名下吧，畢竟我最喜歡這一部——當然，我寫論文從來不知道怎么寫它的好，雞蛋里挑骨頭才是我擅長的事。主題        Wes Anderson往往將他的電影人物放置在失序人生中的一次脫軌行動中，構成了他影片中一以貫之的近似于“探險”的主題。無論是《瓶裝火箭》里三個年輕人無厘頭的行竊活動還是《人生海海》里為了復仇的起航和遭遇海盜，當然最典型的還是以探險為名的《穿越大吉嶺》，和原本過上了正常和富足生活的狐貍爸爸一次老夫聊發少年狂的偷竊行動引發的群體大逃亡（《了不起的狐貍爸爸》）。他們無一例外在固執地折騰著，自主地選擇逃離，在自己的節外生枝中越走越遠，但是聯想到赫爾佐格Herzog電影中同樣的探險主題，那種在無主之地探險時強烈的開拓意志，就會發現Wes Anderson中的人物有著典型的后現代語境，是中產階級專享的吃飽了撐得沒事找事的性格——“探險”結束，他們帶著對脫軌生活的追憶決然回到原有生活中，平撫了躁動后他們甚至更正常、更主流，Dignan嘗試了“大盜生活”后安然去坐了監獄服從懲罰，剛剛相認的父子、非同尋常印度之旅結束后的三兄弟、成功逃亡的狐貍們都回歸了祥和的家庭氛圍。風格    風格是一種形式系統。特寫、長鏡頭內攝影機的搖擺運動和關鍵時刻的慢鏡頭處理、絢麗的色彩和明朗的光線、熱衷于鄉村民謠和早期搖滾樂元素的運用等等，Wes Anderson的影片在鏡頭運動、色彩、燈光、取景、聲音和剪輯上都有讓人極易辨識的技巧。不過“探險”與“回歸”的高潮，往往是導演最著意風格化處理的場面。    凡人脫離正常生活軌跡的探險是Wes Anderson電影中最為常見的主題，而遇險那一刻最為英雄的行為也是導演著意刻畫的場面。Wes Anderson并不追求緊張刺激的打斗場面，酣暢地近于自我陶醉的英雄式的爆發體驗，如同《瓶裝火箭》（《Bottle Rocket》）這部處女作的名字一樣，奪目卻短暫 ，甚至還帶著那么點兒山寨的感覺，分不清是真實還是自我的想象或者自我想象別人眼中的自我。    結束探險的歸家時刻——這是另一個相當慣用風格化處理的場景。當人物結束冒險要重回生活（或者只是一種心理上的回歸），聲音的純配樂化將一舉一動剝離于這一刻，與之一神圣化的印記，慢鏡頭的呈現放大了人物復雜的情緒，將故事導向結論，是告別冒險與英雄夢的戀戀不舍，是終歸正軌的釋然和若有所失，也是家庭關系、朋友關系的調整與再確認。《瓶裝火箭》的最后，失手被捕的Dignan進了監獄，小團伙自然煙消云散——職業盜賊去繼續他們的生涯，在正常不過的處在青春期的中產子女則回歸了正軌。隔著監獄的柵欄Dignan告訴來探望的Bob他的越獄計劃，卻在看到Bob大吃一驚的神情后飄然地回到了望風結束回號的隊伍中，旋律翩翩的配樂響起，慢鏡頭下臨去幾回眸的Dignan的臉終于由特寫變成了全景，捕捉下了他臉上值得玩味留戀、嘲弄與傲然——雖然我認為有評論將與《四百擊》的結尾相媲美 有些過譽，但它的確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這些中產階級小子自然不會在乎什么上萬元的鋼琴贓款和牢獄之災，他們的全部意義實現于“we did it”，Dignan畢竟在讓同伴先走自己去承擔愚蠢后果時也體驗了一把舍己為人的英雄夢。在平庸的生活中想象或創造刺激，以挑戰社會道德來彰顯自我，再明顯不過地指向一種青少年價值觀。與意識形態    借用文化研究中的“世代意識”和“階級意識”來命名Wes Anderson電影中的人物關系、主題及其背后的意識形態，或許是一種嘗試。上世紀60年代，一種將青年視為社會變革先鋒和世代更迭為變革動力的觀念甚囂塵上，遮蔽了往昔的階級斗爭觀念。進而產生的形形色色的亞文化由于與青年群體的密切聯系，也被標記為一種符號爭奪和與主流的對抗。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代美國獨立電影在相當程度上具有亞文化意味：這些影片的拍攝者和觀眾往往是年輕一代，在訴求上反對好萊塢代表的主流風格和內涵。然而，長期以來被世代意識所遮蔽的馬克思的幽靈到底還是存在，Henry和Dignan, Anthony, Bob這些中產階級小子到底不屬一個階層。我們不能忽略Wes Anderson電影的結局都相當溫情，他用家庭凝聚力遮蔽了他們同屬中產階級這一粘合力，叛逆小子們最終都與父輩和解；而那些一時出逃的父親們也都重回家庭，重獲尊敬（有論者稱之為延宕了的青春期）。在子一代與父一代爭奪一個女人這個問題上，《青春年少》里是同學的爸爸戰勝了Max的少不更事，《人生海海》里就是父親Steve荒唐了，以“找回自我的探險”為名的折騰，似乎更適合稱之為一種中產病。    在美國，“中產階級”具體指年收入在2.5~10萬美元的家庭，這個階層占美國總人口的80%左右，他們被認為是美國社會的主體，也被認為是美國發達資本主義的象征和社會穩定的主要因素。中產階級就是創造和消費美國式大眾文化的主體，而其所包含的主流的、核心的價值觀自然也就由“中產”、“白人”、“男性”這三個涉及身份的因素出發，無外乎此。在一篇題為《La Camera-Crayola: Authorship Comes of Age in the Cinema of Wes Anderson》 ，對Anderson早期電影的研究中就指出：“Dignan's behavior stems not from a desire to achieve personal glory, but from a humbler, much sadder, and ultimately admissible desire to be a part (albeit the central part) of something. This idea, which runs through the center of Anderson's films, also spills over into the young director's public image.”——即便當代美國獨立電影強調與好萊塢的鮮明對立，但頂多是主流內部對于符號權力的一種爭奪罷了，其統一規訓于中產階級價值觀下——或許可以更清晰的來看，類比于更大范疇中的主流文化與亞文化關系，亞文化與反文化強烈的政治訴求不同，亞文化生存于主流文化之下，是需要被收編的，樂于被收編，并且可以被收編的。    由此說來，Anderson以及其他獨立電影的主流化傾向并不是“你們的錢這次又靈了”，經濟上的因素只是一方面，而關鍵在于二者在核心價值上根本就是一致的。況且作為一個“他者”的我來看，Anderson真的很美國。-------------------------------------------------以及，感謝小邪贈給我的文獻材料>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