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沙塔克 我在1916年遇到大衛時是17歲。我不太在乎去算我的年齡，但現在是1972年4月的劍橋。幾天來，我寫字臺上方的窗戶上一直漂浮著某種白色的絨球，它們像初雪一樣在人行道上堆積。 我的醫生建議我把這個故事寫下來，因為我最近一直失眠，這是從一個陌生人在緬因州寄來的包裹開始的：一盒25個蠟質留聲機圓筒，每個圓筒的標簽上都寫著大衛和我的名字。其中一個圓筒上貼著一封信，上面寫著：“幾年前，我在閣樓上發現了這些東西。我在電視上看到你了，我想這些一定是你的?！蔽覍戇^三本關于美國民間音樂的書——還算成功，因此最近也接到些電視采訪——但我從來沒有寫過和大衛一起度過的那個夏天。那么，我們開始吧。 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秋天，我在新英格蘭音樂學院第一年的學期考試后。當時我和我的朋友馬特和勞倫斯在一起，在酒吧里喝酒慶祝。大衛在靠遠處的墻上彈鋼琴，他的白襯衫在煤氣燈下呈現成黃色，當他的手臂在琴鍵上掃過時，襯衫他的肩膀之間伸展而松弛著。 “你覺得呢？”馬特問，并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沒有聽到他的問題。 “你在看什么？”他轉過身來說。 “我知道那首歌，”我說。那是《死寂的冬夜》，我父親在肯塔基州時用小提琴演奏過這首曲子。這是一首慢歌，就像我父親說的那樣，是“一個坐著的人的呼吸聲”的節奏。這是一首古老的英國民謠，來自我后來研究過的湖區。講述的是在一月的夜晚，一對戀人迷失在森林里，他們從家里跑到一棵橡樹旁見面，然后私奔。一場暴風雪來臨，可他們找不到對方。在副歌中，他們呼喚著對方的名字，但風把樹搖得如此響亮，以至于他們甚至都聽不到自己的聲音，所以他們蜷縮在不同的樹下孤獨地死去。“在雪地上有兩個足跡/一個向西，另一個向東/在樹根處有兩個靜止的身影/在一個死寂的冬夜，他們從未相遇?！毕奶煸诳纤莸拈T廊上，白色的飛蛾繞著燈籠飛舞，我和哥哥仰面躺著，雙手放在肚子上，感受著父親的腳踩出緩慢的節奏時的振動——他的靴子踩在木板上的刺耳聲。樹上的蟈蟈們，把黑夜縫合在一起。 “失陪一下，”我在酒吧里對朋友們說。 肥皂味、酒味和煙味充斥著整個酒吧。我靠在墻上，臀部貼著鋼琴的后梁，看著大衛演奏。他閉著雙眼，從嘴里吐出香煙來，煙霧爬上了他的臉，一頭黑發向后梳著。副歌響起時，他的頭搖晃了一下，我看著他的手指。 “你從哪兒學的？”當歌曲結束后我問道。 “這個啊，”他說著抬起頭來，把香煙扔在地板上?！翱纤莸哪硞€沼澤地。” 一個低沉的聲音，語速很快。他用一只手彈了一個C和弦，另一只手拿起地上的酒。 “我是肯塔基州人，”我告訴他。他的手停在琴鍵上，再次抬起頭來。 “好的，你當然是。抱歉?！彼斐鍪謥??！按笮l?！?“萊昂內爾。”我說。 “哪個系的？”那晚酒吧里的人可能都是音樂學院的。 “聲樂，”我說。 “好吧，”他說?！癋a-la-la，我是樂史系的，這個——”他彈了一個旋律?！爸皇俏以谙奶斓囊粋€愛好，在采集音樂之時喘口氣?！?在房間的另一頭，馬特和勞倫斯示意他們要離開，我揮手讓他們先走。 “去過哈羅嗎？”我說?！澳鞘俏议L大的地方。” “哈羅。兩年前的夏天去過，小鎮中心有個天藍色涼亭。” 他似乎對這一巧合并不感到驚訝，所以我也一樣，沒有任何反應。當時在音樂學院的南方人不多，絕對沒有人來自哈羅，一個在冷河和索倫河之間的兩千人的小鎮。但大衛去過，也許我們甚至見過對方。我記得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很思鄉。 “我記得在那兒學過一個里爾舞曲，”他說，“我想應該是《基拉尼的少女》吧?” “我知道它，你知道《犁的種子》嗎？” “我應該知道嗎？”他說。 我告訴他我母親以前唱過這首歌。 “來吧，讓我們聽聽?！?“不了，”我搖著頭說。 “什么調？”他說，并順著鋼琴從一個和弦彈到下一個和弦。他在長椅上往前坐了坐。“什么調？”他重復道，彈出一個A調。 他揚起眉毛，然后我注意到他上唇有一道疤痕，淡紅色，后來我才知道那是他父親造成的。 “你別以為你能把它彈出來?！蔽艺f。 “那舞臺交給你了。”他的手離開鍵盤，從口袋里掏出另一支香煙，拿起一支蠟燭，把火苗湊近他的臉，點上煙，等待著。 我第一次被告知我有絕對音感，是因為我重復了我母親每天清晨咳嗽的音調。我可以和田野上的狗叫聲和諧一致。我是父親小提琴的調音師——站在他的肘部，唱出一個A調，而他就開始調整琴弦。在早期，我以為每個人都能看到聲音，看到形狀和顏色——一個搖擺不定的圓圈，黑莓紫色，代表D調。我會調整我看到的形狀，然后鎖定在正確的分貝上。在我13歲的時候，開始只要聽到音調就會嘗到味道。只要父親拉出一個糟糕的B小調，蠟質的苦味就充滿了我的嘴。另外，要是有一個完美的C調，我就能嘗到甜櫻桃，而D調則是牛奶味。 之后我為大衛演唱了那首歌。 我一直覺得從我的喉嚨和嘴唇里發出的東西不是我的，就像我在偷東西而不是創造東西。這個身體是我的——我能感受到我的橫膈膜的收縮，我的喉嚨的力量，我的嘴唇和舌頭的柔軟，塑造出了聲音——但從我身體里傳達出來的東西，在我的頭頂響起，所以我的頭骨感受到的更像是鐘聲，而不是具有形體的，它淹沒我耳朵的鼓膜，通過我的鼻腔振動，不屬于我自己，更像是樹上的風聲或玻璃瓶的聲音。或者，可以換個更好的說法，是我自己聲音的回聲從我的嘴里發出來，一個重復的聲音。我再也不能像那樣唱歌了——我懷念它。現在我只有這種微弱的顫音，沒有人告訴我這種聲音有什么問題。 當我結束這首歌時，黃色漸漸變成了濕木頭的味道。 “你到底是從哪兒學來的？”他問。 我聳聳肩。 他說：“如果我有這樣的嗓音，我就不會在學校里閑逛了?！?當他起身去拿另一瓶啤酒時，我看到他比房間里的任何人都高幾英寸。 我們一直呆到天亮，我跟著他的琴聲唱歌。我也許能在兩個八度上哼出D調，但我從未見過像他那樣有記憶力的人。他歪著頭，用手指堵住一只耳朵，哼唱一兩聲，他會把這首歌唱出來，只有在喝得酩酊大醉的時候才會摸出一句歌詞來。 “讓我再給你買一瓶啤酒，”我說。在亮起灰蒙蒙的晨光之前，我從未離開鋼琴的另一側。 “好極了，”他說?！澳阕屛乙煌砩蠜]睡，這是你欠我的?！?“你想要什么都行，”我盯著他說。 “算了，我累了，也快到早晨了，我要去睡覺了。我住在街對面，如果你想的話，我那還有一張沙發?！?他的公寓只有一張床、一架鋼琴和一把椅子，沒有沙發。骯臟的盤子和杯子散落在地板上，還有幾頁幾頁的樂譜，沒有書桌。我向他要了一杯水，因為我喝暈了。他從廚房接來一杯水，喝了一大口，然后朝我噴了一大口水，水在空中劃出一道弧線，我張開嘴去接。他一直這樣做，直到水杯空了，我身上也濕了，但還是勉強喝到了幾口。他把杯子放在地板上，然后走到我身邊，摘下我的眼鏡，把它們折疊起來放在窗臺上。他把我的濕襯衫拉過我的頭，領我到他的床前，床上堆著被子和床單。當我俯身親吻他時，我直奔他嘴唇上的疤痕，吸吮它，而他的手掌則按在我的大腿上。他倒在床上，用雙腿纏繞著我。 我醒來的時候，太陽已經高高掛起，大衛已經走了，我頭痛欲裂，頭暈得厲害。我以前也喝醉過，但沒有過這樣。我從床上爬起來，看到地板上有一張紙條：一個星期后見。我從他的水槽里大口大口地接水喝，然后倒了一杯水走進客廳。我翻身坐在椅子上，喝到杯子空了，然后回到床上，把自己裹在被子里。但當我在日落前再次醒來時，他還是沒有回來，于是我收拾好衣服，折好他的紙條，在離開前把它塞進我的口袋。 此后的每個周二晚上，大衛都會在鋼琴前夾著煙演奏著，而我則用我的獎學金津貼給我們買些喝的。在不是周二的晚上，我有時會站在他大樓的對面，抬頭看，想看看是誰在他的公寓周圍走動。我告訴自己，我只是好奇而已。我真的不覺得我是個醋壇子，可大衛之后我每段感情都有這個問題。比如克拉麗莎，我在四十多歲時和她約會過，她在承認和我的朋友上床后離開了我。我知道她的外遇，當我告訴她說我只希望她早點向我承認，并認為我們可以一起解決這個問題之后，她開始對我大喊大叫，好像是我在偷情一樣，說我反正也不在乎她，她為什么要留下來？和我在一起的大多數其他男人——亞歷克斯、威廉、阿利斯泰爾，還有其他人——都持續了不超過幾個月。文森特是時間最長的一個，我是在羅馬認識他的，我在那里住了一年多，在1929年到1930年期間。文森特思維敏捷，來自米蘭，對我們遇到的每個陌生人都很有魅力，他的兩顆門牙之間有一道縫隙，笑聲在狹窄的羅馬街道上一路回蕩，他是一位大提琴家，會在我唱歌的那個小教堂里練習。當我最終說我因為工作的原因需要回到波士頓，他只說了一句：“美國人”，好像這是他能想到的最糟糕的詞。 我不會糾纏于大衛在我們第一次見面后僅半年就離開的具體細節。那是在1917年，美國已經加入戰爭，學院不再授課，他去了歐洲，我沒有去，因為我的視力不好。我在他的日記本上寫了我在哈羅的地址，讓他給我寄法國巧克力。 我回到了哈羅的農場，幫助我的哥哥，在我到達不久后，他也去了歐洲。我想，也許這就是我和大衛的結局了。周二晚上在波士頓開了十幾個會，我想他就像你年輕時那樣頻繁：清晨，躺在床上，聽著鳥兒的鳴叫，床單纏在腿上時；我站在廚房里看著水壺，等著水開時；當我修剪、嫁接、立樁、捆果樹的時；下班后，我走到小溪邊，聽著春天里窺視者的聲音時；坐在我們的門廊上，聽著一場雷雨清清喉嚨在地平線上用三個音調，將灰塵的氣味在暴風雨來臨之際釋放出來時。一如既往，總是如此。我有時醒來時，眼里還能看到他的臉，我的手穿過床伸向他。我的身體記住了他的身體，即使我試圖不去記住?；宜{色的眼睛，虹膜周圍有一圈看起來像棕色的東西，他的眼瞼上有一個雀斑，他嘴唇上的疤痕，喉結像斷了的骨頭一樣刺眼，他的頭發聞起來像煙草，他的脖子像發酵的水果。我沒有經歷過我那個時代的一些男人會有的內疚，我只是愛大衛，除此之外我沒有想太多。我的錯誤在于，我以為大衛是第一個。我嘗到了愛的滋味，我渴望我的未來，我怎么會知道剩下的那些——亞歷克斯、威廉、文森特、克拉麗莎、山姆、莎拉，還有最近的喬治——都不過是一場短暫的洪水過后的小溪流。 夏天和秋天過去了，冬天來到了農場，下過一次雪，但沒有像波士頓那樣。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寫糟糕的音樂，喝了太多的咖啡，每天走上幾個小時的路。我在想什么時候生活才能恢復，什么時候戰爭才能結束，我才能回到北方，回到學校，回到波士頓，我確信大衛在服完役后會回到那里。 我有時會去看望我的祖父，他住在城郊，住在他父親為他和他的六個兄弟姐妹建造的房子里。我自己的父親幾年前在果園里去世了（我哥哥發現了他，他手里拿著剪刀），我母親采取的改變是散步，有時會持續到很晚，所以沒有我哥哥在身邊，房子空蕩蕩的，安靜得讓我很不喜歡。無論夏天還是冬天，我的祖父都會坐在火爐旁的椅子上，裹著毛毯。我們喝著咖啡，談論著歐洲的戰爭，以及我是否有哥哥的消息，然后他會讓我唱一首歌。他從不問我關于音樂學院的事，他不喜歡談論肯塔基州以北的任何地方，他曾在安提塔姆的騎兵隊中服役，看著他的朋友們“脫胎換骨”。他不是一個壞人，只是很憤怒，只是想念他的朋友，想念他的妻子。我現在僅僅只是寫這篇文章，就已經被戰爭席卷了我家人的生活而感到震驚。 大衛的信于1919年6月送到了農場，寄信人的地址是緬因州的鮑登學院，他在一張五線譜紙的背面寫的——前面是兩條四分音符，弧形穿過高音譜帶。只有一段話： 我親愛的銀嗓子同盟：我希望這封信能寄到你那里。農場的生活怎么樣？目前是這樣的：你可以說，我剛剛從北歐的步行之旅回來。上帝保佑我，但日子越來越好過了，我在鮑登大學有一個職位，就在常青樹這里。上個月，有一個人參觀了該系，展示了一個新的留聲機原型。我的導師認為，如果我被選為系里在這片北方荒野上的民歌錄音師是個不錯的主意。我一個人可拖不動這臺會說話的縫紉機——今年夏天到森林里走一走怎么樣？旅程指向北方。想想星空下的松針床？樺樹啤酒？別磨蹭了，快來吧。 另外——你有錢嗎？這附近沒什么可去的。 我把信翻過來，哼著我能讀到的兩個小節的曲子，是一個令人大為震撼的旋律。我從大衛那里收到的每一張便條都注明了：一周后見，那是他在第一天早上寫的。這次是：別磨蹭了，快來吧。大衛給了指示，我只有照辦的份。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臉上貼著那封信。我告訴母親我在波士頓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周后就走，農場將無人看管，果園會變得雜草叢生，網也沒有人鋪。如果我離開的時間夠久的話，果子就會過熟，掉到地上，然后腐爛。但我不在乎，我迫不及待的離開了，就像是在逃跑一樣，坐火車從路易斯維爾到紐約，從紐約到波士頓，從波士頓到波特蘭。 我從來不太關心物體——也就是東西。我不在乎盤子什么時候碎了，幾年前我家被盜的時候，我可以坦誠地說，我感覺并不是很糟糕，只是對之后要花的費用感到困惑和困擾。我家的墻壁光禿禿的，我請朋友們永遠不要給我買圣誕或生日禮物。這可能被認為是節儉或有其它的意義，但這在我年輕的時候是個問題。我曾經各種丟三落四，把外套放在教堂的長椅上，忘了帶課本，把斧頭丟在外面的草叢里。我也白送了其他孩子很多東西——玩具、我父親的松香木小提琴、錢幣。最糟糕的是我們家的狗——我喜歡學校里的一個男孩，所以有一天帶著我們的狗去了他家，把她綁在他家草坪上的一棵樹上，然后回家時什么也沒想就走了，我父親還因為這個打了我一頓。 但我還留著大衛要我去北方的那封信，他在他公寓地板上留給我的所有紙條，還有那天晚上他卷起來忘在鋼琴上的香煙，還有我們以前見面的酒吧里的一盒火柴。我沒有保留文森特在我離開羅馬前送給我的小雕像，沒有保留克拉麗莎在我們結婚紀念日時送給我的金表，沒有保留薩拉為我畫的風景畫，沒有保留我和亞歷克斯在科德角收集的海玻璃。但說到大衛，我就像一只貪得無厭的喜鵲。 在波特蘭火車站，我在他看到我之前就看到了他。我站在一段距離之外，看著。他穿著一件淺藍色襯衫，一件深色夾克，手放在口袋里，嘴唇間夾著香煙。他長出了胡子，看起來更瘦了，臉頰更尖了。當他把胳膊伸到頭頂時，我感到胸口真的跳了一下，就像一個我不知道自己需要的器官移到了原位。我揮了揮手，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指著我，好像他的手是一把手槍，向我開了槍。在他周圍，是一箱箱的錄音設備。 從1919年8月到9月，我們一定走了100英里，從巖石海岸到一望無際的柱狀森林內部，再回到海岸，到處收集民謠和曲子。我們走過有霧的沼澤地，走過有青蛙唱歌的森林，走過我們沉到膝蓋的苔蘚，走過沿海公路，在那里，風幾乎把我們吹走。當然，我們也去了城鎮，還去了花崗巖采石場和農場，我們聽說那里有好的歌手。一直以來都由大衛做自我介紹，而我則在后面微笑著。我們靠的是別人的推薦——某人的表弟可能認識北邊20英里處某人的姑媽。有時我們住在我們需要錄制歌曲的那些人的房子里，但大多數時候我們睡在野外，在大衛拖著走來走去的帆布帳篷里。我的工作是搬運錄音機?；蛘?，如果是一個晴朗的夜晚——那個夏天有很多這樣的夜晚——我們不睡帳篷，睡在田野里或松樹下。我們的四肢因一天的行走而疲憊，困意將我們緊緊地聯系在一起。 我祖父曾經說過，幸福不是一個故事，所以頭幾周沒什么好說的。雖然沉重的錄音機皮帶扎進了我的肩膀，黑蠅在我的脖子上留下了血淋淋的傷痕，我的靴子在我的腳跟上留下了硬幣大小的水泡，但我想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幸福過——一種樸素、乏味、形容詞般的狀態，這種狀態讓我無法進一步用其他詞語表達。當我們走過被幾天的大雨夷為平地的牧場時，太陽從云層中探出頭來，我們周圍的水滴閃閃發光，鳥兒在鳴叫。我和大衛在瀑布下沐浴，然后在巖石上做愛。食物吃完了，發現了一塊藍莓荒地，就像天賜一樣，然后吃了一下午，我們既惡心又開心。吃到撐不下去后，我們就在那里睡了一覺，直到一個女人用她的靴子叫醒我們。那天晚上，在淡紫色的暮色中，他讓我伸出舌頭，然后又給我看了他的——兩條舌頭都是青藍色的。我想到了哈羅農場那些無人照料的果樹，想到鳥兒們吃著果子，果園里的野草肆意生長，但我并不在乎。 我的工作是操作機器：將蠟筒從紙上打開；將表面刷干凈；將其安裝在旋轉器上；將喇叭對準歌手的臉，讓他或她對著管子唱歌；將唱針移動到蠟上；慢慢轉動曲柄。錄音結束后，大衛會將歌詞和曲譜轉錄在一本小冊子中，同時還有一個關于人和歌的起源的簡短采訪。我喜歡這些歌，但并不像大衛那樣喜歡它們。我不知道他的熱情到底來自哪里，他并不像我和我哥哥那樣在這些歌聲中長大的。但話又說回來，我對大衛早年的生活一點都不了解——每當我問起，他都會搖搖頭，揮揮手，就像拍掉一只黑蠅一樣，說這一點都不有趣。我只知道他出生在紐約，小時候因為父親的工作在倫敦住了幾年——我不知道他的職業，他在去音樂學院之前搬到了紐波特。他確實曾經提到過一個在英國拉小提琴的叔叔，帶他去愛爾蘭旅行了一周。也許這就是他開始采集音樂的地方——現在，我已經72歲了，我知道我們喜歡的大多數東西在我們10歲之前就已經有了種子。當我問他為什么喜歡這些歌曲，尤其是民謠時，他說——我清楚地記得他的話——這些歌曲是他所知道的最有血性的音樂作品。我明白他的意思，這些歌曲充滿了成千上萬的人的聲音，他們唱過并改變了它們，而且它們總是在唱人們生活中的故事。不像我在音樂學院開始喜歡的巴洛克音樂，尖銳、抽象、華麗，像一件件冷艷的完美珠寶。這些民歌有柔和的感染力，光是旋律就能讓你哽咽。歌聲中的情感非常純粹，沒有什么花哨的東西。在我們的采集之旅結束后的幾年里，出于顯而易見的原因，我不想唱老歌。我轉向了唱詩班的音樂，轉向了大教堂里的弧形獨唱，這就是為什么我1929年在羅馬的一個唱詩班里任職。直到我50多歲嗓子啞了的時候，我才發現我唯一想寫的還是關于是美國民間音樂，這些傳統歌曲從歐洲源源不斷地流進來，并不斷發展和扭曲成新鮮的東西。我寫作的時候恰好遇上紐約和波士頓的民俗復興，所以我的書很暢銷。我寫那些書是對大衛的一種紀念，但從未沒有提起過他的名字。說實話，我又開始喜歡上了那種音樂，那些來自我家鄉州和整個阿巴拉契亞地區的古老的蘇格蘭-愛爾蘭歌曲，以一種我很長時間都無法理解的方式喜歡著。 在1917年夏天的所有錄音中，我覺得我們錯過了最好的聲音。我想要弄一個音頻日志，記錄我們工作間隙的日子。從山谷中傳來的暴風雨的聲音、松枝掃過頭頂的聲音、在奧古斯塔南部，八個孩子的木勺打在桌子上的木盤子上發出的木勺聲、在長柄煎鍋里的肉被燒得噼里啪啦的豬油聲。我想記錄下大衛的低語：“上帝啊”，當我們第一次來到狗山螢火蟲閃耀的田野時的聲音；在林肯，一只鱷龜的爪子劃過桌子的聲音；在考珀，當諾拉·泰特爾和她的三個女兒，每個人都如此渴望自己的歌曲被記錄下來，所以同時唱著完全不同的歌曲，每個泰特爾都試圖蓋過其他人的聲音，直到大衛不得不把兩個烹飪鍋敲在一起，讓他們安靜下來。索斯威克的洛夫·威廉姆斯坐在她的廚房中間，在我試圖修理留聲機的時候，唱著一首調式，她的六個孩子和五個繼子女都坐在她周圍，安靜地坐著，直到洛夫唱到第二段時，孩子們抑制不住自己，一個接一個地加入他們的母親。十二個歌手，四個和聲。 我想要錄下那些所有消失了的卻輪廓分明的聲音。那些被釋放到世界上的振動，從來沒有被集中到留聲機的管子和唱針上，從來沒有被打入蠟中。我想要錄下一個前幾年的聲音，大衛第一次在酒吧里對我說出他的名字。大衛邀請我去他的公寓，在一個深夜問我，他是否應該加入戰爭，我說是，因為我認為這是他想聽到的。聲音的歷史，每天都在流失。我開始把地球想成一個蠟筒，太陽是唱針，放在地球上，勾畫出一天的音樂——人們爭吵、烹飪、歡笑、歌唱、呻吟、哭泣、調情的聲音。而在它的背后，是數百萬沉睡的人們的無聲掃蕩，像靜電噪音一樣在地球上肆虐。 隨著幾個星期的過去，我注意到大衛身上籠罩著一種黑暗，我想他試圖把它隱藏起來。他的手在顫抖，卷煙也變得困難。有幾次，我醒來時看到他站在離我們的床有一段距離的地方，他在月光下像是一根黑色的柱子，就像某個古代遺跡的柱子。當我們從一個鎮子走到另一個鎮子時他唱起歌來，有時會在唱到一半時停下來，重復最后一句，尋找下一句。有一次我從他身后悄悄走過去，嚇了他一跳。他向后跳了一下，好像觸電一樣。我以為是戰爭的緣故，就像那些參戰過的人那樣。 有一天，著實厭倦了他的沉默，我問他有沒有開槍殺過人。他把手舉在空中，沒有回答。 到8月底，也就是大衛要回鮑登教書的前一周，我們只剩下三個蠟筒。我們當時正前往靠近邊境的一所房子，那是一個靠近花崗巖采石場的海濱小鎮。我們在找約翰·溫斯洛的房子，約翰·溫斯洛是一個名叫瑪麗·康威的女人的表親，瑪麗說，“他腦子里有一堆歌，他的妻子羅斯瑪麗是百里之內最好的廚師之一，她會幫你安排好的?！?鎮上的幾個孩子指引我們走到一條漫長的土路的盡頭。那是一個很冷的夏末夜晚，幾個月前的風已經在大地上卷起了寒意。我們在水面上看了一整天的霧已經消失了。依偎在樹林里的是一所房子——實際上是一間棚屋。波紋金屬屋頂，用隔板拼成的，外面釘了幾十個鹿角，在泥濘的院子里，一只拴在樁子上的狗跳了起來，汪汪地叫著，朝我們跑過來，然后當鎖鏈繃緊時又被甩了回去。一群黑鳥從房子周圍被雨淋得黝黑的樹上飛了起來，然后消失在樹林深處。我有一種不好的預感。 大衛敲了敲門，沒有人來開門，于是他繞著房子走了一圈，對著樹林喊。 “我們走吧，”他回來時我說?，F在回想起來，我依稀記得那所房子沒有任何窗戶。 那條狗一直在吠叫，扯著鏈子，跳起來以至于快窒息了自己，哼哼唧唧地叫著。那是一條大狗，我想是一只熊狗，灰色和棕色的毛，胸部為白色，耳朵看起來被剪短了。 “閉嘴，”大衛沖著狗喊道?！拔覀冞€是等他回來吧，”他說，轉過身來，向路邊看去。“我想我再也走不動了，我很渴，可是我們沒水了，我們反正也到這了?！?他聳了聳肩，坐在前門的臺階上，拍了拍口袋里的煙草，然后卷了一支煙，閉上眼睛，后腦勺靠在門上。 我把錄音機從肩膀上拿了下來，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地上，坐在他身邊。 然后，這是我們相識以來的第一次，他問我是否認為我們還會在這次旅行后再見面。 我說，會的。 他問我是否擔心我們正在做的事情。 我說我不擔心，因為我的確不擔心。 他把頭靠在門上，好像是在按摩，他的額頭上有一抹骯臟的汗水。然后他把雙腿拉到胸前，身體前傾，把下巴放在膝蓋上，閉著眼睛，好像在祈禱。 “我想我很佩服你，”他說。 那條狗一直在叫，鏈子啪嗒啪嗒地響著。 我正想問他為什么，他對狗大喊：“閉嘴！”然后慌忙站起來，大步向狗走去。 當大衛走近時，那條狗抬起前腿，緊繃的鏈條使它直立了起來，就像一個即將落下的斧頭。 “你在做什么？”我說?！靶⌒狞c。” 大衛伸出手，走近一些。那條狗緊緊地拉扯著項圈，喘不過氣來。大衛站在那里看著它，只有一英尺遠，然后把煙頭彈到狗的腳下。 這時，一個人從森林的邊緣叫道：“嗬！” 我跳了起來，大衛轉過身來，那條狗安靜了下來。 那人留著長長的胡須，大部分是白色的，但有深色的。他的肩膀上有一根掛滿死兔子的長桿，其中一只手拿著一把槍。 “你到底在干什么？”他說完，放下桿子，用兩只手舉著槍。 “你好！”大衛興高采烈地說，好像沒有槍指著他似的?！拔沂谴笮l·阿什頓，這位是萊昂內爾·沃辛。我們是你表妹的朋友，瑪麗·康威？” “瑪麗。”約翰·溫斯洛說?！叭缓竽兀俊彼褬尫旁谏磉叄闷鸾壷米拥臈U子。 “你一定是約翰，”大衛說?！拔覀冊诓杉枨旣愓f你有幾首？” “不感興趣，”約翰說，他向我們走來，用那種緩慢的、有意的方式，我注意到有些伐木人就是這樣，就像他比我們其他人更能感受到一天的長度，不需要趕時間。 “這不用花太長的時間，”大衛說。“我能問問你在哪里學的這些歌嗎？” “不感興趣，”他又說了一遍，把桿子放在房子的一邊。那些兔子——有三只——一定是剛獵殺到的，血從其中一只的嘴里滴出來，拍打著一床干樹葉。 “瑪麗說你的家人來自愛爾蘭西部？”大衛說。 約翰沒有回答，他從腰帶上拔出一把刀，把兔子從桿子上割下來，并把它們并排放在門廊上。 “哪個鎮？”大衛問。“我在那里呆過一段時間，很久之前的事了，那是我第一次學到《牧羊人之歌》的地方，也許你知道這首歌？” “現在你聽著，”約翰說，第一次盯著大衛看。我看到他的一只眼睛充血，我想是血管破裂的緣故，他的雙頰凹陷，他的整個臉抽搐了一下，繃緊，然后又松開?！拔也桓信d趣，我告訴過你一次，我再說一遍，我不是故意無禮的，我看你已經走了很長一段路了，如果你是從瑪麗家來的，以后再來吧，也許一兩個星期后，到時候我就可以幫你了?！?我認為大衛的說服天賦只在于，如果他想要什么，他就會不停地去追求。如果不是瑪麗慷慨激昂地建議給約翰錄音，如果我們沒有在一周內在他家附近出現，我想大衛會就此打住。約翰似乎與其他人不同，他們起初總是因為害羞或懷疑而拒絕。相反，他以一種下通牒似的、不可饒恕的方式拒絕了。他已經背對著我們，用他的刀子切開了其中一只兔子，然后開始猛地拔去毛皮。 “你妻子在這兒嗎？”大衛說?！耙苍S她想唱歌？羅斯瑪麗？” 那人轉向大衛，手里拿著刀，渾身是血，在他身后，兔子的皮從它的后腿上垂下來。 “或者給點水，”我說。“我們的水喝完了，你能給點水喝嗎？” 他嘆了口氣，踢了踢地面。 “我是基督徒，”他說，他把刀放在門廊上，然后拖著腳步上了樓。當他打開門時，陽光灑進屋里，照亮了房間中央平躺在桌子上的一個女人的身體。他走到后面去廚房的時候沒有關上門，那女人的裙子像桌布一樣散落在桌子上。風從門口吹來，裙擺隨風飄動。她的胸前放著一束花。大衛和我沒有說話，因為我們倆都看著這一幕。當我聽到約翰關上水龍頭時，我轉過身，盯著樹林。 他拿著兩個木杯子出來了。 “給口渴的音樂家們，”他說。 “謝謝你，”我說。我避開了杯沿上的一個拇指血印喝下。 他拿起刀子繼續剝兔子的皮，最后把兔子腳上的皮扯了下來。當他把它扔在樓梯上時，它啪的一聲落在地上。 “這就是你的工作嗎，去讓人們對著管子唱歌？” “是的，”大衛結結巴巴地說?！笆堑?，我喜歡。但他不是做這工作的?！彼钢摇！斑@是一個歌手，他可能擁有新英格蘭最好的聲音?！?“是嗎？”約翰說，他將刀刺入門廊，使其直立起來，用他的兩只手，撕掉了第二只兔子的皮?！皝戆?，那就給我們唱個曲子吧。” 水的味道是金屬味，很苦。 “我不知道該唱什么，”我說。我的腦子仍被桌子上那個女人的畫面搞得一團糟。 約翰開始拿起另一只兔子。“我相信你會想到的，”他說。 我想到的第一首歌是《蘭道爾勛爵》，這是大衛的最愛之一，他把這首歌教給了我。當時我們躺在他公寓的床上，在我醒來之后他沒有離開，那是一個非常罕見的早晨。 “哦，你到哪里去了，蘭道爾勛爵，我的孩子？”我唱道。我閉上眼睛，嘗到了燒焦的黃油，看到了淡淡的綠色。“你到哪里去了，我那英俊的年輕人？” “天啊，”約翰的聲音聽起來像是從一百英里外的某個地方傳來。我這時才意識到，我一路上都沒有唱過歌。 “我到綠林去了，母親，快給我鋪床。 我打獵累了，很想躺下。” “你在那里遇到了什么，蘭道爾勛爵，我的孩子？ 你在那里遇到了什么，我那英俊的年輕人？” “哦，我遇到了我的真愛，母親，快給我鋪床。 我打獵累了，很想躺下?！?這首民謠冗長而重復，母親不斷地向兒子提出問題，試圖弄清楚他為什么感到如此惡心和疲憊。他告訴她，他的情人給他做了炸鰻魚當晚餐，當狗吃了他的殘羹剩飯后，它們都死了。母親告訴他，他被下毒了，他認同了，并再次要求她整理他的床鋪，這樣他可以躺下死去。他告訴她，他把家里的奶牛留給了她，把他的金銀留給了他的妹妹，把他的房子和財產留給了他的兄弟。母親接著問：“我的孩子，蘭德爾勛爵，你給你的真愛留下了什么？你給你的真愛留下了什么，我那英俊的年輕人？”。他回答說， “我把她用繩子留在你的蘋果樹上，讓她掛在那里。 母親，快給我鋪床， 因為是她要毒死我，我真想躺下。” 當我唱完并睜開眼睛時，約翰和大衛都在看著地面，天空呈現出紫羅蘭色。 “我很遺憾你失去了親人，”大衛對約翰說。 “謝謝你能這么說，”約翰說。 大衛看著我，“選得不錯，”他說。“在愛情里中毒?！彼迅觳层^住背包的帶子。“我沒想到你會記得這首歌。”他舉起背包，把它放在肩膀上。“奇怪的是，他自始至終都稱她是他的真愛，一個殺害了他的兇手?！彼D身就走了，沒有等我，沿著大路，從那只沉默的狗身邊走過。沒有向約翰告別或道謝，就像平常對那些招待我們的東道主那樣。 如果約翰對大衛的突然離去有感到不安的話，那他并沒有表現出來。 “孩子，一首美妙的歌。”他說?！拔乙仓肋@首歌，不過你把結局改了?！?“是嗎？”我只唱大衛教我的歌。 “在結尾，通常是，‘我離開時用火將她送向了地獄。’不是用繩子吊在蘋果樹上。我覺得我更喜歡你的版本，它更溫和一些?！?“耽誤你的時間了?！蔽艺f著走到錄音機前，把它扛在背上。 他的整個身體都動了動，好像他將要說的話要把他壓垮，聲音哽在喉嚨里?！白Ｄ愫眠\，孩子。” 又一陣冷風吹過樹林，仿佛八月已經過去了。 在波特蘭火車站，我告訴大衛我可以在緬因州多待一段時間，幫他整理錄音。如果他需要幫助，我可以在學校附近找到一套公寓，但只能在秋季學期。但我本應該更直接點，這一次，我應該是那個給他指路的人。如果不留在緬因州，我可以叫他和我一起去波士頓，也許事情會有更好的結果。相反，他搖了搖頭，原因我后來才明白，他說我們會在第二年夏天再次去采集歌曲。他告訴我說我們可以寫信。 9月到12月是肯塔基州果園一年中最忙的時候，在那段時間里，大衛沒有給我回過一封信，所以一月份我給鮑登音樂系寫了封信。我解釋說，我是大衛的研究助理，也是音樂學院的畢業生，而且我還是夏天加入他的歌曲采集之旅的人。我在信里問道，你能把他的地址發給我嗎，因為我可能記錯了，還有一些文件需要分享一下。或者其它像這樣的謊言。 幾周后，我收到的回信，內容和用詞都很親切。系主任寫道，他非常遺憾地告訴我大衛于1919年秋天去世的消息。他接著說，他很遺憾他不知道我指的圓筒是什么——大衛的工作是教音樂創作，而不是民族音樂學，而且系里也沒有贊助過一次歌曲采集之旅。很抱歉我不能提供更多幫助，他寫道，如果我找到你所說的圓筒，我一定會把它們轉寄給你。 我把信折好，走到外面，朝果園走去，然后意識到我不想去果園，于是走向天藍色涼亭，但那也不是我要去的地方。我最后到了我祖父的房子，離城幾英里遠。我們喝了茶，他給我看了他的狗學會的一個新把戲——在鼻子上平衡一根棍子。我沒有告訴他信的事，他說我“看起來有點不對勁”，問我是否喝醉了，當我說沒有時，他給我倒了一杯威士忌，說：“那就喝醉吧?！蹦峭砦以谒宜艘煌砩?，之后的幾個晚上也是如此。 在與系主任的后續通信中，我發現大衛有一個未婚妻，而且他在我們旅行前的春天就已經訂婚了。 在寫完上面的部分后，已經過去有幾天了。昨天我打電話給哈佛大學皮博迪博物館的一位朋友，我知道他有老式留聲機。他讓我過來，因為那東西太重了，沒法搬到我家，而且他也不確定能不能得到從收藏品里拿出來的許可。 我走了五個街區到博物館，在門口遇見了他。他帶我走過新的鳥類收藏，走過骷髏和玻璃花，來到后面的辦公室。 “我從孩提時代起就沒用過這些東西了，”他說著，把抹布從留聲機上扯下來。 他幫我把一個圓筒裝到旋轉器上。把管子與唱針底座鉤住，然后把唱針放在圓筒上，把他的手放在曲柄上，轉動它。從喇叭里傳來的是一個五十年前的男人的聲音，來自波特蘭北部的一個海濱小鎮，唱著一首民謠，就像我第一次聽到它時一樣清新而難忘。 每個圓筒的尾端都標有歌曲名稱、歌手的名字和錄制日期，這就是為什么我的眼睛被吸引到盒子里的最后一個圓筒上的原因：1919年10月20日——那是我在火車站和大衛告別的一個月之后。 “讓我們看看這上面是什么，”我指著那個圓筒說。 他展開紙，把圓筒放在旋轉器上，轉動曲柄。 “你好，萊昂內爾?！贝笮l沙啞的聲音回蕩在房間里。 我的心像被踢過一樣痛，像是要緊握著某種東西，然后我的腿上出現了多年前我車禍時的那種熱流，唱針像是刺在我的大腿上顫抖著。 留聲機的金屬喇叭發出一片寂靜，我倒在最近的一把椅子上。 “你還好嗎？”我的朋友問。 我點了點頭，笑了。 “謝謝你給了我這個美好的夏天，”大衛說，那已經是50年前的事了。“還有之前的那段時間，很抱歉，我和我們第一次見面時不一樣了，我內心有一種無法擺脫的東西，一些腐爛的東西。” 更多的沉默——更多靜電噪聲，那是他思考的聲音。沉默聽起來像是一個高G調。 “我無法看到它的周圍，”大衛說?！八刂爝呍谖颐媲安粩嗉铀傺诱埂！?更多靜電噪聲，然后他開始哼唱。 “他在唱什么？”我的朋友說。 “《死寂的冬夜》，”我說。 我閉上眼睛，向后靠在椅子上。 “一個向西，另一個向東，”大衛用他生硬的男中音唱道，“在樹根處有兩個靜止的身影?！?我嘗到了鹽和煙草的味道，看到靛藍的圓形變成了深橙色的棒狀，然后閃成一個黑色的點，使我的嘴里充滿了濕石的味道。 我不確定我期待聽到什么，我想聽到什么，但我腦海中浮現的是關于留聲機的著名故事——這是愛迪生唯一立即見效的發明。他提出了唱針在柔軟的表面上抖動的概念，讓他的工程師模擬了一個，然后第一次就成功了。正是這一點——那是個顯而易見的形體，那些由大衛聲音鑿刻而成的發絲般薄的古老峽谷——讓我專注于看著旋轉器上的圓筒。愛迪生沒有想到要把留聲機用于音樂，他想象過大衛在這里做的事情：記錄信息。把它放在一個人的臨終床邊，這樣他或她就可以給出最后的指示。或者你可以錄下一個嬰兒的聲音，然后20年后錄下同一個人的聲音，然后錄下一個老人的聲音，這樣你就可以在一個人工制品中擁有整個人生。這將是對留下的人的一種安慰，但這并不是一種安慰，只是提醒我，我以為我已經放下了的遺憾。我應該待在波特蘭的站臺上，或者強迫他和我一起去波士頓。這只是提醒我，我仍然非常愛大衛。我對喬治和克拉麗莎的感情是認真的、體貼的，與大衛的聲音所帶來的震撼而刻骨銘心的感情相比，怎么說呢？這種類型的悲傷，不是懷舊，不是悲痛，只是一個顯而易見的突然的事實，那就是我的生命看起來比原本短了一英寸。我二十歲那年是我最美好的一年。當我拿著圓筒走進博物館時，我想的是，翻翻關于那個夏天的有聲剪貼簿，或許能讓自己得到些安慰。聽到瑪麗·康威或泰特爾夫婦的聲音也許會愈合傷口。就像我們分手多年后，我在哈佛廣場遇見克拉麗莎時一樣，后來我為這段可能是永恒的友誼感到高興。喬治也一樣，他定期告訴我他在薩凡納的生活，并向我保證，他只對我們在一起的時光心存感激。但這個圓筒讓我想起了我錯過的東西——我想，那是一種我不知道的生活，但大衛是其中的一部分。真正的生活，可卻又是多么可笑的短暫，只有兩個月。那些關于螢火蟲和在瀑布中裸泳的記憶，只在我多年來建立起來的滿足感的薄膜上留下了非常細長的切口——一個美滿的家庭，一份成功的事業，友善的鄰居，幾段親密的關系。一個虛度年華的人生。也許這就是人們開始使用留聲機來錄制音樂的原因——你為什么要去聽那些被愛的和死去的人的聲音呢? 這首歌結束之后，唱針從圓筒上漂走。 “你還想聽別的嗎？”我的朋友說著，把圓筒拆開，然后用紙包好?！澳硞€特別的？”他擺弄著圓筒，轉動它們來讀標簽。 盡管我呼吸急促，但我還是想要更多，像是一只正在啃骨頭、舔骨髓的狗。 “讓我們從頭開始吧，”我說?！皬牡谝粋€開始”。 我望向窗外的街道，那毛茸茸的白色種子仍然在人行道上隨風飄動，尋找可以生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