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克福的下午稍微下了點雨，那會兒我剛剛在一個美國志愿者的陪同下從一位艾滋病醫生的診所出來，街上騰起一陣陣熱雨，burning rain，他說。接下來我們要干什么呢？不知道。要不然，他接茬說，我帶你去看看我工作的小學校吧。我想了下，自己不應該羅嗦，所以也就不要所謂的引入技巧了，直接切入正題，這位志愿者的工作所在地，并非第二十九屆北京奧運會，不過是距離法蘭克福市中心遠得可怕的一所有些特殊的小學校而已，面積狹小，好在環境親近自然。這是Shuan介紹他給我認識時就已經說明的，說他工作的是a school for children who company with Autism，最后一個單詞所代表的一種“疾病”在國內，目前被稱為，自閉癥，或者說，孤獨癥。看著草地上那些嘻嘻哈哈亂作一團的小朋友大朋友（有的已經過了十二歲甚至有的已經進入青春期），我倏忽想起去年春節回家途經香港在一次關于兒童教育座談會的旁聽席上看到的電影，《地球上的星星》。一部洋溢著童真、包容、善良跟陽光的電影。不過有一些不一樣。電影中的小男遇見的的確是典型Autism的癥狀——讀寫障礙，但他認識自己的爸爸媽媽，說話表達也富于“傳統”社會（或者稱為“正常”社會）所固有的邏輯，并且還擁有一個殷實完滿的中產階級家庭，比起跟他遭遇相同的同齡人，因為一部陽光電影的指向性，這之間巨大的境遇鴻溝寬得不真實。但要說句公道話，這種不真實絲毫不影響觀眾的理解，即便此前你對電影所討論的問題一無所知，你也會很輕松地走進故事，除了這個大門牙的可愛小男孩，還有一個能唱會跳長得也還過得去的年輕男老師，當然還有濃得化不開的童話故事一樣無堅不摧的友誼——是，男老師之前的表現的確很有中國電影電視劇的范兒，給人感覺那緊縮的眉頭似乎肩負著拯救全宇宙的小孩兒的重任（笑），但后來男老師的際遇——他走進一所我在開頭提到的小學校，這種誤解得以冰釋，讓所謂中國式的高大全見鬼去吧，即便是今年他們拍出了一部在美國得了小獎的公益艾滋孤兒電影（我就不點名了），即便他們吹噓著自己有多真誠有多三個代表，我還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說，讓他們帶著他們的屁眼見鬼去吧。這個誤解的冰釋過程可以解說如下：我身邊的朋友很少，這或許并非是一些人所崇尚的少而精主義（less is more）。可就這些少之又少的朋友，一開始幾乎都沒有辦法理解，我為什么總對那些跟自己的生活似乎毫無瓜葛的事件感興趣。當他們在討論獨立音樂小清新時，我在跟他們說受艾滋病影響的中國兒童；當他們排隊去銀行購買新發行的基金時，我在他們耳邊嘮叨廣州的綠校和成都的愛慧（因為一些上不了臺面的原因，后面一個學校或許面臨著一些自身的困境）……有時候我也覺得很難啟齒，在我上小學之前，我也有稍微的Autism征兆，幸運的是我那時候至少有一個心態開放積極的家庭和一個當時看來在小地方很了不起的海外親戚（只不過在臺灣），這些都讓我能得到即使算不上世界先進總不至于落后似如今朝鮮的學前幫助。當時的表現種種我現在是沒有辦法想起來了，不過只要我面對這群孩子，我很容易就能找到非“傳統”社會的交流溝通方式。佛曰，不可說不可說，而我何其幸哉。要進一步解釋這種讀寫障礙或者說Autism，我們可以借用列維斯特勞斯的“生物語法”概念（bio-grammar）。作為一個研究符號學的結構主義者，列維斯特勞斯在同一時代的文化地理學的發展中吸收了不少經驗，基于結構主義的二元對立原則這個假定，他引出“生物語法”概念，稱每一個個體體內都有一種“生物語法”，以讓他們自己去解釋文化信息的符碼和接受關于文化信息符碼的解釋，這里的符碼指的是一個特定時期人們所共享的習俗表達，如道德、邏輯、習語等等。從這一個概念我們可以很容易發現，如果一個人他體內的“生物語法”與主流人群的略有差別的話，他很有可能就沒有辦法順利地讀和寫。比方說，提出相對論的愛因斯坦，再比方說，在15世紀就畫出飛機模型的達芬奇……當然他們的成就都不僅限于此，我是說，我們小的時候學到的課文說，達芬奇自己學著母雞要孵化小雞，課文后面總結說達芬奇是勇于實踐（或許是因為當時大膽改革開放的鄧小平提出的口號，“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可誰能保證他只是真的認為自己有能力孵化小雞呢？因為他們眼中的世界跟我們眼中的很可能是不同的啊。在生命的開始階段，于茫茫宇宙中遇見Autism這樣“美好”（或者確實是美好，誰能真的分辨呢？）的現象，最后能夠得到世人關注的其實少之又少，愛因斯坦與達芬奇都是個例，再罕見不過。所以這部電影盡管提供了一個讓所有觀眾都滿意的皆大歡喜的結局，但事實是它希望傳達出這樣的理念，就像國內一位自閉癥兒童的媽媽所寫的感人至深的《蝸牛牽著我去散步》中所說的那樣，也許我們認為我們生養了一個“生物語法”與傳統社會格格不入的孩子，這個孩子是“蝸牛”，我們受到了上帝的懲罰，上帝讓我們接下來的人生要牽著蝸牛走過，可沒準兒，上帝真實的意圖隱藏在事實的另一面，“我忽然想起來，莫非是我弄錯了？原來上帝叫蝸牛牽我去散步。”另一個問題是，即便我們了解到這些，我們都能做什么？非洲、東南亞、拉丁美洲、包括中國的河南、安徽、貴州、江西、湖北山區、云南、或許還要算上新疆和西藏，這世界有那么多地方被這樣那樣的原因——政府也好族群也罷——盡情壓迫慘烈碾碎。我們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去不一樣的環境做這樣那樣的志愿者，而畢竟每一個年輕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要過，尤其是在家庭負擔較重的傳統東方社會，無論地價飛漲的城市抑或人口如水土般狂躁而茫然流失的農村，“做好事”的收益跟付出明顯不對等——更何況對當今國內的很多大學生而言，除了學校每年暑假組織的不倫不類的極具中國特色的三下鄉活動，根本就找不到合法組織為自己提供奉獻愛分享愛的自由。不過，起碼我們都有能力善待身邊的小朋友大朋友。我的大部分成績優異的高中同學，現在他們分別在國內各個知名學府顛三倒四為自己的未來競爭。當這一群天之驕子、山窩窩里飛出的金鳳凰回到山區小城時，或許是盛情難卻，或許是別的什么原因，他們辦起了收費制的補習班，參加的有小學生，有中學生，但無論哪種，背后自然而然都站著堅定的望子成龍的父母。——這讓我覺得自己很羞恥，或者說如果我的父母稍微在乎一點比較，就會覺得他們的兒子很羞恥，因為別的大學生放假在家都能掙錢，我要么晃蕩著不回家，即便回家也是招蜂引蝶帶著一大群表弟表妹以及他們的小同學小朋友整天東游西蕩。所幸，跟我一起玩的小朋友如今上了初一，他們的成績并不比參加我的金鳳凰同學補習班的小朋友成績差。我不愿意看到的并非是收費（那再正常不過），而是，你回過身用套在自己身上十幾年如今好不容易掙脫一點點的鎖鏈套在比你小得多的弟弟妹妹身上，這種傳統的傳遞，總歸讓人困惑。他們，也和我們一樣，都是地球上的星星啊。匆匆寫就這篇文章，一來是今天見聞的有感而發，二來無論是在豆瓣還是時光網上，國內觀眾似乎對這部電影了解甚少，做個小推薦。附：蝸牛牽著我去散步上帝給我一個任務，叫我牽一只蝸牛去散步。我不能走得太快，蝸牛已經盡力爬，每次總是挪那一點點。我催它，我唬它，我責備它，蝸牛用抱歉的眼光看著我，仿佛說：“人家已經盡了全力！”我拉它，我扯它，我甚至想踢它，蝸牛受了傷，它流著汗，喘著氣，往前爬。真奇怪，為什么上帝叫我牽一只蝸牛去散步？上帝啊，為什么？天上一片安靜，“唉，也許上帝去抓蝸牛了！”好吧！松手吧！反正上帝不管了，我還管什么？任蝸牛往前爬，我在后面生悶氣。咦？我聞到花香，原來這邊有個花園。我感到微風吹來，原來夜里的風這么溫柔。慢著，我聽到鳥聲，我聽到蟲鳴，我看到滿天的星斗多亮麗。咦？以前怎么沒有體會？ 我忽然想起來，莫非是我弄錯了？原來上帝叫蝸牛牽我去散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