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岳飛是鐘馗九十分鐘的影片中，我們看到了黑幫片，警匪片，哥們兒電影，暴力美學，黑色幽默，軍旅情緣，愛情悲喜劇，看到殺手萊昂，看到昆汀，看到斯巴達三百勇士，甚或安東尼奧尼。而從這一切中浮現出來的，是某種早已逝去的情懷，早已的失落價值觀；是某種融合了中國古老道德倫理，社會主義時代人生理想，以及好萊塢式孤單英雄的怪誕組合，以及導演對這一切的追尋和質問。這個手持紅纓槍，背著破舊軍用水壺，堅持維護正義的退役海軍，無疑承載著巨大的悲劇色彩。他是這個黑白世界里始終燃燒的一抹鮮紅，他所堅持的那些東西，那些在并不久遠的過去尚且算得上閃閃發光的東西，如今卻被這個崇尚實用主義的時代迅速拋棄，淪為一文不名，甚至只能以“神經病”來命名。更大的悲劇在于，絕大多數觀眾可以輕易地從他身上辨認出一系列曾經無比熟悉的形象，以及這些形象所代表的一整套價值體系，與當下狀態有多么格格不入，這種精確辨認，這種感同身受所造成的錯愕感，與其說令人悲憤感懷，倒不如說令人茫然無措。一代曾是老三的青年們成長起來，活明白過來，春風得意或消沉淪喪之余，有意無意淡忘著屬于老三們的懵懂歲月，唯有老三，這個始終沒活明白的存在，依舊執拗地手持紅纓槍威風凜凜，如同時代斷層間無意間釋放的游魂，人們試圖將其視而不見，試圖繼續安然地維系屬于我們這個時代體面的生活狀態（這個有著男盜女娼，坑蒙拐騙和灌水生豬肉的歌舞升平的時代），卻最終只能在其堅硬飽滿的實體面前，在其莽撞地沖撞和冒犯面前，彼此尷尬地笑一笑。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整部電影可以看做導演為這份尷尬和茫然無措所精心安排的“想象性解決”，一場為老三這個鐘馗一般生猛的鬼魂，所舉行的盛大安魂儀式。而這一切的合理性，是由三個在我看來看似設置精巧，實則軟弱無力的情緒點支撐起來的。其一，是運用岳家槍和宋代武術的象征含義，為其賦予某種屬于古老中國的道德倫理基調，“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雖然觸犯了現代社會的法律體制，卻在“正氣”這一主題下為觀眾們營造出某種不言自明的認同感。然則，老三心目中的對與錯，是與非，黑與白，畢竟不能向當下或者未來去求證，而不得不從久遠的過去找尋支撐點，這種刻意設置與其說是解決，倒不如說本身既是那份尷尬和茫然的一部分。其二，一場好萊塢色彩十足的警匪故事，令老三誤打誤撞地獲得一次英雄表演和自我成長的機會，也順便帶出了此種類型影片中普遍的意義或曰主控思想：一個最初不容于社會，落寞孤寂的英雄，通過拯救別人拯救世界，從而實現了自我價值，最終被世人所認可。此類邏輯安放在老三身上，多少因為時代和文化錯位而帶來某些荒誕喜感，美式英雄所守護的那些以“正義”命名的，關于自由，平等和人權的普世價值，在西方社會早已成為顛撲不破的基本社會準則，而在老三懵懂的世界里，是與非，善與惡卻變得不易分辨，甚至無可分辨?！坝幸环N力量是專為消滅邪惡而存在的，那就是，我。”在老三孩童式幼稚卻堅定的喃喃自語中，“邪惡”這個語詞在觀眾心目中喚起的，卻是一系列混亂豐富的形象和概念。曾經有一個時代，“誰是壞人？”是我們每個人看電影時必然要問，也必然能得到回答的問題，男盜女娼是壞人，坑蒙拐騙是壞人，注水豬肉是壞人，搶古董的大盜也是壞人，然則在此之外還有大量空白，是超出老三甚或超出所有觀眾的處理能力的。我們早已無法再以“邪惡”這個色彩分明的詞匯，來命名那些充斥于我們生活中司空見慣的，令我們無奈和尷尬，以致被默認為合理的種種不合理，也正因如此，老三的種種見義勇為，連同最后那場極端戲劇化情景下極端生硬的“戴罪立功”，在令我們熱血沸騰乃至感動流淚的同時，卻又顯得如此蒼白和單薄?；蛘卟蝗缯f，我們之所以會熱血沸騰和感動流淚，是因為我們從內心深處明白，老三堅實有力的肉體下，那孩子般單純執拗的靈魂，是如何承載著我們逝去的理想主義的天真，又是如何脆弱和易受傷害。其三，兄弟情誼和男人之間的惺惺相惜，無疑是支撐老三這個游魂存在于這世間的又一力量，從政委，到警長，到碼頭邊萍水相逢的水兵，甚或歷經滄桑的文物販子，甚或一個聾啞小男孩（及其身后未曾出場的博物館館長，“海盜拳”鄒市明等等等等），這道由“哥們”，“戰友”，“兄弟”等充滿男性色彩的詞匯組成的統一戰線，無疑承載著來自軍隊，來自軍旅文化的一套價值觀和情感認同，亦被處理這個禮崩樂壞的年代中，最后一點堅忍有力的對抗力量。于是乎，像大量哥們電影一樣，女性角色被自然而然地放置在承載負面價值的位置上，從母親，到大姐，到小草，甚或那些看怪物般打量老三的街邊大媽，她們充滿世俗色彩的目光，共同組成一套評判和貶損的價值體系，于是乎老三與這個時代的沖突，被集中表現為一個正直不屈的男人與一群不理解他的女人們之間的沖突，而老三和小草的關系，作為全片中主要的情感線，也最終墜入一個已被男性寫作者們重復無數遍的濫套：英雄面臨事業與愛情的兩難局面，而膚淺的女人卻搶先背棄了他，投入他人懷抱（其背后隱含臺詞是對英雄所秉承價值觀的無情否定），最終英雄必須克服失戀和理想失落的雙重困境，重新找回和證明自我。最后一個鏡頭中，老三將小草送他的水壺扔進垃圾箱，世界重新變為一片紅色，這個在我看來意圖過于明顯的意義的升華，似乎終于為老三先前遭遇的重重困境和磨難，找到一個想象性的原因（因為一個女人的不理解和背叛），并通過遺棄對這個女人的柔情和思戀，獲得想象性的解決。對于一部以男性力量和精神為主要展現對象的商業電影，此種敘事上的改寫和錯置必然是有效的，但我們作為觀眾，也不免會沿襲著商業電影的觀影經驗，而有意無意間感覺到，真正未曾解決，或許也無從解決的問題，永遠在電影的敘事之外。對于老三這樣一個來自并不久遠的過去，并凸顯于時代斷層中的無名游魂，我們可以當作故事一笑置之，然而內心深處被喚起的那份酸楚，那份尷尬與茫然，甚或那份微妙的恐懼和欣慰，必將隨著那個結實飽滿的造型一般，歷歷在目，揮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