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壞小子巴比] bad boy bubby年代：1993 出品：澳大利亞/意大利 導演：洛夫·德·希爾 主演：尼古拉斯·霍普/卡莫爾·約翰遜        人人都愛傻小子       電影之神青睞傻瓜，只因為傻瓜更加純粹，傻瓜的大腦溝回也許更加粗糲直接，方才能襯出袞袞眾生的虛與委蛇。而扮演傻瓜的演員也往往因為耐得煩，裝得傻才可以奪得獎項與桂冠，雖然限于題材的晦澀與畫面的大膽，R級黑色喜劇[壞小子巴比]并未進入主流影片的市場，它的出現還是引起了軒然大波。作為澳洲電影[壞小子巴比]在93年威尼斯影展引起強烈震撼，并獲得評委會特別獎。在主場澳洲則實至名歸的獲得AFI電影獎最佳導演等四項大獎。主演尼古拉斯·霍普也因為在這部影片中的出色表演由一個默默無聞的愛好者榮膺最佳男主角。其中，究竟有多少是“傻瓜效應”的作用，我們不得而知。時至如今，出場凄慘的“壞小子巴比”似乎也泯然眾人，不少影評人卻仍然認為[壞小子巴比]理當名垂影史。這種現象的出現，除了電影本身張狂大膽的亂倫題材為社會主流視角所不容，電影本身對人類關懷的復雜與深邃，也是普通觀眾的精神世界所難以觸及的。       一、生于狂野       被稱作“黑色喜劇”的[壞小子巴比]開場毫無喜劇成分，身陷禁室的35歲巴比眼神茫然而呆滯，朋友只有蟑螂和一只不幸的貓兒，每天的娛樂便是模仿母親，折磨貓兒和蟑螂。而母親則是禁錮他，侮辱他，抽打他，亂倫他的人。他將蟑螂的腿全部拔掉，看著無助的蟑螂賣力掙扎，而他的母親只需一句話，就能讓他獨坐空房，不敢動彈。巴比是悲哀的，他想要知道外面的世界，母親告訴他外面的世界有毒氣，他想要了解生存的基本，卻只能獨坐空房，他想要懂得“呼吸”乃至生存的意義。母親卻從后面用粗壯的臂膀勒住巴比的脖子，另一只手死死捂住巴比臉。在一陣沉默之后巴比因窒息而開始掙扎，母親猛地松開說：“這就是——呼吸。”       如果說母親已是人類丑惡的極限，那么巴比的父親則超出了極限，他甫一出場，便是一個滿臉胡茬，酒氣熏人，辭色虛偽的正臉特寫。他滿口油滑，滿口謊言，卻又能騙得母親弗洛倫斯心花怒放，而這個男人教會了巴比叫“爸爸”。巴比也同樣在他的身上學會了淫言穢語的調戲母親。令人諷刺的是，巴比從父親那里得到的是神父使用的羅馬領，還有惟妙惟肖的與母親調情的能力。于是終于有一天，他用同樣的淫腔淫調去調戲母親的時候，他被氣急敗壞的父親和害怕暴露亂倫之罪的母親一頓老拳趕出了房間，此時他仍然以為外面充滿了毒氣，戴上了防毒面具，聲嘶力竭的去呼吸，第一次為自己的“生存”去做努力。       文學意義上的“套中人”是將自己禁錮在套子里的別里科夫，而影片中的套中人，正是巴比自己，他精神與身體上的雙重枷鎖由父母所賦予。母親騙巴比門外充滿毒氣，出入都戴上防毒面罩，以禁錮其肉體，母親向巴比宣揚“上帝在監視,我來執行”禁錮其精神，而她還淫其身體，完全喪失了人倫。這也許是導演洛夫·德·希爾想要闡述的觀念，一個孩子誕生在這個世界上，便會被禁錮肉體，禁錮精神，臟污其身。而被臟污的并非只是巴比一人，而是整個人類，巴比，正是人類之子。這樣的電影開場會讓大多數觀影者望而卻步，震撼于畫面與情節的驚世駭俗和骯臟，并震驚于影片背后影射的更多人類的壓抑和丑惡。據說在前期創作階段，洛夫·德·希爾曾經嘗試了1.66：1的失真鏡頭來拍攝在房間里的這段故事，從而導致本就壓抑的劇情更讓人無法忍受，幾乎讓人產生幽閉恐怖癥，有鑒于此，洛夫·德·希爾不得不取消了這段失真，盡管如此，被觀影者譽為黑色的30分鐘的說法仍然廣為流傳。      30分鐘的分界點是影片的第一個高潮，在小小的囹圄所創造的世界終于被巴比識破后，他憤怒地砸碎了這個虛假的世界。在醉鬼父母所營造的尖笑與毆打的人間地獄中。他拾起了保鮮膜，裹住了父母的頭顱，世界安靜了。自此，如破殼而出的鳥兒，巴比終于揮舞著沉重的翅膀飛向外面的世界。在無意中弒父殺母的人類之子終于懷著原罪，真正意義上的呱呱墜地。      二、鏡中人，拷貝貓       孩子從一出生就開始模仿父母，而被禁錮在密室中的巴比無疑是最好的練習者，因為與世隔絕，他足足練習了35年模仿，使得他的能力爐火純青，幾如一面鏡子反射出他人的言行。       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本作的情節設置與法國心理學家拉康的“鏡像階段”理論不謀而合。鏡像階段，顧名思義，既是人類在沒有分辨自我與他者的能力的嬰兒時期，對于他人的行為會進行無意義模仿行為。嬰兒靠著誤會自己成為他者才體認到自己的存在，而體認自我的過程對于任何人類來說都是飽含期待與錯覺的，巴比將模仿他人的形象當做自我完善的一個方式，在囚牢中，他模仿貓，模仿媽媽，模仿父親，在離開監獄后，他模仿見到的每一個人。      巴比的蛻變過程充滿陣痛。影片給了逃出囹圄的巴比一個側面特寫，他的背后，是夜色中的萬家燈火蕓蕓眾生。從憨直的嘴角露出了奇特微笑，他穿越過都市扭曲機器所造就的垃圾場，孤獨而渺小的身影在巨大的燈下瑟縮。他在圣歌的吟唱中平生第一次接觸到了母親以外的女人。他被趕出商店，被白晝的世界里暈頭轉向，他被粗野男人被電鋸的毀滅力而震驚，被孩子的童真感染卻被店員扔出商店，被責罵怒斥，他向警察重復混混的臟話，被痛毆倒地，又毫不意外地痛毆了超市店員。而以往那個一成不變的破舊房間，那張將他桎梏在一隅的鏡子漸漸破碎。電影中，巴比一再重復著著“鏡像階段”的模仿行為所造成的荒謬誤會，他模仿母親用膠帶纏住貓兒，貓死了，繼而纏住了父母，然后父母也撒手人寰。世界給他以辱罵與暴力，他便以辱罵和暴力返還給這世界，他既是毫無保留的承受者，也是蠻不講理的復仇者；他拷貝著人類的荒誕，又將荒誕還給人類。他將貓兒帶在身邊直到貓兒發出尸臭。拷貝貓這個詞正好也是犯罪學中模仿犯的代名詞，而屢屢出現的不幸小貓，未嘗不是巴比的鏡中倒影。表面上，他似乎毫無任何變化的重復著他人言行，在經歷著苦樂交加的人生后，他漸漸開始有選擇的使用這些世界贈與的“工具”，他也漸漸通過這些經歷了解到，自己并不需要通過模仿進行人生。因為他通過體認“區別”的存在初步形成了自我概念。而當孩子能夠從鏡中明了自我的形象，明了與他人的區別之時，鏡像階段也就走到了盡頭。       三，宗教，音樂，女性，三位一體的救贖        母親與父親，本該是一對美好的詞匯，在家庭的社會屬性中，母親代表著愛與理解，父親則代表著理性與堅強，二者合而為一塑造一個完整的社會人格，將一個嫩弱無知的初生嬰兒從一個生物實體的人轉化為一個社會實體的人。這個過程本應是完善而健全的，電影卻剝去了父母的存在，以宗教，音樂，女性們來開啟巴比的靈智。       耶穌的十字架變成了母親懸在巴比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教士的羅馬領則是父親的欺騙道具，在巴比悲劇的成長歷程中，宗教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總是重復媽媽的話“上帝看得到一切！若他告訴我你動了，我將把你腦漿打出來！” 卻不知藉宗教之名，多少荒唐的事情施行在自己身上。于是影片最為激烈的剖白從一位科學家口中說出：      “ ……相信上帝不存在是所有人類的責任，這樣我們才會有未來，因為只有到那時，我們才能自己承擔起我們自己的責任，而這就是你要做的！巴比：相信上帝不存在，自己承擔起自己的責任！”        這樣的話語無疑會造成宗教人士的不適，也同樣造成了這部電影評價的兩極化，巴比的主演尼古拉斯·霍普自己碰巧就是一名天主教徒，盡管洛夫·德·希爾對他有知遇之恩，談起影片中對宗教的態度，他仍然表示難以接受。觀眾們還因為屢出裸露鏡頭而指責本片歧視女性、甚至動物保護組織也來參一腳，抗議在拍攝過程中死去的小貓。        在這里洛夫·德·希爾也許并非要將宗教推下神壇，但他卻狠狠地批駁了部分以宗教之名行罪惡之實的人類，片中有段耐人尋味的對話發生在巴比與樂隊朋友之間，朋友借著畫布向巴比更是向觀影者繪制了一幅畫卷：同一信仰卻相互殘殺的人群；信仰自殺能夠達到彼岸的人們；信奉融合與非暴力的人卻為暴力所殺，殺戮與被殺都毫無意義。導演借這次對話再次表達了他的觀點：勿以上帝之名行罪惡，人類應該背負起自己的責任。         如果說宗教在巴比成長中扮演了消極的一面，音樂毫無疑問是積極而富含生命力的一面。巴比的世界隨著音樂而行進，他循著圣歌見到了女人，他聽著搖滾樂結識了朋友，他被管風琴感召步入教堂，他和著吉他聲登上舞臺。音樂引人向善的作用在影片有兩段極富寫意的情節里展現了出來:其一是行使惡行搶劫超市的巴比經過一間倉庫，卻見到一位貌若天使的少女輕盈的拉著小提琴，一曲終了，回聲繞梁，她輕輕抬起手，似是惡徒巴比以救贖;其二，是身陷監獄的巴比，在響徹云霄狂放而自由的風笛聲渴望逃出生天，卻被拖入更為幽深的囹圄。在這兩個場景中，音樂變成了美與真的象征，音樂是高尚的，純潔的，富有神性的。而與音樂結緣的巴比，在讓人忍俊不禁的同時亦發人深省。他走投無路的時候，是搖滾樂隊收留了他，并為他作詞歌唱，而渡盡劫波之后，巴比又循著音樂找到了他們，在朋友們的招呼下，巴比站上舞臺拿起麥克風，和著歌聲對這個世界開始怒吼，他重復著謾罵，調笑，淫言穢語，觀眾們卻由于他的真誠所感染，巴比在臺上有種“世人笑我忒瘋癲，我笑世人看不穿”的精神感染力，他的暴躁或許是嬉笑怒罵也或許是毒針猛藥，他如實的反映著現代社會的病態和癲狂。       迷戀母親，殺死父親，巴比的行為早已被俄狄浦斯情節所解釋，在影片中，母親并非他追女人生的最后一站。由于沒有廉恥觀念，巴比每遇到一個身材如母親般肥碩的女人，便會上前出言調戲出手撫摸，這種本能驅動的行為并無掩飾，有趣的是不同女人的反應亦不相同。他遇到過唱詩班的少女，遇到過有錢富豪女，他被提琴少女的音樂救贖，被搖滾骨肉皮勾引……太多的女性在他的人生中出現。而女性或為他潔面刮胡洗澡，或給他以飯食，或“坦誠相見”，或拳腳相加，既有母性的偉大，亦有性欲肉欲的交織，同樣也有對性騷擾的反抗。女人讓男人成長，讓巴比從一個從本能而行的野獸成為有所不為的男性，而這一切都因為巴比的真命天女的出現，有趣的是她的名字恰恰就叫天使（ANGEL）。影片最為高桿的地方在于結尾。巴比站上舞臺，唱起調戲她母親的歌曲，歌聲趨至高潮，他與充氣娃娃，象征中純凈的母親，現實中的“天使”結合到了一起。搖滾樂褪去，圣歌鳴響，宗教，音樂，女性終于三位一體，自此，巴比，背負人類的原罪的孩子終于被女性“天使”所拯救。       孤獨行者，導演與演員的交錯人生。       我們難以找到兩部類同的洛夫·德·希爾的電影，他似乎可以駕馭任何題材，而他的電影風格亦是蹤跡難尋.在[超完美復仇]中，他給我們留下的是妻子對丈夫的無情復仇，在[追蹤者]中，他講述的是種族之間的激烈斗爭，在[十只獨木舟]里，他則是以土著家庭為單位探討親情，[劣酒博士]則干脆玩起了致敬科幻默片的把戲。從電影看來他似乎對宗教，種族，婚姻都頗有微詞，看得更細一些，便有一些感覺到他拍攝電影的語言與講述故事的方法。在拍攝[追蹤者]的訪談時，他曾經形容，想要創造出一種與世隔絕的小社會與小環境，而他的大多數電影也正是如此做的，在巴比的房間中，在科學家的廠房里，在小酒館的舞臺上，他縮小了觀眾視野所限的空間，通過“縮小”他也同樣放大了某些東西，而這就是他的特質，他1951年出生于荷蘭。童年時光在印度尼西亞度過，直到八歲才舉家遷到澳洲，漂泊不定的生活并未給予他一個澳洲白人的生活觀念，他并未被限定在土地，宗教，人種等觀念中，漂泊的生活給予了他一種超然審視的眼光，在無法迅速融入一個環境的時候，這種超然的眼光為他自己造就了一個孤獨的世界。       洛夫·德·希爾的超然眼光同樣也發掘了一個偉大的表演天才，尼古拉斯·霍普。導演在一部19分鐘的自述式的短劇[Confessor Caressor]中發現了他杰出的表演能力，他扮演了一個在攝像機前告解的殺人強奸犯，固然本片有向[人咬狗]等偽紀錄片致敬的情節在內，但這段短劇已將他杰出的才氣與把握表演氣氛的能力展露無疑。尼古拉斯·霍普在[巴比]中的表演尤其突出，霍普的表演善于把握人物心理的微小活動與表情的細節，在巴比的靈智尚未開化的時候，他的眼神是呆滯單調的，而情感的宣泄也較為僵硬與虛弱。而隨著巴比來到外面的世界，霍普將這種情緒漸進式的展露完美地表現了出來。隨著閱歷的增長與情感的愈加豐富，巴比的表情，眼神，都更加的豐富與完整，可以說，是尼古拉斯不僅賦予了角色以生命，還給角色賦予了生命的周期。自這部開啟了他演藝生涯的片子開始，尼古拉斯·霍普便開始活躍于澳洲美國的電視與電影界。似乎是為了證明自己的正確，導演也將尼古拉斯·霍普的訪談以及她曾經演出過的短片放入了DVD 花絮中。同樣值得注意的還有本片拍攝的一些細節。       本片成本僅為75萬美元，卻動用了創紀錄的32位電影攝像師，令人驚訝的是，洛夫能夠將這些不同攝像師拍下的膠片素材組合起來，取舍之，刪減之，最終得到的作品是一個完整的，有機的，幾無破綻的整體，諸多的素材都給人以仿佛從人眼視角觀看的感覺。除此之外，他還動用了較為先進的聲音錄制技術，在影片開始壓抑的低頻嗡嗡聲，巴比發聲時喉部的顫抖，這些都被錄音設備真實的記錄了下來，觀者在感受這些莫名其妙的雜音的同時卻也有一種別樣的真實感。他熱愛的音樂不僅在電影中如實的反饋出來，且錦上添花一般的為表演與影片增色。更難得的是，這部電影的劇本幾乎在十年前就已經完成，經過十年的淬煉，終于使得[巴比]一鳴驚人。                    滾石樂隊曾經在1965年唱出了那句著名的“I can't get no satisfaction”，時至如今，在都市叢林與鋼鐵怪物中生存的人類似乎越來越向無盡的物欲傾斜，一如歌聲所唱。曾幾何時，人類也如舞臺上的巴比，如癡如狂的索取著，或者如angel的父母，不眠不休的咒罵著。人們為了宗教與主義，對異見者橫加迫害,殺死對方，也殺死了自己。       時至如今，人們為何仍然無法得到滿足？       洛夫·德·希爾早在93年就給了我們答案-------影片的結尾，在都市叢林的一角綠色中，安吉爾相夫教子，巴比與孩童追逐嬉鬧。面朝人海，春暖花開。原載于《看電影》                                BY jabberw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