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可以無視一個藝術家，一個藝術家不能無視時代。              ——陳丹青感覺最近兩年，賈樟柯在內地的名望是越來越高了。原來喜歡賈樟柯的作品的人基本上都是“非主流人士”，現在賈樟柯基本上能通吃“主流人士”和“非主流人士”了。昨天和朋友去西單，在西單圖書大廈外看到好多保安和圍觀的人，一看那架勢就知道肯定是有人正在簽名售書。朋友對我說是賈樟柯在簽名售書，我趕忙隔著玻璃張望一番，結果只看到黑壓壓一群人。后來我在著急要走的朋友的催促下，不得不走了，就這樣錯過了看到真人版賈樟柯的一個機會，現在想起來還感到有一點點遺憾。上周五晚上，去看了賈樟柯的第三部可以在內地公映的片子《二十四城記》，結果在黑暗的電影院里，某些情節和配樂讓我流了一臉貓淚——本來我都有點不好意思說這事兒了，還好今天在豆瓣上的《二十四城記》頁面上看到有人說“背后的小姑娘哭聲很大”，還有人說“我看前大半段一直在哭”，我的心里平衡了。巴西導演瓦爾特?薩列斯說：“今天，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經歷如此快速而猛烈的變化，更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像賈樟柯這么深刻地反映出這種變化。”回想一下，在內地所有電影導演中，在過去的十幾年堅持拍攝關于當下的中國的電影并且還能保證較高的藝術水準的，除了賈樟柯之外，似乎還真的就沒有第二個代表性人物了。關于《二十四城記》，賈樟柯曾說過這樣一段話：“越老的工人越在維護這個體制，絕不是他對這個體制沒有反省，沒有批判，而是他很難背叛他過去青春的選擇。”其實賈樟柯本人又何嘗不是“很難背叛他過去青春的選擇”，因為就像他談起自己為什么會在二十幾歲的時候決定去拍攝《小武》時所說的那樣：“我在拍《小武》之前，看了無數的中國電影。我有非常不滿足的地方。從這些影像里面，我們看不到當下中國人的生活狀態，也看不到當下中國社會的狀態，幾乎所有的人都回避這個問題。我想十年以后，一百年以后，當人們再看中國電影的時候，他們看不到這個時代真實的面貌。影像在九十年代的缺失是令人非常焦灼的。九十年代中國的經濟、社會和文化都處于一個強烈的轉型期，時代進入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混亂、焦灼、浮躁的氛圍里，每個人都在這個氛圍里承受了很多東西。這種時代的變數，是一種兵荒馬亂的感覺。我從普通的感情出發，希望能拍這樣的東西。”由此可見，拍攝關于當下的中國的電影就是賈樟柯的“青春的選擇”。轉眼十多年過去了，從他最新的這部作品《二十四城記》可以看出來，他依舊在堅持自己的“青春的選擇”。現在的賈樟柯已經功成名就、名利雙收，記得在一次接受采訪的時候，他大概說過他是內地最賺錢的電影導演之一。雖然錢賺得越來越多了，但在創作方面，賈樟柯依舊希望自己是一個純潔的人，他說“堅持獨立性，絕不邊緣化”是他做事的原則，并說他不會跟財富作對，因為他需要財富。看來興趣和功利的交點還真就是“吉穴”，說到這兒我不禁想起很多中國的“藝術青年”似乎都有這樣一種想法，那就是先努力賺錢，然后再去搞他們“最心愛的藝術”。因為在他們看來，如果他們想把自己的父母氣瘋，但又沒有勇氣去搞同性戀，他們還有搞藝術這樣一條路可走。言外之意就是，搞藝術是賺不到錢的。甚至他們還會認為總是談錢是會損害他們的“藝術氣質”的，看來“藝術氣質”還真就是折磨藝術業余愛好者的一種病。說回正題，最后還是要感謝一下賈樟柯，感謝他拍出了這樣一部打破了真實與虛構的界限的“偽紀錄片”，這是一次迷人的嘗試，通過這部“偽紀錄片”，一些很普通的當下的中國人的生活狀態被永久地保存了下來，這也使得他們，或者干脆就說我們吧（因為我們以及我們的長輩也曾有過類似的歡樂和痛楚），在十年或幾十年后重溫這部“偽紀錄片”的時候，也可以像德國藝術家安塞姆?基弗那樣很平靜地說出這句話：我不是懷舊，我是要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