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說我讓無辜的人流血，但是血，如果不流還能用來做什么？”

作者：Enlightening 首發：陀螺電影 當恐怖片影迷們看到糖果、蜜蜂和彎鉤時，沒有人不會想起1992年上映的那部恐怖片影史上的經典——《糖果人》，這部改編自英國恐怖大師克萊夫·巴克的短篇小說《The Forbidden》、由伯納德·羅斯編劇并執導的電影被《好萊塢報道者》盛贊為“最純粹、最原始的高水準恐怖片”。橫跨整個90年代，在首部《糖果人》大獲成功之后，環球影業繼續推出了該系列的第二部和第三部，可惜口碑逐漸下滑，在導演 Bernard Rose和配樂師Philip Glass退出后，第三部《糖果人》的整體質量已遠遠不及前兩部。

90年代糖果人三部曲海報

在民權運動的熱情和活躍于六七十年代的黑人激進主義隨著里根時代的到來重新匿跡之后，黑人的種族處境并沒有得到太多實質性的改善，現實生活中的警察暴力和種族歧視事件與日俱增；在文藝界，活躍于好萊塢的黑人明星所占比例以及黑人形象的銀幕呈現仍不容樂觀，以至于我們如今在一些電影和影視劇中時常能聽到這樣的戲謔：“這是一部恐怖片。什么？你是黑人？那你死定了。” 《糖果人》拒絕這種懶惰，如果不說是那個將觸動許多人神經的詞——種族主義的話。1992年，在好萊塢還默默無名的托尼·托德飾演傳說中的糖果人：只要你對著鏡子說五遍他的名字，他就會出現并用他的彎鉤將你殺死。當人類學研究生海倫（維吉妮婭·馬德森飾）聽她的閨蜜煞有介事地告訴她這個玄乎的都市傳說時，她狐疑且不甚在意地挑了挑眉毛，這對于她來說是一個研究課題，除此以外仿佛并不和她有真正的關系。她和她的同學——一個“不那么黑的”來自中產階級的黑人研究生，一同去往傳說中糖果人殺人的社區——芝加哥卡布里尼-格林家園進行調研。

92年版《糖果人》劇照

在現實中，卡布里尼-格林家園（Cabrini–Green Homes）是芝加哥住房管理局于20世紀中葉在芝加哥北區建設的一個公共住房項目，目的在于為中低收入人群提供住宅，其最開始的居民大多為意大利移民的后裔，而1962年的統計顯示，黑人已經是卡布里尼-格林家園最主要的居民。在入住人口的峰期，住在這個由中高層公寓樓組成的社區的人數高達15000人，然而，該區域的高犯罪率和疏于管理使居民們的生活條件日益惡劣，“卡布里尼-格林”也成為諷刺美國住房問題的一個代名詞。

尚未拆除時卡布里尼-格林家園中的高層公寓樓

在1995年，也就是首部《糖果人》上映三年后，芝加哥住房管理局開始拆除卡布里尼-格林家園的部分公寓樓，2011年，最后一棟建筑被拆除。與拆除卡布里尼-格林家園的規劃相伴的是房地產投資，隨著原有居民因房屋被拆且無法支付起抬升的房價而遷出，該區域的犯罪率逐漸下降，并轉型為高檔住宅區。這當然不意味著沒有人需要為此付出代價。華萊士訴芝加哥住房管理局案（Wallace v. Chicago Housing Authority）稱，許多卡布里尼-格林家園曾經的居民被強迫在短時間內搬入貧民窟的“臨時住房”，并且在搬遷后沒有得到事先承諾的社會服務，并被剝奪了返回重建后的房屋的機會。

21年版《糖果人》劇照，男主角Anthony 行走于尚未拆除的低層建筑區

與其說是取材，時隔29年的《糖果人》的原版和續集見證并記錄了這段破碎悲傷的城市歷史。在92年原版中，攝影機跟隨著海倫的腳步展現了卡布里尼-格林家園的破敗、居民的渾噩麻木以及無處不在的恐嚇與暴力，貧窮的黑人社區和遠處光鮮亮麗的芝加哥市中心的對比有著強烈的視覺沖擊力。卡布里尼-格林家園成了這座城市的“剩余”，正如被遺忘而任由其自生自滅的底層黑人社區那樣。

92年版《糖果人》劇照，卡布里尼-格林家園門口的空地與遠處的芝加哥市中心

從95年上映的系列第二部《糖果人：腥風血雨》中我們得知，原來最開始的“糖果人”Daniel Robitaille是黑奴的后代，當長大成人并作為畫家的他與一位富有的地主女兒相愛之后，地主派人砍斷了Daniel的右手并將一只鐵鉤插入他血肉模糊的斷臂中，隨后他們在Daniel的全身涂滿蜂蜜，蜜蜂們叮咬他直至死去。 糖果人一心尋找屬于他的復仇，生活開始分崩離析的海倫發現她與糖果人的孽緣已經不可解開。因調研過程中深陷殺人事件而被丈夫送入精神病院的海倫在出院后發現丈夫已經有了新歡，絕望的她再度只身前往卡布里尼-格林家園去向糖果人索要答案，在那個多年無人問津的破敗隔間，糖果人綁架了一個黑人男嬰，并邀請被丈夫背叛的海倫與他一同復仇。海倫沒有喪失良知，她爬入社區前空地如山的廢棄堆中試圖從糖果人的手中救出嬰兒，但得知糖果人在其中的社區居民們一把火點燃了廢墟，海倫拼命地往外逃并將嬰兒遞給他的母親，嬰兒安然無恙，但全身嚴重燒傷的海倫沒能活下來。海倫的亡魂在一個夜晚拿著一把彎鉤出現在她不忠的丈夫的房間，并在死后完成了她的復仇。

92年版《糖果人》劇照

這個研究都市傳說的人類學研究生，自己成了都市傳說的一部分。在這部因疫情推遲上映整整一年的續集中，我們從女主角Brianna （泰柔娜·派麗絲飾）的男同弟弟的口中聽到了海倫故事的另一個版本：海倫是那個十惡不赦的兇手，她精神失常，是她殺死了無辜的居民，是她綁架了嬰兒，是她在義憤填膺的眾人搶過嬰兒后主動走入火堆中并被燒死。為什么在下一代從長輩口中聽到的故事里，原本是受害者的海倫替代糖果人成了臭名昭著的惡魔？直到影片的最后半小時我們才得知，原來續集的男主角Anthony （葉海亞·阿卜杜勒飾）正是海倫從火里抱出的那個嬰兒，他的母親發誓再也不提糖果人的名字，于是謊稱這一切悲劇都由海倫一手造成。

21年版《糖果人》劇照

命運在此形成了回環：畫家Anthony 和作為策展人的妻子Brianna 早已躋身上流社會：他們居住在寬敞明亮的復式公寓中，出席于社會名流和藝術批評家們談笑風生的各類藝術展，階層的上升使他們的黑人身份已經不再是他們的桎梏——至少他們是這樣以為的，但是《糖果人》的續集所要傳達的信息之一，便是沒有人能夠逃離其自身、家庭乃至種族的歷史——尤其對于非裔美國人來說。 在杰出的妻子和苛刻的批評家的陰影下，Anthony 試圖利用糖果人的都市傳說來創作新的藝術作品，在他的作品《說出他的名字》（Say His Name）所展出的藝術館真的發生命案之后，當Anthony 離成功越來越近，他也發現自己和糖果人的命運日益交疊。當他拜訪一位曾對其冷嘲熱諷的批評家時，他驚恐地發現鏡子中的自己竟就是糖果人，他倉皇地逃出批評家的公寓時，我們看到整部影片最讓人難忘的驚悚段落之一——隨著鏡頭越拉越遠，批評家的脖子被看不見的糖果人扼住，并在公寓的窗前留下一道血痕。

21年版《糖果人》劇照，男主角Anthony發現鏡中的自己是糖果人

在喬丹·皮爾的前作《我們》里那些深不見底的地下通道和標志性的紅色制服中，我們看到高超的藝術造詣，《糖果人》同樣是美學和視聽語言的勝利。在21年版的續集中，《糖果人》對鏡面意象的運用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從影片的開始，鏡面便作為糖果人現身的預兆，1977年，尚且是小男孩的William（科爾曼·多明戈飾）從鏡子中看到假扮成糖果人的Sherman后尖叫，聞聲而來的警察不由分地活活打死了只想給孩子糖果的Sherman。 除了借取希區柯克的教益，即將其作為精神分裂的象征，鏡子在《糖果人》還是時代癥候的載體，并成為黑人主角們懷疑、解構、重建各自的身份認同的空間：Anthony 在從母親口中得知自己是那個幸存于大火的嬰兒，沒有達到其目的的糖果人注定不會輕易放過他；失去丈夫并被警察威脅的Brianna 對著后視鏡說了五遍糖果人的名字，后者出現并殺死了所有“無辜”的警察，并讓她把這件事“告訴所有人”。以宿命式的悲痛和最深沉的憤怒，21年版的《糖果人》拷問著此時此刻的美國社會，當因種族主義導致的警察暴力依然暢行無阻，黑人的種族和社群意識已然在階層流動和日益強化的文化區隔中被消解。身處底層的黑人們的出路在哪里？有誰——包括躋身上流的黑人——關心過他們的生活？

因喬治·弗洛伊德之死席卷美國的“黑命攸關”（Black Lives Matter）運動

享譽世界的配樂師Philip Glass為92年的原版《糖果人》創作了歌劇式的配樂，作為其多次出現的主旋律《八音盒》（Music Box）在許多電影和影視劇（如《美國恐怖故事》）中被借用，在21年新版的《糖果人》中，這首配樂的再混音版共出現了兩次，分別是第十分鐘左右和全面結束之后，伴隨著的是兩段敘事性的皮影戲，三十年后，八音盒的殘酷童話沒有如釋重負般地變得歡快，反而愈顯沉重悲愴。 影片結束后長達四分鐘的皮影戲，寫意地將糖果人的傳說、美國黑人遭遇私刑的歷史和警察暴力的現實貫通起來。除了復述了最初的糖果人亡魂Daniel、假扮成糖果人并死于警察之手的Sherman和發現鏡子中的自己就是糖果人的Anthony 最終被警察槍殺之外，還有在1944年被用電椅處死的14歲黑人小男孩喬治·史丁尼（George Stinney）的故事，他因涉嫌殺害兩名白人女孩而被捕，該案的爭議除了他被處決時的年齡，整起案件的程序和死刑罪責都受到質疑，2014年12月，南卡羅萊納州法官宣布撤銷喬治·史丁尼的罪名。喬治·史丁尼究竟有沒有犯下謀殺已經不可考證，但能夠被確定的是彼時美國肆無忌憚的種族主義和私刑踐踏了案件的程序正義和喬治·史丁尼及其家人的權利和尊嚴。在皮影戲的最后，所有死于白人至上主義暴力的亡靈都復活，他們的手上帶著彎鉤，在生前死后都將他們囚禁的牢房中，他們站起來，仿佛要事先張揚自己的復仇。

21年版《糖果人》片尾皮影戲

“把我的故事告訴所有人”，90年代的《糖果人》和如今這部續集的宏旨正在于復仇。當晚近的斯派克·李逐漸猶疑、其立場愈顯曖昧之際，作為制片人和編劇之一的喬丹·皮爾同新人導演尼婭·達科斯塔一同將失落已久的黑人激進主義重新帶回好萊塢和黑命攸關時代的美國。我們在現實和電影中看到的是同樣的事實，正如豆瓣短評區的一條評論所寫的那樣：“喊五遍糖果人，一個黑人來殺人；打一遍911，一群白人來殺人。”在去年的采訪中，尼婭·達科斯塔說：

“《糖果人》全部的靈感來源就是私刑，正是邪惡的私刑把糖果人這個惡魔帶到我們身邊，這是非常標準的恐怖片敘事方式。但是當你要談論私刑時，你不能僅僅說‘這只是恐怖片的橋段而已’然后就置身事外；對于我的創作來說，非常重要的一點是，我需要謹慎地平衡人性、現實生活和恐怖類型片之間的關系。”

21年版《糖果人》導演尼婭·達科斯塔

是的，這一切都讓這兩部時隔三十年的作品顯得那么沉重，甚至仿佛對觀眾太過苛求，但如果你要問我對新版《糖果人》的直觀感受，那我只能用震撼和目瞪口呆來形容。幾乎不需要質疑，它將是新世紀以來最杰出最重要的恐怖電影之一，也是喬丹·皮爾的新巔峰——盡管我們肯定這位憑借首部長片便一舉奪得奧斯卡最佳原創劇本的天才導演注定將在未來貢獻更多有影響力的作品。 就如真正理解它需要時間那樣，時間最終會證明《糖果人》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