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導演羅德里戈·索羅戈延的新作《那些野獸》，是一部充滿力量、令人不安的電影。雖然節奏稍顯緩慢，卻充滿驚心動魄的懸疑氛圍和余味悠長的人性張力。 在前不久剛剛閉幕的海南島國際電影節上，《那些野獸》斬獲金椰獎最佳編劇。此外，它還在去年的東京國際電影節上贏得最佳影片、最佳導演和最佳男演員三個最具分量的獎項，并橫掃戈雅獎16項提名。

2022《那些野獸》

很多人將其看作一個血色鄉村的懸疑故事，一則關于“窮山惡水出刁民”的人性寓言。類似看法大抵不差，卻也失之簡單。打開這部電影的鑰匙藏在它的片名中，讓我們先試著回答一個這樣的問題：誰是“野獸”？ 是影片中冥頑不靈、愚昧守舊的村民么？還是干脆就指殘忍殺害主角安東尼的惡鄰兄弟？

不，“野獸”泛指人類。 想要了解“As Bestas”（作為野獸），我們先要熟悉片頭為我們展現的“Rapa das Bestas”（野獸的剃須）這一對中國觀眾來說并不熟悉的場景：它是一種在故事的發生地加利西亞流行的馴獸儀式。由牧民給成年的野馬剃掉鬃毛，這種歷史悠久的活動已成為當地的流行文化。

現實生活中的“Rapa das Bestas”

我們看到：當贊恩和洛倫兩兄弟最終獸性大發，勒死安東尼的時候，他們的肢體動作與在“Rapa das Bestas”上撂倒一匹馬別無二致。這正如片頭含蓄點出的那樣：“為了自由地生活，阿洛伊塔多爾人用他們自己的身體，來固定那些野獸，裁分標定他們。”——你說兄弟倆“禽獸不如”，可此時此刻，為了“自由生活”的他們是把安東尼當作侵入家園、無法“馴化”的野獸。 這哪是同村村民的自相殘殺，分明是野蠻與文明的殊死相搏。

鏡頭對比：馴服馬匹與教導異鄉人“做人”

文明的沖突 安東尼固然是受害者，但他并不是純粹“無辜”的那一方，他也是“闖入者”和損害他人利益者；反之，贊恩和洛倫兩兄弟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他們也有“無辜”的一面。 善惡的界限并不那么涇渭分明。正如羅德里戈所說：“我們試圖創造既非黑也非白的人物和沖突。” 認為影片只批判“窮山惡水出刁民”有失公允在于：《那些野獸》中的兄弟倆絕非單純的反派。他們與《稻草狗》中的鄉野惡棍、《狗鎮》上的小鎮居民、《伊甸湖》的作惡少年和《獵兇風河谷》受困于冰天雪地的鉆井工人有很大不同。

1971《稻草狗》

2003《狗鎮》

2008《伊甸湖》

2017《獵兇風河谷》

以上四部影片的背景，均是“窮山惡水出刁民” 我們不妨展開細說： 安東尼是個充滿理想主義氣息的知識分子型人物，正如他在來到加利西亞之前，已經輾轉漂泊過無數地方，直到他酩酊大醉后的一次“命中邂逅”，才最終擇定這塊所謂風水寶地，作為頤養天年之所——聽著，其實就很不靠譜。

而這么不靠譜的“文青夢”，能夠說實現就可以實現，其中主要有兩個原因：妻子的無條件支持和不差錢。從當地警察口中我們得以了解到安東尼是退休教師，熱愛旅行、崇尚自由。這樣的人，自是從不會為生計發愁。

可問題是：他所看中的田野風光，并非如他想象中的田園牧歌那般美好。這是一個被遺棄的村莊，生活著一群窮困潦倒、生活無望的人——安東尼不是沒有看到這點。 但他抱持著一種“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救世主心態，自以為能改變這一切。這就與鼠目寸光、貪圖小利的村民——尤其是贊恩和洛倫兩兄弟發生了嚴重沖突。

兄弟倆本指著靠風力發電廠的補償款一改窘迫的生活。而安東尼卻以商人都唯利是圖甚至“不夠環保”為由拒絕簽字，導致談判陷入僵局之中。而這兩點，都是目不識丁的大老粗所無法理解的：開發商如何“拿大頭、給骨頭”我聽不懂，我只知道到手的錢被你攪和了；至于什么“不環保”、“土地科學”聽著更像“法國人”憑自己的“高智商”強加于我們的侮辱。

安東尼自始至終都沒反省到：他一廂情愿的好心，在底層看來是源于知識分子的傲慢——我們就想掙個快錢、得過且過，你為什么一定要提出那個不切實際的打造旅游圣地的“大計”強迫我們遵從？在你眼里，進城開出租都“不叫正事兒”，你一個外來者憑什么對我們居住了幾個世代的原住民生活指手畫腳？

安東尼對這片土地的感情被土地的“主人”贊恩視為挑釁

就像影片中的多米諾骨牌，一連串愈發升級的沖突后（洛倫開車戲耍安東尼，兄弟倆放空酒瓶、朝座椅撒尿，水井投毒，吐痰，砸車燈，半夜堵截），影片終于迎來一場分量極重、贊恩與安東尼互陳心跡的對話戲。 但這場溝通仍遭遇了雞同鴨講的失敗。原因在于：安東尼依舊沒能設身處地站在對方角度思考，他不停追問贊恩“拿了錢后你要做什么？”——在他眼里，對方就是個不思進取的文盲。他滿腦子的生活目標，單單忽略了生存。

兄弟倆的苦難，在安東尼看來完全是咎由自取。可他沒有想過的是，這樣的窮鄉僻壤是注定無法教育出同他一樣具有普世眼光的文化精英的。 贊恩根深蒂固的“小農意識”讓他無法接收和消化安東尼提供的超額信息。安東尼責備贊恩“你只聽你想聽的。”可他自己難道不是一味說他自己想說的嗎？就像他反復向贊恩解釋商人之所以來此開發的剝削心態——但贊恩只以為是在對他咆哮。

以上所談并不是為兄弟倆的暴行開脫，他們的愚昧顢頇、因循守舊、自私自利大伙都看在眼里，無需過多地分析。我想提醒的是：在暴力的升級過程中，安東尼不是沒有責任的。他被洛倫戲耍后怒罵對方“傻X”，這也是種語言傷害。 因為在之后的情節當中，我們了解到：洛倫還真的是個腦子缺根筋的“傻X”，只因為小時候在“Rapa das Bestas”中曾經從馬背上摔下來。對這樣一個連妓女都嫌棄的角色，安東尼從未報以同情，而只有鄙夷。

洛倫的戲耍更像是兒童的惡作劇，但安東尼對其充滿敵意

再說安東尼被贊恩吐口水那次，完全是因為藏在兜里的攝像機暴露的緣故。攝像機的設定其實很有意思：它出自安東尼保留罪證、以備不時之需的心理，也果然在最后成為破案的關鍵。 但與此同時：與兄弟倆單刀直入、慣于“面對面”解決問題的方式相比，攝像機又是一種文化人掌握的間接性“武器”。安東尼曾幾次三番想靠它尋求警察（暴力機關）的幫助。而且，手持攝像機同樣是種“侵入”、是對他人生活的進擊和冒犯，而安東尼向來是這樣一個主動出擊的人。

手持“文明”產物的安東尼與赤裸身體的贊恩

就像他與女兒視頻聊天時談到要見女兒的朋友、強拉老婆尋找可以棲身的世外桃源、雖身陷險境卻堅定不愿離開，想憑自己的一己之力扭轉落后鄉村的整個面貌......這種每每主動介入的姿態與贊恩兄弟凡事逆來順受、聽天由命形成鮮明對比。 理想型知識分子自有其天真和軟弱：安東尼的天真在于，不相信這對兄弟會向自己動手，因為他們還“不夠勇氣”——但他自己的勇氣其實同樣不夠。 他對這兩兄弟一直是忽硬忽軟、唯唯諾諾。在徹底攤牌與主動求和間搖擺。他會低三下四地向對方請求說：“請讓我和我老婆通過”，也會主動請他們喝酒嘗試打開彼此的心結。“弱智”的洛倫曾一語道破：“你一點都不強大”。

既然文明的力量沒有那么強大，此消彼長，當然是野蠻得以占據上風。理性的示弱和退縮，最能激起野獸嗜血的欲望。于是獸行就在兩種人、兩種文化的沖突中生根發芽、滋生壯大。由此可見，影片《那些野獸》中所涵蓋的，既是鄰里沖突、城鄉沖突，更是國家沖突、文明的沖突。 往小了說，這就像是白左與紅脖子的話不投機半句多；而如果往大了說，人類歷史上所謂文明的征服同樣也是如此：不管是先進文明征服落后文明、商業文明侵占農耕文明，眼下正在熱映的電影《阿凡達2》不也是這樣一個故事嗎？

“開門，送文明。”——“不開？那就拿大炮把門轟開。” 但野蠻落后的瑪雅人、印第安人、納維人......又是否同意呢？ 羅德里戈說：“我們生活在一個不聽他人意見的世界。人們本來需要大量的思考和對話，但這種情況已然越來越少，因為狂熱主義盛行，其他人的論點被忽視。”

所以，當三人摸爬滾打于枯黃的落葉中，不單純是兩只“獸”扼殺一個“人”的慘劇。而是一個文化“入侵——反入侵”、文明“征服——反征服”的社會寓言。置身荒野，卸去偽裝，其實大家都是野“獸”，就連先前軟弱無能的“文明”手里也是有武器的。 難道這幾千年來，我們就是這樣以文明為名、暴力為實地互相傷害、殺來殺去嗎？影片《那些野獸》給出另一條道路，代表它的是安東尼的妻子奧爾加。 女性的抉擇 起這個小標題，倒并不是意味著接下來的分析要往當下流行的女性主義上套。但起碼我們能夠看到：引發沖突的是男人，而平息事態、了結恩怨的，是女性。

奧爾加一直不同意安東尼的拍攝行為

有人覺得以安東尼的死亡為標志，影片的前三分之二與影片的后三分之一有些割裂，之前以安東尼為主角、之后換成了奧爾加的復仇故事，也是不對的。核心人物一直是奧爾加，而她留守農場的經歷明顯與之前的故事存在互文關系。 這首先體現在一組“拖慢節奏”的空鏡頭上：之前出現的安東尼獨自一人做賬、存錢的畫面換成了奧爾加，還有夫妻倆在集市賣菜的鏡頭也變成了一個人，另外朋友曾向安東尼提出購買綿羊的建議，此時也成為了現實。

鏡頭上前后的精確對比

所有這一切表明：奧爾加已經全權繼承了丈夫的遺志，獨自過起他先前的生活。 或許這令很多觀眾感到迷惑不解：明明遭遇了如此巨大的侮辱與創痛，她干嘛不逃呢？主動留下任憑悲傷的回憶襲擾，這與她先前在丈夫還在世時就想離開的想法相矛盾啊！

奧爾加完成了從“想走”到“不走”的轉變

這么想就錯了。估計不少人在那場母女吵架戲中，所代入的是女兒的角色：認為母親留下處境危險且徒勞無功，應盡早遠離這塊傷心之地，“開始新的生活。”

其實，這場吵架戲與安東尼和贊恩的“交心戲”一樣重要，是對后者的一個補充。表面上看，不管女兒還是安東尼，似乎是是占理的一方，“執迷不悟”的是母親和贊恩。可導演通過兩場戲的對比試圖啟發觀眾：真實情況并非如此。

我從未告訴你該如何生活，更沒用這種方式把你養大。——這句至關重要的臺詞，顯現出母親的人生態度。這是一種對他人和世界“聽之任之、來之安之”的包容與豁達。與女兒和安東尼都咄咄逼人地以自己的想法強加于人形成鮮明對照。

女兒與父親質問他人的思路一致

當我們聽到女兒對母親的詰問：“你有什么計劃嗎？”“你不覺得發生的一切不公正嗎？”——這正好與安東尼追問贊恩“你想要做什么”、發電廠在這里建址對我們“不公平”的思路如出一轍。 另有一處細節，我們能看到類似改變他人的想法能強烈到何種地步：導演設計了兩次夫妻共抽一根煙的鏡頭，來表現他們的恩愛。可當安東尼在視頻中看到女兒在抽煙時，卻立即讓她掐掉。典型的：對人馬列主義、對己自由主義。

關于抽煙的細節

女兒與安東尼都是好心，講的也都很有道理，但這“道理”終究是以己度人的、是出于理性選擇上的居高臨下，而并非建立在尊重的平等的基礎上。正像母親反駁女兒時說的那樣：“我在你的廚房里侮辱過你嗎？”

女兒當初與人私奔、未婚生子，氣得安東尼暴跳如雷，想要狠狠打那男人一頓（注意：又是以父親角色試圖強行介入女兒的生活）。但母親卻選擇不介入、尊重女兒的選擇和感情——畢竟這是女兒的生活，不是她的。 但女兒在勸母親離開時偏偏忘了非理性（感情）因素：母親選擇和父親來到這個蠻荒之地辛苦謀生并擔驚受怕，并不是因為母親缺乏主見，習慣于任人擺布，而只是出于純粹的——愛。成全別人、犧牲自己的愛。而這恰恰是安東尼與女兒、或贊恩洛倫倆兄弟都缺乏的。

女兒對母親說：“每次我來，都不覺得有更進一步的理解，我跟別人講，可沒有人明白”，這像極了父親想要在此打造度假村卻不被外界所理解、跟人反復解釋風力發動機會造成生態災難卻終究解釋不通一樣。 問題究竟何在呢？母親的那句“也許只有生活在這里的人才能理解吧”一語道破天機——承認不同、尊重不同，讓每個人都能是其所是，了解到每種文化因受歷史、風俗、環境、習慣的制約，這不是輕易可以改變的。

無法溝通源自立場不同與認知差異

扭轉他人、改變環境終究是一種“執”。而這種執拗與村民追逐金錢利益的執拗并無本質不同。 促成女兒回心轉意、認清現實的關鍵是與母親一道經歷的買羊風波。她發現一貫柔順的母親面對狡猾的商販據理力爭。面對洛倫的搭訕，女兒顯得驚惶失措、不知應對。 她和父親同樣顯得怯懦，平日見到兄弟倆的第一反應都是扭頭便跑。此刻反而是母親不卑不亢、斬釘截鐵地發出警告：不許看向她、不許跟她說話。

畫面揭示來自“文明”的女兒與父親的相似性：都喜歡注視“蠻荒”

從車窗望向外面的那一刻，女兒看到了母親孤獨的勇毅——此時此刻，更勝“見識過人”的自己和父親。 就像拿起攝像機卻讓對方看到是一種于事無補的“挑釁”，奧爾加會第一時間制止安東尼。可當改變一切的機會真正降臨，她卻敢挺身而出。就像結尾，她毫無懼色地走到兄弟面前并當著他們母親的面說：“你的兩個兒子會進監獄。”

奧爾加相信的是法律和秩序。所以她不會像丈夫或女兒一樣嫌棄警察尸位素餐、辦案無能。法律是講證據的，哪怕認真地錄下子虛烏有的“口頭威脅”，也只能進一步激化矛盾，無益于問題的解決。必須信仰法律，哪怕它的效率再低。而懷揣虛無縹緲的大同理想、強力推行所謂的“人生大計”，恰恰會激活以暴制暴、你死我活的同態復仇與叢林法則。

女兒與父親都喜歡與警察爭吵

奧爾加很容易讓人想到“科恩嫂”弗蘭西斯·麥克多蒙德在《三塊廣告牌》中飾演的母親。她們都沉浸于不可自拔的悲傷，以自己的方式勇敢地對抗著突如其來的噩耗，苦苦尋覓那被埋葬的真相和心中的正義。

2017《三塊廣告牌》

兄弟倆的母親一角也很有意思，雖然出場較少，但也像奧爾加那樣對環境和人群選擇了置身事外地“不介入”。她總是在鏡頭的遠景中出現，默默地觀察一切，唯一一次發脾氣是當安東尼作為侵入者闖入她家。

老太太對兒子們殺人一事矢口否認，也是因為對兩個兒子“無條件”的愛和信任——這恰如奧爾加對安東尼的愛。奧爾加說：“你會孤獨終老，和我一樣。我就住在這兒，如果你需要什么就跟我說。”

這番感人的告白再次指向：制造麻煩和“野獸”的總是想要改變世界的男人，而承受代價并修復人與人裂痕的是女性。 在這個因男人們之間缺乏理解、溝通無效釀成悲劇的殘酷的故事中，涌動著一股驚心動魄又溫潤人心的暖流——那就是愛。那是夫妻之愛，母女之愛，甚至母子之愛。

影片數次刻畫安東尼與奧爾加的恩愛細節

愛是能戰勝恐懼、威脅、分歧乃至戰爭的真正的“理想主義”。

羅德里戈留給我們的答案或許難以置信且無濟于“世”，但愛是化解人類潛藏在內心的獸性、對抗“那些野獸”的唯一力量。而這種愛，與任何宏大無關，必定是很私人的。就像影片中母親對女兒所說的那句話——“我希望你有一天能找到愛，而不再那么痛苦。”

作者| 紀揚；公號| 看電影看到死 編輯| 騎屋頂少年；轉載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