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時旸） 中國觀眾看到這部《女教師》的時候，總會產生一種奇妙的感受，一點親切和熟稔的回憶，攪拌著揮之不去、難以名狀的悲涼。某種程度上說，我們不是在觀看這部電影，而是在凝視某個自己都曾歷過的片段。我們觀看他們，我們想起自己。 《女教師》有著獨特的風格，怪異又幽默，而輕巧又松弛的表達背后都是不堪言說的沉重主題。有關無處逃脫的壓抑，彌散性的惡，當全部私人生活都被權力掌握之后，權力的傲慢和個人層面的弱小與無助。這一切全都被濃縮在一間教室，幾個家庭，一場投票之中。它見微知著，讓人窺一斑而知全豹。 這是1983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女教師達瑪麗來到這所小學任教，點名的時候，要求同學們報告自己父母的職業。這個絕妙又輕盈的開場，只有經歷過這一切的人們才會瞬間洞悉這個行為背后的目的。這是毫不掩飾的“索賄”的前戲，一種見怪不怪，稀松平常的微小腐敗。老師達瑪麗的表情和舉止都被演繹得極其精確，表演性的一身正氣，面容糅雜著嚴肅和親切，仿佛她讓孩子們所做的這一切都理所應當。很快，家長們都按照特長和分工為己所用，有人為自己跑腿，有人幫助修理電器，有人為自己多買一點棒骨，她假模假式地請求，裝腔作勢地感謝，然后，默默地記下那些拒絕為自己服務的父母的名字，最后，把一切清算到他們的孩子頭上。讓那些學生的成績一落千丈，全方位羞辱他們的自尊，以一種決絕的語氣宣判他們晦暗的未來。 顯然，《女教師》并不只是想去單獨呈現某個個體素養的低下，它不動聲色地描摹出了激發和加劇人性之惡分泌的大環境。整體上的匱乏以及生存境遇的逼仄，讓權力變得囂張，這個小小的學校環境已經足以象征出更廣闊的一切，人們無法撼動的時候，只能選擇匍匐。 這故事有趣的一點在于，老師讓家長去做的一切都是“小事”，你用力反抗覺得不值，不去反抗又心有不甘的那一種，相較于具體的“事情”，更讓人難受的其實是對于尊嚴的剝奪。她看似示弱，實則頤指氣使。 一邊，家長們教育孩子要誠實，公平，守信——那是一種普遍人性中達成共識的，人類道德本能中的準則，但是，與此相對，在這個小小的現實環境中，一切都背離了那些宣教，行賄者，服從者獲取利益；清白的，反抗者被貶損人格。在懵懂的、純粹的的孩子眼前，這分裂的景象，讓尊嚴尚存的家長們心懷愧疚。那些成年人混跡于污濁，姑且認命也就罷了，但眼看著自己的孩子仍然無法逃脫于這樣的宿命染缸，那無意于目睹一場精神意義上的絞殺。 從一開場，《女教師》就一次次轉場于家長們的那場投票罷免老師的聚會和日常的課堂之間。家長會的戲，其實是故事的高潮，但由于它被一次次剪裁，切斷，回溯和銜接，高潮也被有意識地延后和遲滯。成年人坐在孩子們的座位上，成為了一次精神意義上的影像重疊，那些孩子，如果在這樣的環境中一直走下去，終將成為這群父母的樣子，有的人西裝革履，但道德淪喪，貪婪無恥，他們認可那一套潛規則，服從，執行，加固，融入其中；而另一群人，貧窮，固執，懦弱，對于一切不公更加毫無辦法。對于要不要罷免老師，家長們分成了兩個陣營，有人認為自己是既得利益者，而有些人認為自己是被剝奪者，但從總體上看，他們所有人都是這個體系的受害者？可是，誰又能大聲地說，自己從沒有參與并且縱容了這個體系呢？ 人們默默走回來在聯署信上簽下名字的時候，是最令人動容的一幕，即便所有人曾經都屈從于恐懼，但最終仍然選擇了反抗。導演并不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也并不愿意給人們一個暢快的完美結局，他讓在此地潰敗的老師換了一個地方重新操持起熟悉的一切。當然，體系本身不被改變，具體的依附其上的個人怎么會有所改觀。毒素是彌散性的，長久又深入。但是無論恐懼，壓抑，威脅和絕望有多么深重，人心中對于純良，正義和公平的追求從不曾缺席，它或許會被壓制，或許無從表達，或許也被稀釋，但它永遠都不會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