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作家蘇珊·桑塔格說過，“疾病是一種隱喻”，隨著社會的變遷與發展，疾病往往隱喻著各類歧視現象、道德批判和政治壓迫。關于疾病題材的國產影片似乎不太容易看到，多年前顧長衛導演的一部《最愛》經歷過大幅度刪減才能與觀眾見面，算是不幸中的萬幸。今年有一部青年導演拍攝的《花這樣紅》低調亮相，先后入圍了鹿特丹電影節和FIRST青年電影展，在兩個影展上均有獲獎，證明了新一代導演在詮釋這個題材上擁有豐富的潛力。這是來自導演周洲的第二部作品，和他的處女作《美麗》一樣，再度聯手妻子及演員池韻，給觀眾奉上一部講述癲癇癥患者的人生故事。 這個題材相當獨到，之前較少在國產片中正面展示。影片講述一個患有癲癇癥的女孩，她獨自生活在親戚的別墅里，遇上影城男同事的追求，同時懷抱著對舞蹈的夢想，然而，殘酷的現實很快就撕破了美好的假象……盡管在題材上占有優勢，但這部作品不像是常見的人生勵志故事，戲劇化情節處理得波瀾不驚，看起來比較單薄和私人化。這個題材本來較容易處理成尖銳的現實反思作品，不過導演始終將視角限制在女主角身上，導致作品的社會性無法全面鋪開，只能讓觀眾看到主人公掙扎于愛情、親情和夢想里的艱辛。

然而，她深陷困境卻并非完全來自身上的疾病，她的思想價值觀和愛情態度也不可忽視。于是，情節中出現一些難以理解的行為邏輯，比如在爺爺的墓地里將自己作為合葬人，婚后堅決不要小孩，還有對舞蹈一往情深的熱愛，這些似乎都欠缺深入的挖掘。導演努力刻畫出一位身患疾病的女性，沒有父母的關愛，也沒有愛情的眷顧，夢想也瀕臨破滅，僅依靠獨立自主的個性面對殘酷的現實，不過角色身上的女性意識與其對抗疾病這兩者結合得并不充分，也就難以激發出發人深省的時刻。 女主角池韻獻出真實揪心的演繹，具有強烈的感染力，盡管這些發作的場景有“剝削”的嫌疑。攝影、剪輯和節奏感都很有歐洲藝術片的風范，手持攝影跟拍的手法顯然借鑒了比利時電影大師達內兄弟，特別是戛然而止的結尾，也許這些都是獲得影評人青睞的原因。這使得影片看起來比普通的勵志題材更有生活質感，卻掩蓋不了新導演常暴露出的無病呻吟之感，感覺有點浪費了這個好題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