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看客，我或者包括你必須自問——是否足夠了解一個阿拉伯男人的精神世界？而這個“足夠”其實是我跟《必要的殺戮》之間恰當的距離，否則我不會激賞這個電影，即便看過依舊是失之交臂。《必要的殺戮》故事極為簡單，講的是一個阿富汗“恐怖分子”從被俘到逃亡然后窮途末路等待死亡的過程。自始至終，這個男人沒有一句話，關于他唯一的線索是幾段破碎凌亂的閃回：嬌艷的藍色阿拉伯罩袍里的女人和嬰兒是他世俗的愛；其余是他宗教的愛，但更多的是他在誠惶誠恐接受著關于圣戰的教義（而在我來看幾乎就是教唆，當然我的判斷也是有涉意識形態的）。**必須有言在先，接下來的評論因為涉及宗教，很麻煩，寫得也會啰嗦，而對于打上門來以雄辯姿態糾纏個別措辭的豆豆，奉勸繞行。因為，寫這個評論唯一的目的是想分享本片的好，沿著編導的思路發現他到底在探討什么。與天朝子民迥異的虔誠的阿拉伯男人，如何成為恐怖分子？回答這個問題得回到宗教。這陣子有本名為《哈馬斯之子》的書極為轟動，作者Yousef是伊斯蘭世界的所謂叛徒，他在書中這樣反省他也曾經深信的宗教：“Yousef問父親，伊斯蘭階梯最下一層是祈禱，中間是慈善，最上是圣戰。當父親攀上最上一層時，他知不知道這是什么決定？”《古蘭經》用大量篇幅論述圣戰：“戰爭已成為你們的定制”；“為主道而戰的人將永遠獲勝，將得到真主的獎賞；為主道而戰陣亡的信徒，比其余的信徒得天獨厚，他們用不著等到世界末日，就可以馬上進入樂園。……樂園有水河，水質不腐；有乳河，乳味不變；有蜜河，蜜質純潔。”（注：馬堅譯：《古蘭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如上，仿佛圣戰是虔誠者唯一歸宿。如托馬斯?李普曼在《伊斯蘭教與穆斯林世界》一書中的評論：“《古蘭經》中作出的那些在同異教徒的戰爭中身亡的人進入樂園的許諾，是鼓勵穆斯林采取政治和軍事行動的一種力量。”關于宗教的探討得到此為止了，伊斯蘭教以及現代的伊斯蘭復興運動過于糾結，已不能簡單的評價善惡，甚至暴力本身都在演化——最初興起是為反抗壓迫、爭取信仰自由，而隨著曾經壓迫力量的消滅，這種力量往往對外擴張對內走向集權與禁錮……這個劇情，天朝子民聽著也耳熟吧！杰茲?斯科利莫夫斯基到底在說什么？身兼編劇和導演的斯科利莫夫斯基無疑是代表西方價值觀的，這或許將遭來最多的質疑——尤其是我們國家的看客，我們太喜歡問“你有什么資格說話”——斯科利莫夫斯基，你憑什么以阿拉伯人為主角拍一個探討人家宗教的電影？你是一個波蘭人！你還用了一個美國人演人家阿拉伯人！照憤青的邏輯，這顯然成為西方文化霸權的實證啦。但我覺得一個有良知的電影作者根本就不關心什么文化霸權什么宗教爭議，我想他只是關心人，以及人的命運。因此，我覺得《必要的殺戮》是在講人無法逃脫的悲劇。古稀之年的導演，在給我們看痛苦的宿命。斯科利莫夫斯基通過“逃生”這個極端的處境持續塑造這個阿拉伯人的精神世界，當他強烈的求生欲與信仰發生沖突時，他的掙扎和堅持。這就是為什么他可以毫不猶豫的殺死人類（白人是圣戰對象），而在被群狗圍攻時只能跪地祈禱；饑腸轆轆時手里握著槍卻對著鹿又放下；強迫女人喂奶給他后，極度羞恥痛苦懺悔……等等。宗教指導著他所有的抉擇，他配得上“虔誠”二字，而宗教也預設了他之必死。觀眾在此被放置在“上帝的視角”，俯視這個人毫無意義的奔跑爬行……而觀影體驗，也被導演恰當地控制著，這是一個最神奇的分寸——導演讓我們的憐憫飄忽不定，對文森特?加洛的各種遭罪報以冷漠旁觀。這個冷漠的分寸是極真實的，身處和平的我們以及文化優越的西方，難道不是以同樣的心態作著中東殺戮悲劇的看客嗎？有沒有悲憫？其實在看的過程中，尤其到了后1/3，我不斷地看時間，我擔心這個故事講不下去了。然后，聾啞波蘭村婦出現了，她的設計最初令我失望。我以為導演將滑向庸俗的救贖，像個好萊塢電影。但當村婦緩緩戴上毛線帽子，禮貌地打開房門，幾顆雪花飄零——我深深地被震撼了，這個時刻是我以為的高潮。這段靜謐的心照不宣，拍攝和表演都極為緩慢，斯科利莫夫斯基希望看客們能夠思考，思考我們那謹慎的憐憫應該何處安放。這個村婦的設置是符號化的，而符號化常常是電影人物的缺陷，事實上人們仍然可以認為這個人物不好。但從作者論的角度，斯科利莫夫斯基必然如此，他是那個提問的人——難道只有對天下事充耳不聞才能有悲憫嗎？同樣的，最后的結局依然是追問。村婦請阿拉伯人離開，雖然給他包扎了傷口給了他馬，但或許她也清楚阿拉伯人還是會死在漫天大雪的路上吧……而她終究不會收留他。顯然，真實的悲憫依舊是有限度的，它直抵人性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