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戛納電影節，達內兄弟再次毫無懸念的進入主競賽單元，帶來了他們的第九部長片《無名女孩》。然而，自從影片首映開始，關于它的惡評便開始此起彼伏地出現，不少人更是大跌眼鏡，認為這部作品是達內兄弟二十年來最差的一部作品。隨后，他們似乎也是在眾多惡評之前有所顧忌，將戛納電影節上放映的113分鐘版本重新刪剪至106分鐘。事實上，《無名女孩》不僅打破了多年以來的片長紀錄，再次陷入“100分鐘怪圈”（上一次還是2008年的《羅爾娜的沉默》），并且還首次打亂了達內兄弟原子時鐘般精準、每三年一部作品的創作節奏，所以也有不少人猜測，急功近利或許就是他們本次失利的最重要原因。    拋開這些無由的猜測，先來看看影片本身：一天晚上，醫生杰妮已經下班，診所大門也已經關閉，不料一名黑人女孩按響了門鈴。杰妮沒有開門，導致女孩在不遠的河邊因失血過多身亡。她滿懷愧疚，想通過行醫時發現的各種線索找到女孩的真名，卻屢屢遭受挫折。更吊詭的是，人們與無名女孩被害案并沒有直接的關聯，卻因為種種原因不愿提供信息，甚至以暴力脅迫，要求杰妮停止私家調查。    本質上來說，《無名女孩》就是一連串暴力的因果鏈。從推搡杰妮的小男孩布萊恩，到無意識狀態下嫖妓的蘭姆伯特，幾乎每一個涉事者都在以不同方式向外施加著暴力。但另一方面，每一個宣泄暴力的人又承受著病痛，這就使得暴力和病痛成為了孿生兄弟。而看似完全背反的二者之間的唯一關聯，就是驚人的謊言。醫生杰妮就像一枚嵌入暴力和病痛之間的小楔子，先是成為了病痛的治療者，后來又無意之間在尋找女孩姓名的過程中做了暴力的承受者和謊言的揭露者，一手造就了醫生與病人、醫生與施暴者之間顯性的不解、矛盾和疏離。    故事就是在接踵而至的暴力之中不斷推進。除了這條明線之外，達內兄弟也在整部電影當中布滿了暗線。譬如，影片里出鏡率最高的無疑是女主角杰妮，而除了杰妮之外，各種電子設備的“戲份”甚至超越了其他任何配角。盡管在之前執導的影片當中，達內兄弟也會選用一些物品（如《羅塞塔》中的靴子）作為貫穿全局的元素加以運用，但這部影片里的電子設備似乎和達內兄弟之前指導的電影中的任何物品都不可相提并論、同日而語：杰妮和手機幾乎是形影不離，聯系病人、聯系社保、聯系醫生，甚至是用秒表功能計時……只要她一出現，手機必然也會跟著出現，幾乎成了她與其他人相互連接的唯一方式和工作生活的必需品；類似地，對講機和監視器也充當著這樣的角色，甚至成為了整個事件中的關鍵節點。    不過，我們又能明顯地看出，以電子設備進行交流是如此間接，如此充滿拒斥和疏離的意味，以至于與它們的出現與“治療”這個必須依靠當面交流才能進行的行動和必須靠望聞問切才得以存在的“醫生”這個職業顯得那么格格不入（全片就是從近距離的問與答開始的）。不難看出，手機幾乎成了距離與交流之間的辯證關系的象征，而距離和交流也正是故事的核心命題。通過明暗兩條線索，性別間的對壘、國籍間的隔閡、代際間的沖突，甚至血緣中的摩擦，全部迅速有效地鋪陳開來，“無名女孩”四個字本身的意義逐漸也得到了深入而廣泛的詮釋。    《無名女孩》最受詬病的無疑是它的劇作。平庸、無亮點、白開水、沒有共鳴、廉頗老矣……幾乎全世界評論人都給出了這樣的判決。然而《無名女孩》真的平庸嗎？“達內時刻”真的不見了嗎？其實不然。“達內時刻”始終沒有缺席，甚至與十幾年前《羅塞塔》中的瓦斯自殺如出一轍——布萊恩的父親文森特走進衛生間，解下那條象征著欲望封印的皮帶，一心想要上吊自殺，卻沒想到水管因承受不住他的“生命之重”而瞬間崩裂，又或者是冥冥中有一股力量讓他必須活下來，承認自己犯下的罪行。與之類似，片中的每一個微小的決定都改變著故事的走向，每一個難以言說的動作背后，都隱藏著更為巨大的荒謬和痛苦。如此看來，達內兄弟對命運的嘲諷仍然尖利，他們的道德焦慮依舊深重，制造沖突的水平也不遜于從影以來的任何一個時期。那么，“平庸”之論從何而來？到底是什么讓人們的觀感發生了巨大變化？    公正地說，這樣的感受并非完全沒有道理。從達內兄弟創作的特點而言，他們的劇本雖然精致，但從不過于依靠臺詞，角色的行動一直以來都是判斷“達內式故事”走向的關鍵。《無名女孩》更是如此，它確實有些隱晦——甚至比之前的作品更加隱晦了，太多的情感隱藏在病痛之中，沒有像前作一樣得到宣泄，太多的曲折隱藏在角色的每一個微妙的動作之中，只能靠更加篤定的凝視和浸入才能捕捉，這對觀眾的確是個巨大的考驗。反面來看，只有觀看者的“無動于衷”才能證明，片中的那些謊言不僅騙過了杰妮，更將觀眾引入對真相完全無知的境地之中。惟其如此，才更加接近“真實”。    而縱觀達內兄弟的創作生涯，尤其是最近幾年的創作經歷可以看出，他們已經不甘于再作雙金棕櫚俱樂部中的“普通”成員了。從《兩天一夜》開始，達內兄弟的主角們就開始由道德抉擇的施動者變成了受動方，也因此，他們所關注的不再是某一個人的抉擇，而是每一個人的抉擇所造成的集體影響。豐富的角色互動讓達內兄弟的作品片前所未有地充滿流動感和某種民主性，道德抉擇所能造成的后果則比以往更加充滿不確定性。    這讓人想起《兩天一夜》結尾的那場投票。現在看來，這樣的設置似乎還可以帶上另一層意味：也許，投票選舉這一行為正昭示著創作者內心的煎熬和矛盾，象征著舊的創作方法與全新戲劇構作的博弈？不過，到《無名女孩》為止，這種躊躇和猶豫可以說已經消失不見了。達內兄弟似乎明確了新的方向，也對自己有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叫停“利他”與“利己”的廝殺，但又不讓它們握手言和，而是將單一的道德抉擇轉變為復調式道德抉擇，讓抉擇變成一種傳染病，蔓延到每個人的身上；他們所展現的，也將不再是一個人的生存境況，而是將作品投放到更大的視野之中，以此來展現整個社會的風貌。    房車車主對土地的非法占有，文森特一家剛剛脫離酒精的控制有落入過失傷人的深淵，深受童年陰影困擾的實習醫生，還有連自己妹妹都不敢認領的無名女孩的姐姐……破裂的階層和個人被重新拼貼在一起，縫制出一幅令人心碎的小國全景。    這樣的構思固然野心極大，風險也不小。畢竟，每個人物的創作空間都因為平均用力而縮小，電影本身也容易因這樣的理念而顯得缺乏重心。但無論如何，達內兄弟的電影絕不會因此而失去戲劇性和道德沖突：因為真正的沖突將永遠在埋藏在人心之中，等待著那些同樣焦慮的人們將它挖掘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