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從小學五年級開始，我就清晰地記得烏里克.邁因霍夫的名字。不記得是從什么地攤文學與或者是知識日歷上得來的信息，總之那本書（或雜志）大約有著“全球恐怖組織大觀”之類的名字。作者一面痛斥著恐怖活動帶來的無辜傷害，卻又不自覺為一類恐怖分子樹立起道德難辨的形象。在關于赤軍派的篇章中，我隱約記得文中描述“烏里克.邁因霍夫，曾任左翼刊物《新混凝土》記者，參與××運動，為表示對××的抗議，在１９７７年于××監獄，上吊自盡。”在容易盲目陷入英雄崇拜的少年時代，這個女人的名字就這么根植于我的內心。幸而自己沒有成長于那個年代，沒有經歷過68年學生運動的洗禮，否則不是在中國成為一名勇敢的紅小兵，就是在歐洲撒播革命火種，與邁因霍夫女士共同戰斗了，當然那只是意淫中的那么一點可能。隨著年紀越來越老，我漸漸體會到意識形態和宗教這能給人一種虛幻的力量，并越來越納悶，這種力量真能滋生一個叫恐怖組織的群體，并真能讓一個叫恐怖分子的年輕人在10公分的距離內，對與他無冤無仇無交集的“階級敵人”開槍嗎？電影這個講故事的媒介，能重現一個個體和一個群體的從心靈到行為的變化史嗎？在赤潮如火如荼的1970年代，我們當然無法將這種暴力行為徹底描述成“無意識地構建假想敵”。學生運動的挫敗、越南的泥沼、馬丁路德金與肯尼迪的遇刺，都在一次次地刺激“渴望公平”的畢業生，進而產生前仆后繼的社會破壞行為，這些行為在與警察機器的斗爭中，或多或少造成了傷害甚至死亡，這樣更進一步地加重年輕人的被迫害感，從而將社會破壞變本加厲地導入恐怖主義行為這樣萬劫不復的深淵。關于這個多米諾式的變化過程，電影《巴德爾和邁因霍夫》成功地給予了再現。電影開頭，邁因霍夫在裸體浴場與兩個孩子慵懶地曬著太陽，進入朋友派對后，在丈夫給她遞來工作成果——針對伊朗極權皇室的抗議信——的那一剎那，她之前的慵懶和羞澀淡然無存，轉入一個尖頂的左翼共產主義信念者。由此，能明白，1968年，青春的荷爾蒙在高潮時嘎然而止，但卻沒能將其完全驅散，余下的荷爾蒙必將在1970年代憤怒地燃燒進而產生可怕的破壞力量。五月風暴、槍斃越共、刺殺肯尼迪、刺殺馬丁、伯克利大學示威，這一系列定格1960年代末的畫面也被短暫而強有力的剪輯凝在一起，預示著“赤軍派”的必然出現。接著從搗蛋性質的商場破壞到逃獄后與意大利紅色旅的聯絡，再接著經過約旦沙漠的軍事訓練到返回西德后針對美國外交機構和右翼出版社的恐怖襲擊……電影像交響樂奏鳴曲式般，讓他們一步步走向高潮，并隨之引來一次次受挫，成員陸續落網或“犧牲”。奏鳴曲式總是在一次次受挫中走向萬聲齊喑的最高峰的，于是更激進的“長江后浪”們來了，刺殺范圍擴大到商業資本的代表——集團老板們，甚至擴大到平民百姓——劫持民用航班就是從那時起漸入1980年代的高潮。如果說意大利紅色旅的衰落，是由于殺害受民眾愛戴的前總理莫羅；那么西德赤軍派的衰落，則是由于對漢莎航空航班的劫持并殺害乘務員。這些都讓恐怖組織的群眾同情心喪失殆盡，當然，1990年代的到來，讓以跨國公司為載體的全球化資本徹底戰勝了左翼意識形態，同時讓60年代殘留的荷爾蒙終于揮發完畢，這些失去，才更是全歐左翼組織走向衰退的根本原因。何止紅色旅和赤軍派，法國的直接行動、日本的赤旗派都被他們國度強大的資本收拾干凈了。除了對“美帝”的“懲罰”依然不時在希臘這樣的二線資本主義國家發生外，以意識形態為支撐的恐怖主義，最終全方位讓位給以宗教極端勢力和民族解放名義為靈魂的恐怖主義。《巴德爾和邁因霍夫》中的赤軍派，更像是一個有著旺盛生命力可瘋狂生長的毒瘤，它在那個年代擁有土壤和營養，并在被一輪輪斬草后吹又狂生。最終除根的依然還是土壤。通緝令頭像群中，有4個（包括骨干巴德爾和邁因霍夫，都是自己給自己在獄中畫上了×。巴德爾曾向獄警和律師表示：“我都根本不認識那伙人（在外面搞暗殺和綁架，以圖釋放他的‘戰友’）”，巴德爾女友恩絲琳在獄中偷聽“后輩”新聞后，感慨：“他們比我們強。”而當聽聞漢莎航空劫機事件失敗后，他們這“赤軍派第一代領導集體”才算明確自己的革命理想只是一場虛妄的夢，自殺，是惟一的出路。而“比我們強”的二代、三代則繼續將虛妄的理想燃燒到冷戰結束前的最后幾年。那位68年的學生運動領袖反倒因禍得福，他在某次演講后挨了仇視共產主義者的三顆子彈。雖然保住了姓名，可再也革命不起來了，卻偏偏激勵了其他年輕人成立了赤軍派。而當赤軍派一成員病死在獄中后，久為露臉的他來到葬禮上，振臂高呼一句“革命要繼續。”吶喊革命口號，成了他最后的權利。電影在展現一個有機體生長和覆滅之外，并沒想去呈現個體思想的成因。對恐怖分子心靈成長史的表現，在電影史上成功案例極少。戈達爾比較討巧，《小兵》中的布魯諾在逼供前依然如此固執和沉默，更多的是來自信念以外的東西，或許是面子，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為什么如此不屈，對于革命理想，其實他并不顯得認同。的確，在那個以意識形態主導恐怖組織思想的年代，作為個體的“武裝分子”并不想今天的宗教和民族狂熱分子那么堅定，他們也會經常對自身和組織行為感到焦慮甚至懷疑。這種內心掙扎在意大利導演貝洛奇奧的《再見，長夜》中揭示得相當精彩：紅色旅成員安娜，因為組織安排，需要在生活中扮演雙重角色。一方面在囚禁前總理莫羅的出租屋里，她是堅定的革命戰士，和同伴們在面對電視新聞中莫羅保鏢的葬禮時反復念叨“工人階級應該全部領導”。而為了掩飾，她必須照常繼續圖書館的管理員身份，在那里她認識了一個對紅色旅及其信念持完全否定態度的男孩，男孩恰好寫作著一個虛構的紅色旅劇本。安娜在外的這個假面潛移默化地消磨著她的信念，再加上莫羅寫給妻子和教皇的信件讓她逐漸體會別人的立場和感受。漸漸地，惻隱之心有了。對于紅色旅“人民法庭”的裁決，她表達了不信任，憑什么要將個人等同于國家，阻撓紅色旅極左共產主義信念的真是莫羅代表的“天主教民主黨”以及他們的既得利益嗎？紅色旅不信任宗教，然而他們的理想已經成為了他們的宗教，執導著他們越走越偏，最終眾叛親離。安娜看不見了希望，看不見了出路，置身長夜，就連夢境都在Pink Floyd的《Shine on you crazy diamond》中留給黑白的蘇維埃建設畫面。關于前西德赤軍派（RAF）的最近一則重大新聞，發生在去年末，11月23日，德國總統克勒決定赦免RAF第二代首領和該組織的血腥殺手Christian Klar。目前，唯一還沒有得到赦免的RAF成員只有Birgit Hogefeld，他是赤軍派的第三代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