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邀》是我這幾年最喜歡的一檔談話節目。 曾經有朋友問我：你到底為什么喜歡這檔節目？ 我認真想了想，其實從第一季到如今第七季開播，并不是每一期節目我都喜歡，甚至有那么幾位我原本喜歡的嘉賓，我在看完許知遠跟他們的對談后，給他們打上了“水貨”的標簽。 許知遠給我最初的印象是像《老殘游記》里描寫的一位男子“一臉疙瘩，仿佛風干福橘皮似的”，白襯衣、牛仔褲、人字拖的搭配也不倫不類——雖說以貌取人不太對，不過的確不太符合大眾想象里“文化學者”、“知識分子”的那種清秀、儒雅的形象。 大概也正是因為長得不夠周正儒雅，許知遠在《十三邀第一季》對談俞飛鴻的時候，就被貼上了“中年油膩男子”的標簽。 然而目睹著《十三邀》從第一季做到了現在的第七季，許知遠依然孜孜不倦地思索著如何“應對時代的苦悶”、“記錄時代切片”一類的問題，身體力行地踐行著“帶著偏見去看世界”，在某種意義上，的確是“孤獨的狂歡”。 堅持做《十三邀》這樣一檔注定受眾寥寥，吃力卻不一定討好的節目，這種行為本身就讓人肅然起敬。 《十三邀》對話過的嘉賓很“雜”，專家、學者、智者、演員、導演，各行各業，林林總總。 其中真材實料的大師不少，誠懇平實做事的人也有，故弄玄虛、浮夸做作、油滑淺薄的混子同樣很多。 其實有那么幾期節目里，能感受到那些對談嘉賓，根本接不上許知遠的話。有的人是油滑世故，不肯坦言，有的則是所知有限，肚子里掏不出來東西，還有一些不學無術，沾沾自喜。 能感受到許知遠在跟對談者對不上頻道的時候，會陷入無奈、困惑，甚至還有一些懊惱。 某種程度上來說，許知遠去尋找不同的人去對談，試圖透過不同的社會切片去理解這個世界、把握時代命脈，去處理時代的問題，本身是一件很理想主義的事，是一個很“空”的命題。 然而通過這檔節目，的確實實在在地解決了我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問題。讓我在陷入迷茫、苦悶的時候，能從中汲取到一些精神的給養，明晰接下來所要走的方向。 人該如何度過這一生？ 這是一個看似又大又空，但實際上每個人終其一生都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十三邀》里反復觸及到這個命題。令我感受最深的是第五季對話錢理群、第六季對話鐘叔河，以及最新的第七季對話蔡皋。 錢理群和夫人崔可忻，沒有生育子女，晚年賣掉房子入住養老社區。2019年崔可忻查出罹患癌癥，她沒有選擇治療，而是安靜從容地在社區舉行自己的告別晚會，坦然地迎接死亡的降臨。 錢理群先生對于死亡的態度，與夫人保持一致。錢理群老先生同樣查出罹患癌癥，他也選擇了拒絕延壽治療。 他的一生經歷過許多的苦難，曾經在文革中飽受迫害，一度燒掉父親的照片以示“劃清界限”，這也成為他一生的遺憾。 他在貴州教書18年，一直到改革開放以后，39歲才重回北京大學任教。 錢理群談到這段經歷的時候這樣說： “我不贊成把苦難理想化，苦難就是苦難。所以我不把我在貴州的經歷把他理想化，我絕對不能美化這些東西。那么就是兩個態度，一個就是說，就被壓垮了，這是大多數人。還有一些人，從苦難中出來以后，他極力把苦難忘掉。我的選擇比較特別，既沒有被壓倒，也盡量不把他遺忘，而相反努力地把苦難轉化了。把苦難轉換為精神資源。” 疫情期間，82歲的錢理群給自己定了三條規定：觀察、等待、堅守。他把疫情期間看作一段無人打擾的時機，集中精力半年寫了40萬字。 第六季里對話的鐘叔河先生，1931年出生，1949年18歲的時候就已經參加工作。1957年26歲的時候被劃為右派、開除公職。1970年39歲，被判刑十年。1979年提前獲釋，9月獲平反。 49歲他的人生才真正開始，在岳麓書院做起了出版編輯。一直到92歲他依然堅持在工作。 講到這段十年牢獄時光，鐘叔河老先生這樣說： “判刑十年，是我想的比較多的時候。世界的問題，中國的問題，勞改犯也是最有時間的，對吧。” 采訪鐘叔河先生的時候，正值新冠疫情兩年多，許多的人面對著現實的境遇，都陷入了迷茫中。 節目里有一個年輕的女孩向鐘叔河提問，她說，這兩年面對世界的變化，總是有一種無力的感覺，好多事情你舉得不對，但是好像又沒什么對策。 鐘叔河老先生如此作答： “我首先有一個基本的觀點，社會的文明和社會的開放的程度，畢竟還是在慢慢進步的。但是我們這個國家，正因為傳統很好，我們有很可以自傲的傳統文明，所以他的保守性也是特別強的。所以我們在走向全球文明，會是一條漫長曲折的道路。它會比較長。而這個根本解決問題的，還是要使所有人的思想現代化起來。……就是這樣的現實，有什么辦法，就是盡力地去啟蒙。我講一句真心話，我是覺得我寫的每一篇，哪怕是一篇短文，都盡量地去起一點作用。” 第七季對話的蔡皋，是著名的繪本畫家，出生于1946年，1982年以前長期在鄉村小學做教師。 在蔡皋老師的身上，始終能看到一種童趣和童真。她用畫去記錄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不管是一棵樹還是一朵花，還是她的外婆、學生、孫子。 即使在77歲的高齡，她全然沒有一絲的老態，像是一位神采飛揚的女俠，活在她自己的江湖世界里。 回到前文提出的那個問題：人該如何度過這一生？ 從錢理群、鐘叔河、蔡皋身上，我體會最深的一點是，要把一生的境遇，放在一個很長的時間長度里來看。 無論是39歲，還是49歲，不管生命中曾經遇到過什么樣的挫折苦難，不要被打倒，也不要認為來不及，去做自己真正該做的事。 也許不是每個人都能享有高壽，但像錢理群先生一樣，在罹患癌癥，時日無多的時候，依然能在疫情期間寫出40萬字。 蔡皋從一個小學老師，開始接觸插畫，也是30多歲以后的事情了。 我今年虛歲35，無論想做什么樣的事情，只管去做就好。 另外一點感觸就是，人這一生，一定要留下點什么。 當我看到蔡皋老師那許多本筆記里的插畫和日記的時候，突然有種后心一緊的感覺：過去這些年，我究竟創造出了什么？過去這些年，我到底經歷了什么？ 有時候總覺得自己在虛度人生，不是因為記憶不可靠，而是因為沒有找到真正能寄托自己價值的事情。 一切都會腐朽，一切都會消亡，人生本質上是很容易陷入虛無的。 如果能做點什么，無論是記錄也好，啟蒙也罷，甚至只是多去認識世界一點，努力讓自己做得事情能更長久地存在下去，對這個世界有一點正面的影響，都能讓人在面對世界的無力和人生的虛無感中，找到一片棲身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