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吳鎮宇的時間很晚。被不同記者輪番轟炸了八九個小時，他的疲憊感如同香港大街上越下越急的豪雨，瓢潑得避無可避。 饒是如此，他依舊愿意強撐著破漏的雨傘，還往你頭上遮擋一二。 他一如地搞笑，笑里藏了一種毫不圓滑的世故。他也一如地認真，真中收了一份絕無應付的誠懇。他的豪情有一絲悲涼，他的清醒又有一種傲骨。 他真摯到毫無遮攔，讓人心生一種夾帶崇敬的保護欲，想要在早已衰朽的江湖上，為他肝膽一回。 他說，“不要計那么多成就”。他又說，“我們可以自制一些很開心的人生”。他在簽名旁畫了兩個包子，資深粉的印證，每個包子都笑得燦爛。

“人家沒黑你，你首先自黑。” 吳鎮宇在《轉型團伙》里演一個明星，過氣也就算了，角色還非要叫吳鎮宇。“自嘲嘛。人家沒黑你，你首先自黑。” 自黑起來的吳鎮宇，是不留余地的。 他評論自己的喜劇天賦，不過是“比沒天分的有天分一些”。有人說他“有爛片，無爛角”，他就說，“我每部電影都好爛的。” 事實上，單說喜劇表演，從他早期的《卡拉屋企》（1991）、《難兄難弟》（1997）就能讓人笑到當下。而從《一個字頭的誕生》（1997）、《槍火》（1999）、《無間道2》（2003）一直到《逆流大叔》（2018），好電影他也不知拍了多少。 他的不留余地，其實無意中另辟天地。在自嘲背后，能把人撐起來的，還是演員最基本卻也最珍貴的修為。“其實拍電影的時候也不知道有沒有觀眾，但不管爛不爛，自己都要享受、尊重表演”。 他舉了個例子，要像《梅蘭芳》（2008）里的十三燕（王學圻飾）那樣，上了臺，哪怕一個觀眾都沒有，也要盡力唱得技驚四座。 這次陪他一同站在臺上的，還有兒子費曼。 換作其他人，興許這噱頭要被拿來粉飾，再大做文章。畢竟這幾年里，費曼只在吳鎮宇主演的《脫皮爸爸》（2016）里露過面，而在當年熱度很高的《爸爸去哪兒》第二季（2014）里，他們也是熱度很高的一對。 結果一問2016年拍攝的《轉型團伙》是不是趁熱打鐵，吳鎮宇先笑一輪，“那時候啊？本來也沒有什么熱了”。 不是“要拍一部他（費曼）喜歡的電影”，是要拍“觀眾喜歡的電影”。管你會否幻想這是父親送給兒子的一份禮物。 要問哪場對手戲讓他享受或感動，吳鎮宇會說，“沒有哦”，因為“劇情需要多于我們的生活寫照”，費曼同樣是被要求做回電影里的角色。管你是否把戲中的假父子幻想成戲外的真父子。 終歸不是所謂的“專業童星”，吳鎮宇直說費曼不具備那種說哭就哭、說笑就笑的技能，而這個新手以為電影如同綜藝，以為攝影機會追著他跑，以為任何表情都能讓別人開心，玩性上身，“就讓他更不適應這個電影拍攝方法”。 能這樣說的，除了吳鎮宇也沒幾個了。其實童星在他看來，拍電影就是工作，也只能是工作，未必留得下多少美好回憶。再說，他也很清楚在片場上，童星會被如何對待。 吳鎮宇太懂父愛的斤兩與用度了。對費曼的愛與保護，從來不是把他小心翼翼地擱置在童話的堡壘里，徹底屏蔽現實的芒刺。 當年錄制《爸爸去哪兒》，費曼很不熟練地穿鞋子，他就在一旁漫不經心地看，不著急幫忙，也不覺得有必要幫忙。有人說費曼跟旁人互動不多，他也只是淡然指出不是“不會和人溝通”，只是“不愿和人溝通”。 “因為我也是這樣，所以我理解。”

“出來混，遲早是要還的。” 吳鎮宇的嬉皮笑臉實在是種很風霜的豁達。吃過的虧與苦，藏在細細的紋路里，平靜時不大明顯，但一笑，就咧成了表情的景深。 拍電影有些橋段無法通過，有些補拍無法實現，詞不達意也好，孤掌難鳴也罷，總信奉求人不如求己的吳鎮宇把遺憾看得云淡風輕。很多話，當真不用說得太明白。 “出來混，遲早是要還的。”倪永孝這句經典臺詞，吳鎮宇嘴角帶笑地念了兩遍。 但凡能有多點主動權的，就親力親為，比如《京城81號》（2014）、《逆流大叔》和《轉型團伙》。至于其他電影，吳鎮宇笑說，“難道有人找你拍片，你不拍嗎？” 當年拍戲，警匪片連著拍了幾部，反派連著演了幾回。即便在同一個類型中反復出演，他也無所謂。 但妙就妙在，再重復的角色，每次演都有微妙的差異，再爛的劇本，也都有高光的飚戲時刻。 非要說不想拍的電影，只能是“不給錢的電影”，所以被問到拍電影什么時候感覺最幸福，他的答案是“收錢的時候”，被問到希望觀眾從哪個角色開始認識吳鎮宇，他就會講，“沒關系的，買票就好”。 很少演員能“市井”得如此誠摯與可愛。但笑話表層下的清透與踏實，熟悉他的人，都能輕易解讀。 以前他拍戲，《9413》（1998）的垃圾工廠、《自從他來了》（2000）的教育體制等等，都是反思的基點。《轉型團伙》里，電影行業長年累月的輕浮、勢利、不公，資本與創作之間的對峙和妥協，全都能找到注腳。 在喜劇里放入現實的佐料，吳鎮宇形容電影這“炒雜錦”才能有中心思想，也算是給自己一個講故事的動力。不過，以前說得太直接，方法錯了。“電影應該是娛樂了觀眾，讓他自己回去想。” 又或者，就純粹是讓大家放松一下，“你沒理由讓觀眾那么辛苦地去理解你要做什么，又不是寫影評”。但能不經意地，恰巧在心中點著一些火花，那也很好。 泡在娛樂圈這么些年來，有些故事，也就不只是故事。 投資方覺得電影市場萎縮了，有些好劇本被擱置，資金被撤走，某些電影的生存空間被擠占，又或者，因為發行公司不發行，有些電影基本上沒有面世的機會。他很痛心，可也沒有足夠扭轉局面的話語權與財力。 只好笑一句，“可能要等吳鎮宇再紅一些才行”。

“創新才是最好玩的一件事。” 《轉型團伙》主角的“過氣”，往大的說，是一個時代過去了，往小的說，則是一個電影片種式微了。吳鎮宇笑說，“我怎么還拍得了‘古惑仔’呢？” 把忠肝義膽印到無數人青春記憶里的《古惑仔》系列早就結束了。可一聽吳鎮宇家珍般地數球場、麻將館與桑拿浴室，數爆樽、曬馬與旺角槍戰，恍惚間，消失的光陰就重新在風里聚攏，耳邊滿是嚷嚷的人聲，以及刀棍劃過欄桿的轟鳴。 《黃金兄弟》（2018）是鄭伊健、陳小春們對那段歲月的集中懷戀。而他在更早的時間節點上，拖回任達華，讓《轉型團伙》里的吳鎮宇，再演了一回《古惑仔之人在江湖》（1996）那個飛揚跋扈的靚坤。 就當是一個珍而重之的道別，向時代，向片種，也向那些紋身一樣常相隨的角色。 對一代又一代的觀眾來說，哪怕沒有親身參與種種電影事件，但見證過那樣的光景，也都是夢中人了。他們想讓演員重現如今只能在電腦上看到的風華，有些憑欄不放手的意思，可千帆已過，自己也忽地看山不是山了。 可不想醒，也要有醒的一天。 很多人還沒開始認識港片，就已經要去“緬懷”，嶄新的電影國度里又找不到想要的北。問吳鎮宇，他很朗然地笑幾聲，“不懷念，有什么好懷念呢？這個好像不是我的性格”。 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投資者覺得世道不濟的那些年，吳鎮宇會看到許多新的表達方式、電影種類驚喜出現。 《無間道》（2002）被譽為救市之作，大獲成功，才有了塑造出倪永孝這一經典形象的《無間道2》。又比如《旺角揸Fit人》（1996）、《槍火》、《爆裂刑警》（1999）、《朱麗葉與梁山伯》（2000），哪一部不叫人耳目一新？ 只不過，“都是‘俱往矣’，還是要再生產一些東西出來才行”，吳鎮宇強調，“創新才是最好玩的一件事。” 最近《卡拉屋企》被翻出來重播，吳鎮宇回憶起這部充滿狂歡精神的TVB長劇。一會兒回到《水滸傳》，一會兒又會面對鏡頭說話，“我想這些在當時都挺有趣的”。 再后來，他跟黃子華、張達明大玩棟篤笑（源自西方，類似相聲的表演形式），推出了《須根Show》（1998）和《須根ShowⅡ》（2000）。在光鮮被置頂的都市，以拉渣胡子大行反思與揶揄之能事，這也是他心心念念的一個創新。 2019年是他眼里“轉型的一年”，“最好玩的一年”。要拍到沒人看才停的孫悟空不是誰都有機會去演，但更不是誰都要演，每部電影的票房都是猜不到的，傳奇在隨時隨地創造。這真是個讓人振奮、愉悅的電影時代。 前段時間他想拍一部勵志的運動電影，正巧碰上有了劇本卻還沒找到主演的香港新導演陳詠燊，坐下來聊對了嘴，不計片酬地加盟了純港片《逆流大叔》，是給自己一些新碰撞與新活力，也是給接力的電影人鋪路。 《轉型團伙》也是他創新的方向，在這部電影里，吳鎮宇嘗試跟喬杉、文松、衣云鶴合作，“展開一些不一樣的友誼”。 他們都是看港產片長大的，表演上沒有什么地方需要刻意融合。電影也不是所謂的合拍片，有語言上的分別，卻沒有笑點上的差異。吳鎮宇形容，就抖包袱來逗樂。 談到故事的走向，他眼里都是光。“就是想表達得很有吳鎮宇性格，瘋癲到觀眾不會在意你身上怎么會有那么多武器……哈哈，我就是想要這樣，從頭癲到尾。” 不知道這樣的小格局電影，能否成為觀眾對口的良藥，但至少，被工作體制牽引的演員，從中找到了主動的興味。 以前他有過一個公交車的譬喻。很多人有私家車，有更快的交通工具，但你沒有人脈，就只能等候公交車，不知道什么時候入站，不知道是否風雨交加，更不知道能否擠上去，但有機會上車了，就能駛向終點站。 這么多年了，吳鎮宇依然等候抵達目的地。到時就可以證明，“一路以來吳鎮宇說話和做人的態度都這么不妥協，是對的。” （原載于《電影》雜志與“電影雜志 MOVIE”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