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比勒的生活一團糟。從事精神分析工作已愈十年的她，此時想重操寫作的舊業。但寫作并沒想象中的容易，面對瑩白的屏幕，她陷入一片茫然。需要靈感，她明白。無數病人的經歷于她的寫作無補，她要寫的是自己的人生，需要有人觸動。瑪格特到來了，帶來一段激烈動蕩的人生。無心再做精神分析的她不得不成為再次化身醫生。卷入其中，改變事情的進態，并被它改變。 在瑪格特身上，西比勒看到的是年輕的自己。年輕時，西比勒過著一種放蕩的生活，如同瑪格特。她同樣未婚先孕了，并被迫把孩子獨自撫養至今。瑪格特如同普魯斯特筆下的那塊瑪德萊娜蛋糕，幫助西比勒尋回了逝去的時光。這是被意識壓抑在潛意識底層的痛苦記憶，貴為精神分析師的西比勒無法獨自將其打撈，她接受同事的精神分析，但于事無補。西比勒同樣有精神問題，只不過因為洞悉精神分析的機制，她無法獲得治愈。 某種程度上，瑪格特為西比勒提供了自我精神分析的引子。不是在同事身上，而是在自己身上，西比勒將得到救贖：她通過寫作對自己進行精神分析。正是在瑪格特的觸動下，西比勒才真正發現導致自我精神壓抑的因子，而將壓抑因子疏導出來的方式不是躺在另一位精神分析師的躺椅上，將被壓抑的內容說出來，而是通過寫作。躺臥的姿態被端正的坐姿取代，言說被書寫代替，寫作在此行使著類似于精神分析工作的活動。 西比勒不斷地卷入瑪格特的生活，寫作不斷地與日常生活重疊。到最后，觀眾再難分清出現在畫面中的情節，到底源自瑪格特真實的生活，還是西比勒寫在書中建構的想象。對于西比勒而言，通過書寫這一行為，虛構與現實的界限打破了。與此同理，瑪格特眼中的表演與生活也再難有太大差別——瑪格特愛上了戲中的男主角，并意外懷孕。 西比勒與瑪格特形成了一組鏡像。她們是相似的：作家和演員的身份，都是在虛構和現實的邊界創造真實，并因短暫的激情陷入麻煩之中（懷孕）。但從話語權力上看，西比勒凌駕于瑪格特之上。西比勒為瑪格特做精神分析，并從瑪格特的遭遇中攝取靈感，她甚至進入瑪格特的生活來改變瑪格特的人生走向。瑪格特是西比勒手中的棋子，被利用、被操控。 在此，點出的難道不是作家與精神分析師兩者的相似性？西比勒妄圖掙脫精神分析的束縛，重回自由的寫作，但她無非回歸到另一種精神分析情境。寫作，就是作家對自己所展開的精神分析。書，是作家自我精神分析后的產物。瑪格特就像西比勒為寫作構想出來的致幻劑，為了讓自己曾經的遭遇可以被接受。 同樣可以這樣理解：瑪格特并不存在于現實生活中，她來自于西比勒的想象。西比勒需要借助瑪格特這樣一個人物（及其遭遇）的想象開啟小說的書寫，而整部電影如同對小說機制和內容的呈示。就像歐容的《登堂入室》，只不過在歐容的電影中，是讀者進入小說人物的世界，西比勒的“登堂入室”則是作者進入小說人物的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