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放映結束后，朋友說，主人公總是在強調他爬山是為了家人，這一點多少讓人有些不適。爬山，明明是一件對個體來說更有“好處”的事——登山者通過登山獲得自我實現，獲取聲名。如喬治·馬洛里所談論的“登山的意義”：因為山在那里。山的壯闊美麗，它帶來的挑戰，吸引著登山者前赴后繼冒險。登山對家人會有什么好處？登山者忙于戶外運動，會減少在家中承擔家庭義務的份額，而一旦ta失事，則會帶給家人巨大的痛苦。影片中主人公登山家的妻子夏瓊，一直在表達她并不需要丈夫去為了她做這樣大的冒險，她只情愿他平安。 很顯然，在放映交流的現場，主人公張洪先生也非常坦誠地表達，自己在無意中接觸到雪山之后，發現了自己能夠做這件事，從中收獲了信心，也有了夢想。而夏瓊非常清楚這一點，盡管她謙虛地表示自己不知道用什么詞來形容丈夫接觸登山以后發生的改變，但她顯然發現這件事點亮了被殘障推入灰暗狀態的丈夫，并因此愿意支持他這個危險的夢想。 承認登山就是自己的個人欲望有這么困難嗎？ 還真的很難。 排除掉影片出于故事性、區分度表達的需要而對張洪“為了愛人登山”的突出強化，“利他”式的表達確確實實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環境下為數不多賦予這位登山者合法性的路徑。在西方社會，即使登山的理由非常私人化，也會被社會接納和鼓勵（如Free Solo中怪癖的攀巖者）；中國傳統社會的實用主義往往將“登山”視為不產生產能的無意義行為，而作為一位有障人士，張洪的攀登會耗費比普通人更多的時間精力物力，如果他的攀登目的是純粹利己的，更容易遭受傳統社會的輿論壓力，他自己也會在這樣的壓力中更容易陷入自我譴責。 這是《看不見的頂峰》相當有趣的一點。盡管這部影片涉及的人物并不多，但通過這幾個人物的行動與表達，他們背后看不見的社會文化正隱約顯形：不同于西方背景的登山者往往將登山/攀巖視為一種自我的生命挑戰和超越，張洪登山的動機是完全嵌套在社會網絡中的——視力障礙使得他連帶他的家庭被社會邊緣化（妻子被“看不起”），他需要登山帶來的社會聲名，獲得尊重，為他與他的家人獲取一個社會位置。 這看起來似乎不太純粹，但“純粹”的動機又是什么呢？高度社會化的登山目的，就比“純粹”的個人目的更為低級嗎？盧克·馬克思威爾（Luke Maxwell）在文章《對美國適應性攀巖話語的批評》中指出，西方主流社會話語往往過分強化個體性，把有障人士的困難歸咎于其身體，選擇性地強調“事在人為”——克服身體阻礙就能成功，而忽視了他們的障礙更多來自社會（比如不適合輪椅行進的陡峭坡道，被停車位擠占的盲道）。 攀登珠峰需要不菲的資金，有障人士進入登山領域，需要考慮的額外因素還要更多：輿論，領隊/協作人，適合有障人士訓練的場地（張洪居住地附近的健身房顯然沒有無障礙設計，他只能依靠爬樓梯積蓄體能）；合適的營地（是否有協助視障人士登山的經驗，能寬容有障人士的隊伍）。張洪在登山之前就已經深陷社會網絡，他需要權衡不同的社會關系，需要“投資”，需要保證他的登頂能為他與他的家庭帶來社會聲名。哪怕他成功登頂了，旁觀者還是很容易認為，他的登頂依賴于“外力”的協助——比如他的領隊。馬克思威爾在文章中提到一個案例，休·赫爾（Hugh Herr，一位肢體有障攀巖者）在完成高難度攀巖后，非障攀巖社群將他的假肢視為不公平的攀巖輔助。 我們的身體從來就不是孤立的，能力被社會力量所塑造。即使是非有障者，社會資源的掌握程度也會對身體產生影響，如有經濟能力前往健身房、有時間定制營養飲食計劃的人身體素質顯然普遍比只能食用垃圾食品的人要好。有障者更需要社會力量成為他們身體的延伸與補充。而非有障人士往往看不見這一點，他們會把“外援”與身體分割，把社會本應給有障人士（作為平等的社會公民）提供的支持視為“外掛”“占用公共資源”。社會包袱的疊加，使得張洪一開始的登峰旅程，就顯得比單純享受攀登的人要沉重和困難得多。 值得注意的另一點是，張洪面臨的壓力，顯然不僅僅是作為有障人士被社會非正常對待，還有傳統社會對男性社會性別角色的期待。 正如導演在闡述故事的時候提到主人公借登山向社會證明了他是一個真正的男子漢。傳統社會中的男性被期待為事業有成的、勇敢無畏的，在勞動分工中承擔起為家庭提供經濟支持的主要責任，支配性的男性氣質帶有明顯的身體性，它鼓勵“陽剛有力量的”的身體。在父權結構明顯的社會中，不滿足期待的男性會被排擠，進一步失去資源。而戶外運動正是一個傳統上被認為能彰顯男性氣質的領域（“身體的男性氣質就是體育所象征的體力和技能的結合﹝康奈爾〕”）。張洪在盡力做一個傳統社會期許的好丈夫和好父親，只是陪妻兒旅行、做家務、努力工作顯然未能完全滿足（他所感受到的）社會期待（盡管對于妻兒來說這樣是足夠的），他需要登珠峰這項一般人都不敢挑戰的“了不起的事”，重新塑造他的社會角色。 在放映現場一位男性觀眾的提問巧妙地側面佐證了這一點，他問張洪為什么會在營地流露出想要撤退的懊悔。張洪科普了在高海拔狀態下人情緒的難以控制，并且半開玩笑地說自己后面再去想當時的情緒都覺得很好笑。但實際上，“負面情緒的流露”并不可笑。男性觀眾的提問，恰恰說明了父權社會對于男性“勇敢堅強”一類的男性氣質要求多么深入人心，使得脆弱情緒的偶然流露都成為了一件需要發問（被默認有損男性氣質）的事。我反而覺得，張洪在營地的痛苦和哭泣，想起妻子為他采下小花流露出的溫柔和脆弱，都是影片極其動人的部分，這些細節讓我們得以了解在社會性別角色捆綁之外的男主人公，了解人性更具體生動的一面。 而感謝夏瓊女士，她具備的無限的愛的能力，在她的丈夫深受社會之網約束時，她用她的活力不斷豐富著影片的維度。她深知兩人的差異，在為丈夫默默做了許多看不見的勞動的同時，她努力地不失去自我。她熱愛她的工作，知道一個人做自己喜歡的事是多么快樂。也正是因為這樣，她理解丈夫的“自私”。有“自我”的愛才更長久。如果有一天，我們能真正接納每個人對“自我”需要的表達，尊重每個人夢想的權利，包括那些弱勢的、缺乏資源的個體，攀登珠峰才能如張洪在沖頂最后幾天所感受的一樣，回到人與自然的關系本身。 寫到這里，我又想起前幾日讀到的女性戶外運動愛好者寫的文章，文章中詳細地書寫了女性戶外運動愛好者在這一領域當中遭遇的月經羞恥、排尿困難等種種不便。對于這些體能已經極其出色的優秀女性而言，自然山峰本身的障礙，并不比社會溝壑更難翻越。至今為止，有關登山的電影，我們已經有了講述少數民族孩子主動或被動成為登山向導的影片，有了攝影師攜帶大型設備登頂的影片，有了描寫有障人士超越身體與社會障礙登山的影片，我也小小地期待一下，未來有一天我們能在中國的大熒幕上看到講述女性戶外運動者困境和行動的電影，希望這一天并不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