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涉及未成年人拍攝對象的紀錄片，從拍攝過程到呈現方式都需要小心再小心，去維護拍攝對象自由成長的空間。這是我們整個團隊在《風起前的蒲公英》的各個制作環節中共同默契守護的原則。 當然，這本應該是所有紀錄片人都應該堅守的拍攝倫理，因為觀眾和創作者通過攝影機共同完成的注視本身就是一種掠奪式的特權，而任何拍攝對象所敞開的自我又都是一樁樁如何慷慨的信任。但在一個一切以“刺激性”先行的創作和審美環境中，如何保持彼此作為“人”的尊嚴架設起攝影機，成了我們整個團隊時刻提醒自己的事情。 蒲公英的拍攝和剪輯也因此經歷了漫長的過程。本片的題材所涉及的社會學層面的議題，天然有著強烈的戲劇性，這種戲劇性可以輕易的以沖突的形式煽動情緒，這種“便捷”對于創作者是帶有血腥味兒的，極容易刺激創作者的神經本能地向其興奮撲食。但當我們真的置身于蒲公英校園，看進一雙雙澄澈的眼睛里，心里的聲音告訴我們：這種靠著客體化拍攝對象帶來的廉價刺激所組織起來的觀賞快感不是我們想要的。那么，我們就需要找到別的對的路徑，但那又是什么呢？ 從人類學的角度，進入新的社群的過程總是伴隨著各種文化沖擊的，而人類學者自身如何消化和轉化這些新鮮的沖擊也是研究的重要一部分。而我們在這個片子拍攝和組織素材的過程中首先面對的最大的困難，就是拍攝對象的不確定性。對于紀錄片來說，與對象建立關系的過程是緩慢而有機的，當雙方的張力達到了合適的契機，比任何強加的沖突都要動人的“真實”就自然會流淌出來，但蒲公英學校學生的特殊屬性與這種需要時間來培養關系的屬性是相斥的，經常會出現當我們還在建立關系的過程中，就被告知拍攝對象將因各種原因轉學離開。反復出現的這類事情讓我們十分崩潰。直到和合唱團袁老師的某次交談里，聽到她說這就是蒲公英的學生們經歷的常態。那一刻我們突然意識到，自己應該放下創作慣性，而重新思考獨屬于這個社群的拍攝的方法和組織敘事的方式——不是以一個“創作者”去探究，而是作為“親歷者”去體驗。 于是，社會學上的標簽和框架都已不再重要，我們把攝影機置于這群小蒲公英之間去看去聽去感受，并最終以他們的“心理體驗真實”為基準來組織敘事，讓觀眾也可以以攝影機為眼、以音響為耳，以音樂為情，去體驗屬于“蒲公英們”的青春，跟著他們興奮或失落、告別和長大。 我們也希望通過這樣的創作思路，把個體的經驗經由銀幕投射到每一個觀者的經驗里，讓他們的感受與我們的記憶連通起來，把一個個“他們”變成為更多的“我們”，每一個參與其中的人便都能短暫的感到不再孤單。 影片的最后選取的音樂，來自龔琳娜老師。她寫道： 謝謝你來到這個世界 幸福像鮮花一樣在我的心中盛開 一聲啼哭奏響你燦爛的序曲 一絲笑靨渲染我生命的色彩 快樂敲打我甜蜜的腳步 歌聲熨平我人生的感慨 這聲感謝放在這里，是我們想要說給因為本片拍攝與我們的生命相遇過的拍攝對象們的。而當成片被投射在銀幕上時，這句話也同樣說給因為有緣看了本片的觀眾們。因為看與被看，我與我們站在一起，于是都能多一絲再次笑起來的勇氣，那便是很大的幸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