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撰文/法蘭西膠片 7月20日晚，鄭州洪災，我刷著微博，在朋友圈本能地轉著救災信息，各種求救電話啊，受災表格啊，幾乎一宿沒睡。直到21日凌晨四五點，前方搶險信息不再高頻更新，我才緩緩躺下。躺下也沒立刻睡著，半迷著眼睛，漸漸意識到屋里有了輪廓。 也就睡了三鐘頭，在這錯愕、難過的時刻，萬達影業的朋友發來一個看片邀請，說他們有一部主旋律電影半個月后要上。 我聽著胸口就有點憋悶，干嘛要在這個時候看一部“歌頌體”？干嘛是今天？試問誰看得下去？ 我說能回頭再說嗎。對方說，這部主旋律有些內容和你想得不太一樣。我就準備帶著七分怒目去看了。 第一場戲，有點驚，60年代，主角不惜冒著風險，從豬圈里撈上來一個知識分子右派。 頓時覺得有點意思。 很快，故事轉戰到河南，剛至此地，主角就經歷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絕望景象，三個字：窮苦死。 電影進展到中途，更震驚的情節來了——一場突發的洪災，主角身為當地書記，挨個敲醒了每一位干部，集體沖到受災一線救人。 是巧合，但巧合之下更是對現實的批評。 這部電影叫《我的父親焦裕祿》，導演范元，峨眉電影制片廠的“50后”老將，同時也是90版《焦裕祿》導演王冀邢的老同事，20多年沒上大銀幕，這次迅雷出手。

導演范元

雖然范元自嘆早已被這個時代淘汰，但是《我的父親焦裕祿》能點燃他，有一個長久的原因。 他迫不及待地想重新探討一件事——真正的干部，真正的共產黨官員，應該是什么樣？ “我們今天見到的官員，那確實是‘官’，一個比一個像‘官’，哪怕職位再小，就一科級，他一出來，你就知道他是個當官的，更別說現在的縣委書記，我真的見過太多這樣的書記，坐著小轎車，走到底下，站在田埂上指點江山，周圍站一大堆人點頭哈腰，然后上車拍拍屁股走人，這就是今天官員留給大家的印象——大家已經很反感了！” 一聊起來，就能感到范導是個老派，拍這部《我的父親焦裕祿》，做了非?？b密的取舍、平衡，在今天想做到主旋律下有所表達，必須拿捏住分寸。 “以往的主旋律電影有一些模式化概念化的東西，觀眾是厭倦的。一聽說是主旋律，大家就想到豪言壯語，標一個口號，主角神一般的存在，觀眾對此有一些排斥了。” 他很有這個沖動，電影也很有這個受眾區間的感染力。 “一位層級很高的官員，看完后，在放映間坐了10多分鐘都不起來。最后他們握著我的手說，你這個電影就是一面照妖鏡，9000萬中國共產黨員都應該來看一下這部電影?！?對于一位老制片廠工作的老導演，這樣的評價，振聾發聵，也問心無愧。 但對于我們今天的社會，對于我們今天的現實，范元導演依然陷入深度的焦慮中，“我拍完這部電影，沒有一天是開心的，我心里一直是很沉重很沮喪。” 本篇深度采訪，8000余字，都是抖擻的字。

01.經典之光 第一導演：首先我很好奇，你20多年沒拍電影，怎么就進入到這樣的創作上來呢，其中的過程是怎樣的？ 范元：就在去年的這個時候，2020年8月2號，我第一次看到劇本，接著8月4號和制片人見面，6號和監制見面，16號到蘭考和焦守云二姐（焦裕祿之女）見面，這個事就定下來了。 第一導演：節奏這么快？可是你怎么預估這個項目呢？ 范元：他們之前也找過一些導演，找到我的時候，時間確實比較緊張了，當時明確要在10月中旬開機。 因為以往拍電影，我前期案頭工作至少要半年，包括看景，確定演員，寫導演工作臺本……可是這次特別緊，就一個多月，同時還有一些事務性的事，比方說和其它單位的合作，聯合出品方的很多活動我都必須參加。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腦子里一直在琢磨怎么拍這個戲。當我看完大量的資料，和二姐反復交流后，這個片子開始慢慢清晰起來，我還是有一點信心的。 最后留給我寫導演工作臺本的時間只有11天，寫完已經是9月底了，趕到山東博山就開始最后的籌備工作，大量的演員入組，那么多需要加工的場景，很緊張……現在來看，因為大家的心氣都比較一致，最終完成度還是比較高的。

范元導演工作照

第一導演：當時為什么找你來拍，是預感到你對這個項目有興趣？ 范元：他們一開始可能沒有怎么考慮我感不感興趣，只是覺得我是一個人選，交流下來，大家的目標挺一致，溝通比較好，能談到一起。 第一導演：這個目標是什么？ 范元：我會把這個片子拍成什么樣子，在我的表述下，他們能接受。 第一導演：焦家的訴求是什么？你的負擔又是什么？ 范元：以往的主旋律電影有一些模式化概念化的東西，觀眾是厭倦的。一聽說是主旋律，大家就想到豪言壯語，標一個口號，主角神一般的存在，觀眾對此有一些排斥了。 二姐跟我說得最多的就是，她父親是一個很溫暖的人。我就在想，我有沒有能力把焦裕祿還原成一個人，就像他在你的身邊呼吸。

其實焦裕祿并不完美，他有很多很多遺憾和欠缺的事，對母親、妻子、兒女來說，他不是一個能做到天衣無縫、滴水不漏的人，沒有，他虧欠得太多了。 當然，之前1990版《焦裕祿》是中國電影史上的高峰了，這是大家公認的，李雪健老師的表演也是登峰造極。特別湊巧，我本身就是峨眉電影制片廠的導演，90版《焦裕祿》就是我們峨眉廠拍的，王冀邢導演就是我同事，所以你想我這個壓力是非常之大，不是一般的大。

《焦裕祿》（1990）海報

第一導演：拍之前跟王冀邢導演交流過嗎？ 范元：拍前沒交流，拍之后，我們倆做了一個節目，前后30年兩個拍焦裕祿的導演坐在一起聊了聊，蠻有意思的。他很喜歡我這一部，這個節目很快就能看到。 02.拍攝之苦 第一導演：做這部電影的過程中，有沒有冒出一些顛覆性的表達？ 范元：很多觀眾看完這部片子，覺得有很大的突破。第一，60年代初，這是建國后非常艱難的一段歲月，我們拍了蘭考當地的逃荒、要飯、餓死小孩、吃大雁屎等等，這些情節以前大家都不太好去表現，因為它過于負面。但如果沒有這些東西，我心中的焦裕祿是不成立的。 所以我想了很多辦法，這在分寸上對導演來說是一個考驗。比如反復強調焦裕祿見不得別人受苦的這種人格，同時片尾在與母親訣別時把這種人格的成因揭曉出來，實際想強調的是忠孝不能兩全。 忠孝不能兩全的核心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焦裕祿沒有享受到，也沒有看到。他在蘭考做書記的475天，實際上不到一年半的時間，很短，他就去世了。475天改天換地？這是不可能的，沒有這種可能的，但他留下來的精神一直受用到現在，才有著蘭考的今天。

第一導演：剛才說餓死小孩的戲，焦裕祿剛到蘭考就救下來一個快斷氣的孩子，這個戲是怎么衡量的？ 范元：這個是這樣的，在導演臺本里面，救小孩這場戲在后面，大概在三分之二的地方。后來剪的時候，我們把這場戲移到前面來，和其它救民的戲并到一起，也是想讓這種沖擊力更強烈一點。 這就是當時蘭考的現狀啊，孩子快餓死，但還沒斷氣，家里人卻已經決定把孩子扔了。緊接著我們拍了要飯一家人的戲，他們就連吃大雁屎也藏著不讓別人知道。再跟著，拍火車站難民，那種一擁而上扒火車的景象，令焦裕祿非常震驚。 第一導演：很像《一九四二》里的河南難民。 范元：對。扒火車這個戲我們是在山東博山拍的，這是焦裕祿的故鄉，也是中國孝文化的發源地，當地政府和老百姓給了我們非常大的支持。 我就舉一個例子，扒火車這場戲，我們用了幾百個群眾演員，這些群演聽說是拍焦裕祿，就來了，一大早就去換戲服、化妝，一直排練到晚上，沒有任何一個人要一分錢。山東政府還專門給我們調了一個車頭，按我們的要求把車皮編組，那條路好多年都沒有火車走了，必須慢慢地開進來，一會往前，一會往后，一會走了，一會又回來了，折騰了一晚上，也很危險的。 第一導演：我插問一句，我單純好奇，就是拍焦裕祿帶頭吃大雁屎，那道具是拿什么做的？ 范元：我還真不知道是什么，當時我跟道具師要求，他們往嘴里咽的東西肯定不那么好吃，肯定不順溜，一定是干澀難嚼，難以下咽，只是這個東西無毒無害可以吃。 第一導演：焦裕祿出門勘察回來洗頭時洗出那一臉盆的黑水，道具又是怎么做的呢？ 范元：可能是拿茶葉水兌的，現場拍的時候沒有那么黑，但后來調色時為了和環境匹配，顏色略微調深了一點。你說的這個是對的，應該淡一點，因為都洗了三次了，水不可能還這么黑。 第一導演：再說說內澇戲的拍攝吧，你知道嗎，特別巧合，電影首映當天，正好是鄭州洪災。 范元：是的，確實太巧了，正好那天鄭州發大水。我跟你說，我們拍這個戲的時候，內澇這組戲原來劇本是沒有的，我跟郭曉東討論劇本的時候就談到蘭考的三害，這個劇本里風沙、鹽堿都提到了，唯獨內澇沒提，于是我就寫了這么一組戲。

第一導演：你隨便寫幾筆，預算又要加。 范元：是，拍這一場戲我們就花了一百多萬，我們是在平地修了一個幾百平米的池子，在池子里搭了這個村，焦裕祿戲中救了一個老太太，內景外景都要拍，房屋倒塌也要真拍，當然倒塌是我們人工做的，用威亞拉倒的，費了很大的勁。 但我想傳遞的東西就是，焦裕祿把人民看得高于一切。所以那天首映完了以后，網上有很多人很憤怒，當時看了我都有點肝顫，TMD你們能不能學一學焦裕祿，深夜下暴雨，他把所有當官挨個敲醒，沖到一線去搶險。 如果都有這種精神，哪還有鄭州隧道的悲劇？一而再再而三地拖延，就是不作為！包括現在南京的疫情，也一樣。 電影里確實是一個巧合，但它也恰恰說明了一點，我們缺的就是焦裕祿這種干部！

《我的父親焦裕祿》片場照，導演范元（右二）、郭曉東（左二）

03.為官之道 第一導演：聊到焦裕祿的官員形象，其實電影一開場，他是一名車間主任，還不是書記，外形上不是很典型的官員形象，你是怎么設想這樣的開局的？ 范元：焦裕祿本身是一個官員這是不爭的事實，電影開場，他是洛礦一金工車間的主任，也還是一個官員。 第一導演：那時候他的級別多高？ 范元：他在洛礦其實就算高層干部了，因為他離開洛礦的時候是黨委委員，是生產調度科的科長，當時叫科長，現在應該叫處長了。在當時中國的干部體系里，你到十三級就叫高干了，他在洛礦是十四級，差一點點就是高干，所以他當時的級別是很高的。

《我的父親焦裕祿》片場照，右二為導演范元

但焦裕祿在洛礦的時候，身體已經很不好了。而蘭考在那時候是“災區栽干部”，這是一句俗語，官員是打死也不去那的，曾經有干部聽說上級要派自己去蘭考工作，嚇得嚎啕大哭，情緒崩潰，苦不苦先不說，你到了蘭考就完蛋了，你干不出什么業績來，仕途肯定到此為止。 但焦裕祿就說了兩個字：我去！ 他就去了。 從一開始，我在腦子里醞釀這部作品的時候，我就一直在想——真正的干部，真正的官員，他應該是什么樣？ 我們今天見到的官員，那確實是“官”，一個比一個像“官”，哪怕職位再小，就一科級，他一出來，你就知道他是個當官的，更別說現在的縣委書記，我真的見過太多這樣的書記，坐著小轎車，走到底下，站在田埂上指點江山，周圍站一大堆人點頭哈腰，然后上車拍拍屁股走人，這就是今天官員留給大家的印象——大家已經很反感了！ 既然有這次幸運的機會，讓我來塑造焦裕祿這樣一個形象，那他在當年是什么樣，能不能和今天的觀眾產生共鳴，我覺得我要把這條脈絡找到。 我翻閱了大量的資料，有一點在我們電影里沒有表現，就是焦裕祿出門是不能帶現金的，哪怕有兩、三毛錢，他回來肯定一分錢都沒了，為什么？因為他見誰日子過得苦，就當場把錢給人家了。冬天他從外面回來經常一身單衣，為什么？他見別人穿得少，冷，他就自覺地脫下來，棉襖給別人了，大衣也給別人了，這些人誰啊，他一個都不認識?。?/strong> 共產黨的干部就應該這樣！只是現在很多官員他做不到。這是焦裕祿本能的共情能力，對他人的遭遇與疾苦感同身受的能力，這是非常卓越的！ 我就在想，咱們今天的官員有沒有這種共情能力？老百姓的疾苦你真的感同身受，你真的痛心嗎？

導演范元

第一導演：你會現場拍著拍著憤慨起來嗎？ 范元：有過，但你看這個電影，基本是沒有反面人物的，唯一像反面的可能就是調查組。我們沒有給焦裕祿身邊設置真正的反派，沒有，而且也沒有在這個方向上做特別強烈的戲劇沖突。 因為這個是有風險的，風險在哪兒呢？一是意識形態上的風險，另外，你讓焦裕祿在大量的人際爭斗當中去工作，去生存，這樣內容會變得復雜，也不利于樹立焦裕祿精神，它不像今天，今天是一個官本位占了很大比重的官場形態，當官就是當官。那如果我設置很多的對立面，設置很多的反對方…… 第一導演：就感覺好像過于挑釁了？ 范元：對。 第一導演：還是得平衡它。 范元：對。我們強調得更多的是自然環境的惡劣，蘭考當時三害肆虐，百姓民不聊生，我們更多是跟自然做斗爭而不是和人做斗爭。 第一導演：所以電影開篇第一個情節，焦裕祿試圖從豬圈里撈出來一個被打壓的知識分子，我還蠻驚的。 范元：這個情節擱在今天也是有風險，還是我剛才說的，焦裕祿本身有傳統文化賦予他的共情能力，所以我們在處理的分寸上做了很多設計，我把撈右派這件事上升了一下，上升到一個民族企業的自信上，所以焦裕祿搭救陳繼光這樣一個右派，一個刑滿釋放的人，做這個事的意義就不一樣了。 我盡量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理解，因為這場戲不能刪，刪了，整部電影就不成立了。 第一導演：焦女士怎么看這種處理辦法？ 范元：二姐是認可的，他們都認可。我做這個戲，我覺得我的初衷一點都沒有錯。 第一導演：做官員內部試映的時候，大家看后都什么反應？ 范元：一部分相當有級別的官員看完后，向我顯露的基本都是愧疚。 第一導演：明白。 范元：其中有幾位層級很高的官員，年齡也不小了，看完后，在放映間坐了10多分鐘都不起來。最后他們握著我的手說，你這個電影就是一面照妖鏡，9000萬中國共產黨員都應該來看一下這部電影！ 這句話，他們是流著淚跟我說的。 第一導演：這應該就是這部電影的最健康的效果。 范元：對。

導演范元和主演郭曉東

04.命運之響 第一導演：其實現實地說，在咱們當代物質世界的體貌之下，在欲望的催產式生長之下，不可能再有像焦裕祿這樣的人。 范元：首先我不否認我們目前生存的環境就是一個物化的世界，說物欲橫流也不為過，一切以物質來評判一個人的標準。 可是沒有辦法，做這部電影，我的能力也有限，我只能說一個人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我盡可能找到這樣的一個角度來表達這個意思，我覺得我已經盡力了。 第一導演：說到精神，其實電影也有很浪漫的地方，焦裕祿陪女兒去賣咸菜，我就覺得是很浪漫的一件事。 范元：你這個說得還比較準確，我有一個大學同學，他看完這個電影給我發微信，說特別喜歡這種現實主義敘事風格下又嵌入了一絲憂傷的浪漫。 第一導演：包括焦裕祿最后看望母親，他竟然像孩子一樣從身后抱住了她。 范元：這場戲如果不這樣拍，不累積情緒，后面的忠孝不能兩全的那個下跪就沒有力量。 第一導演：關于焦裕祿的最后病痛死亡的描寫，是不是曾設想過往狠里拍？ 范元：二姐和我交流的時曾說過，她聽她媽媽講的，父親在病到晚期的時候，醫生跟他們家屬說，焦裕祿的病，只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活活餓死，一種就是活活疼死。 這句話很震憾我。當時他已經不能進食了，給他做一碗豆漿往嘴里灌都要流出來的。在最后的時刻問他最想吃什么，他說，想吃黃瓜，馬上給他找黃瓜，把黃瓜刨成很細很細的絲，塞到他嘴里，根本嚼不了，更咽不下去。 他最后疼得用煙頭燙自己，說是疼痛轉移法，這都是真事。本來我們拍了煙頭直接燙在胳臂上的特寫鏡頭，有滋滋的聲音，也有煙冒出來，后來拿掉了，說太殘忍，很多人看了覺得不行，接受不了。

第一導演：他不打止疼針的最深處的動機是什么？ 范元：如果你這個針打下去，病能好，我就打，你打下去它也好不了，隔一會我還得疼，那何必打它。蘭考這么窮，能省一筆錢是一筆錢。 第一導演：我其實是想問，就是你有沒有半夜想過，焦裕祿作為一個肉身凡胎，他怎么會產生這種超人的特質？這個特質的根源就是政治信仰么？ 范元：這個問題，我在一部電影里不可能都展現出來。對焦裕祿的生平了解后，我就覺得他能做到這些。我簡單跟你講一講。焦裕祿很小的時候，因為貧窮，父親就上吊自殺了，母親當時把他和他哥哥拉扯大。拉扯大了以后，日本人就來了，以抓勞力就把他給抓走了，送到東北撫順去挖煤，關在集中營里。那就是生不如死，他在日本人手下待了一段時間，每天在礦洞里挖煤，吃的也很糟糕，受到很多屈辱。后來他居然逃跑了，他很聰明，千里迢迢跑回了山東，但是他沒有良民證啊，沒有良民證，你無法生存。這會他開始接觸共產黨的地下組織，覺得這個孩子不錯，開始慢慢地發展他。有了組織以后，他覺得他活得像個人，他有一種很強烈的，來自于傳統文化當中的那種報恩的思想。你懂我的意思了吧。要從根上去刨，那就是傳統文化對他的影響太深了。 你剛才問我半夜有沒有想過，我不可能不想。我去焦裕祿的家看景，去生他的那個小院，現在是個文物保護單位，確定就在這個小院拍攝后，大家坐在院子里把會議開完，我說你們等我一下，我就到那個小房間里坐了一會，坐了將近10分鐘。 那10分鐘里，我跟焦書記像隔空對話一樣，我當時特別想問：你為什么是這樣的一個人？就像剛才你問我一樣。畢竟是一個肉體凡胎，你為什么能做到這個程度？所以我就加了一場戲，精忠報國，岳母刺字。 第一導演：我最后問個艱難的問題，假設，焦裕祿當時沒有離世，經歷后來的十年動蕩，你覺得他的命運會有什么改變？ 范元：今年，有一位山東的退役將軍出了本書，叫《大河初心》，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他花了很大的精力，把焦裕祿生平里的一切，寫成了很厚的一本書，寫得很好。

其中，也提到了你所說的這個問題。他認為，如果這樣發生，也許會是悲劇。 所以我拍完這部電影，沒有一天是開心的，我心里一直是很沉重很沮喪。 我最好的朋友都問我，說你看你都過60了，一半的人都歇菜了，都回家抱孫子了，拍出這樣一個作品，怎么一點都不興奮？ 我真不興奮，我TMD都抑郁了！我為什么要把焦裕祿拍成今天這個樣子，一想你會特別難受你知道嗎？ 我這個人，從沒拍過個人化很濃重的作品，從來沒有過。我也確實很多年沒拍戲了，沒拍戲的原因，是我覺得我已經被這個時代淘汰了。投資人喜歡的東西，我真的接受不了，三觀都不一樣，始終還有找我的劇本，但你產生不了共鳴。我后來就直接去大學里教書去了。直到《我的父親焦裕祿》的劇本來了，我真的眼前一亮。 我一直堅持文以載道，一開始寫小說，后來走上導演這條路，我還是想樹一個很正的東西，所以這回答了最開始你問我的問題，為什么要拍這部電影，我覺得這個東西我真的能產生共鳴，我欣賞焦裕祿、敬佩焦裕祿，因為我在身邊看不到像他這樣的人。 *本文首發微信公眾號第一導演（ID：diyidy），歡迎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