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日語的第三年，在日常的語法課之余，我報名了日本文化電影相關的討論課。而《赤足小子》正是某一節課老師布置的課后作業。同班的美國同學Dan私信我，問我要不要一起觀看并且討論，我欣然答應。就這樣，一個美國人，一個中國人，一起看了一部講述日本原子彈爆炸的電影。現在想想，有種微妙的神奇感。 故事的開始，主人公Gen一家在原子彈爆炸前夕的廣島努力生活。其實從許多細節可以看出當時日本內部就已經存在著許多矛盾，而反戰并不是主流觀點。一個佐證就是當Gen的父親明確表達了對戰爭的厭惡的時候，他告訴Gen，自己在他人眼中大概是一個瘋子，而那些人在他眼中才是瘋子。但爆炸前夕的描寫主要還是集中于生活中的美好，這其實很好理解，畢竟悲劇就是把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所以當原子彈落下的那一瞬間，我不得不承認，我是充滿了悲傷的。尤其是動畫細致地將原子彈毀滅下的人與物就那樣血淋淋，不加一絲修飾的曝露在我眼前的時候，我感受到了恐懼。但恐懼與悲傷過后，我似乎也感受到了自己內心的復雜情感。在之后，Gen一家如何艱難生存，如何經歷生死，所有的故事都撕扯著我內心的情感，我感到悲傷，但我又很難表達同情。 Dan在電影結束后告訴我，他在高中時，老師曾經給他們展示過原子彈爆炸后的廣島長崎。當時，他前座的女同學淚流滿面的轉過來對他說：“他們可真可憐啊。”我看著屏幕那頭的他，忽然感覺我失去了與他人共情的能力，我不知道該說什么，我告訴他：“Sorry, I have a much more complex feeling as a Chinese whose country was invaded during the WWII.” 二戰后，幾乎所有國家都開始反思戰爭。我懼怕戰爭從而反對戰爭是因為我知道戰爭骯臟而又殘酷。這種認知是從無數的歷史記錄中得來的。我知道戰爭中孩童是如何被殘忍殺害，婦女是如何被奸淫搶掠，大屠殺處處發生而沒有任何后果。所以，我厭惡戰爭，即使有一天，我不是受害者。 橋本明子在《漫長的戰敗》中這樣描述日本的戰后反思：“A nation's memory of war and especially of its defeat does not produce a monolithic, consensual picture but creates a conflictive and polyphonic public discourse....The contentious politics of memory in the 1960s and 1970s reached a point where different stakeholders came to share a measure of agreement in remembering the Japanese side of the suffering. Even if they disagreed on whom to designate as heroes, victims and perpetrators, or how to remember Asian suffering inflicted by Japan during the war they shared a memory of their own losses and could not deny the visible hardship that was around them. .... Ultimately this developed into powerful antimilitary and antinuclear sentiments that became integral to the culture of defeat.” 日本的很多反戰電影，比如《和媽媽一起住》，《赤腳小子》都在描述日本人在戰爭中收到的傷害。然而，當鏡頭聚焦在了侵略者而不是受害者時，人們應當反思什么？如果美國沒有投下原子彈，日本沒有輸掉戰爭，那么日本人還會煎熬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是不是意味著，如果一個國家有足夠的信心去贏得戰爭，就可以無所顧慮，無所畏懼呢？ 電影中，在天皇宣布戰敗時，Gen一家正在收斂家人骸骨，這時，一對夫妻經過，大哭道：“我們戰敗了！”。Gen的媽媽質問他們，為什么是現在而不是更早的時候。沒有人回答她。諷刺的是，在第一顆原子彈落下后，天皇仍然沒有選擇投降，這才導致了第二顆原子彈爆炸。在那時，當天皇宣布戰敗后，還有多少人抱持的不是“我們一開始就不應當發動戰爭”而是“我們為什么戰敗了？我們應當還能堅持的！”呢？從這一點出發，一種模糊了有罪和無辜的反戰方式，真的讓人們反思戰爭本身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