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種族改良與人種進化:種族學說）  1938年秋天，一個叫做Knauer的人寫信給希特勒，說他的兒子生下來就失明、智障、少一支胳膊和一條腿，撫養他將給家庭造成嚴重的負擔，并且他活得極為痛苦，因此請求允許“仁慈的死亡”（a merciful death）。希特勒讓他的私人醫生卡爾 布蘭特（Karl Brant）前去檢查，如果情況屬實，他將有權對這個孩子執行安樂死。 Knauer案例成為了納粹之后執行安樂死的標準模型。1939年3月，卡爾 布蘭特在希特勒的授權下組織了一個秘密委員會，專門負責對有殘疾或智力障礙的嬰兒執行安樂死。該委員會由總理府直接負責，由Hans Hefelmann主管，對外宣稱是“嚴重遺傳性疾病科學治療委員會”（Committee for the Scientific Treatment of Severe, Genetically Determined Illness），簡稱T4。該組織的成立，標志著納粹德國“安樂死”運動的正式開始。 1939年8月18日，該委員會下達文件，要求接生婆和醫生遇到出生時帶有先天畸形的嬰兒必須到當地衛生部門進行登記，原因是要“弄清先天畸形和智力障礙領域的某些科學問題”。每登記一個將受到兩馬克的獎勵。由接生婆和醫生填寫的問卷被送往柏林，幾位醫學專家(Catel, Heinze, Wentzler)根據問卷的情況進行某種“篩選”(Selection)。添加到安樂死名單中的嬰兒用“ ”表示，允許活下去的嬰兒用“-”表示。被判死刑的嬰兒迅速被轉移到指定執行安樂死的28家大醫院中，而孩子的父母被告知這種轉移是為了進一步“特殊治療”。執行安樂死的方法包括注射嗎啡，喂食毒藥，氰化物毒氣等等。而最簡單的辦法就是，不采取任何醫療措施，讓帶病的嬰兒“自然死去”。納粹醫生認為，這樣可以最少程度地避免外界的批評，并宣稱他們只不過是取消了干預，讓本來該發生的事情自然發生而已。在納粹的醫學哲學中，現代的醫學技術是對“達爾文進化論”的一種挑戰，因為輔助生育導致那些本來應當被“自然選擇”所淘汰的劣等基因存活了下來，這對“種族的進化”是一種妨礙。如果沒有醫生的介入，帶有先天性疾病的嬰兒根本不可能存活。 起初，安樂死僅限于三歲兒童以下。然而，在1940年11月的一次會議中， Hefelmann認為三歲以上的兒童應當享有同等的“關愛”。1941年7月12日，政府下令德國所有的醫生、護士、以及相關醫療人員，對所有帶有身體殘疾的兒童進行登記，不僅僅只是嬰兒。并要求所有教師向當地衛生部門報告殘疾學生的情況。不報告者將受到150馬克的罰款并判一個月監禁。這種“醫學關愛”很快從三歲擴大到了八歲、十二歲、十六歲、十七歲。 “安樂死”運動本來主要針對的是嬰兒和兒童，但納粹政府立即發現這也可以是解決成年殘疾人問題的一個有效措施。起初對身體殘疾或智力障礙的成年人主要進行的是絕育（sterilization）,而不是“安樂死”。1933年7月14日，納粹政府通過了預防患遺傳病后代法(the Law for the Prevention of Genetically Diseased Offspring),即絕育法(the Sterilization Law)。絕育的對象是那些患有嚴重“遺傳性”疾病的成年人，包括弱智、精神分裂者、躁狂抑郁癥患者、遺傳性癲癇患者、亨廷頓舞蹈癥患者、遺傳性失明或失聰、或者嚴重酗酒者。最初使用的絕育手段主要是輸卵管結扎（女性）和輸精管切除（男性），后來則使用大劑量X射線照射。在“安樂死”運動興起之后，納粹醫生們開始用“安樂死”來代替“絕育”，因為“安樂死”顯然要比“絕育”來得更直接與徹底。1939年10月，第一批“安樂死”申請被送到了政府專門機構，由48位醫學專家評審。在總共283，000份申請中，有大約75，000名病人得到了批準。如此大規模地執行“安樂死”也很麻煩，很多病人直接受到槍殺處理。 然而，“安樂死”從一開始就受到了各方面的抗議，尤其是天主教會。1941年8月24日，希特勒被迫給布蘭特下令，禁止精神病院繼續毒殺病人。然而此時已經有65，000-70，000名病人被迫接受了“安樂死”，早已實現了預期目標。“安樂死”運動并未因此而消退，反而愈演愈烈。1942年，執行“安樂死”的權利中心由T4委員會轉移到了各個醫院，醫院自行決定是否執行安樂死，實際上導致了“安樂死”運動的進一步擴大化。 猶太兒童本來是被排除在外的，因為他們還不配享有“安樂死”這樣的“關愛”。在納粹醫生看來，“安樂死”是一種“仁慈的行為”（merciful act），它讓病人以最小的痛苦平靜地死去，免受更大的痛苦。尤其是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嬰兒，在他們能夠感受到痛苦之前就結束他們的痛苦，這是一種莫大的“關愛”。他們還援引帕拉塞爾蘇斯的名言：“醫學是一種愛”（Medicine is a love）。這種愛就是要“結束痛苦”（end the pain）。 1943年，這種“關愛”終于還是“仁慈地”給了猶太兒童，并且不僅給了殘疾的猶太兒童，還給了健康的猶太兒童。在此期間，大約有5000名猶太兒童被迫在醫院接受了“安樂死”。（P188） 更為恐怖的是，“病人”的概念范圍逐漸擴大，所有多余人口（Undesired People）都變成了納粹醫生所要醫治的“病人”，包括猶太人、吉普賽人、同性戀、共產主義者和戰俘，甚至包括窮人。（P162-163）猶太人不僅被認為是“不可治愈的病人”，而且其本身就被視作了一種“危險的病毒”。希特勒變成了德國“最偉大的醫生”，因為他要醫治的不是個人，而是整個種族和國家。希特勒出臺的“國家公共衛生政策”，即是要清除“猶太毒瘤”，讓社會恢復健康。“安樂死”的擴大化在“大屠殺”中達到頂點。“安樂死”的處理方法被廣泛運用于集中營,大批猶太人被送入了毒氣室。納粹醫生認為毒氣可以最快地讓病人以最小的痛苦死去，可以說是最仁慈的“安樂死”處理手段。在眾多的“最終解決”(the final solution)方案中，許多便是來自醫生的提議。醫生們在研究“猶太問題”的解決途徑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安樂死”運動一直持續到二戰結束，有幾點值得注意的地方： （1） 在納粹統治期間，不僅僅是猶太人遭到了屠殺，很多德國公民尤其是殘疾人和病人在“安樂死”的幌子下同樣遭到了屠殺。其死亡總數約為4,000,000，而猶太人死亡總數約為6,000,000。這一點很容易受到忽略。 （2） “安樂死”運動本是種族內部的純化運動，起初與猶太人問題關系不太。“安樂死”運動有一個逐步擴大化的過程：從嬰兒到兒童再到成人，從極端病人到普通病人再到普通人，從少數猶太人到所有猶太人再到所有“多余之人”。最后發展到一種無法控制的局面，導致“安樂死”的濫用。 （3） 納粹政府從上至下發起了整場運動，并成立了專門執行“安樂死”的中央機構，這恐怕是史無前例的。但是政府從來沒有強迫醫生去執行“安樂死”，只是授予了醫生執行“安樂死”的權利。因此納粹醫生對他們所犯下的罪行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現在需要思考的是，如何理解納粹的“安樂死”運動？在何種語境下它可以變得合乎邏輯和可以理解？它有理論和現實的根據嗎？納粹為何支持“安樂死”？ 其實，在納粹興起之前，“安樂死”已經是一個廣泛討論的問題。19世紀晚期，就已經有許多學者在討論如何殺死瘋子以減輕社會負擔。1912年，Dr.Namenyi在一次大會上提出通過“安樂死”手段清除“無用的白癡”（useless idiots）。1920年，Alfred Hoche醫生和Rudolf Binding律師合著了一本《解脫和消滅無用之人》（Release and Destruction of Lives Not Worth Living），倡導仁慈地結束“不可治愈的病人”的生命。理論上而言，納粹醫生所倡導的“安樂死”看起來并非毫無根據。進化論、優生學、遺傳學、種族衛生學等似乎在某種程度上都可以拿來支持納粹醫生的“正當性”。 （1） 進化論。前面已經提到，消極的“安樂死”就是取消照顧，讓病人自生自滅。在納粹醫生看來，按照進化論“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法則，某些疾病，尤其是遺傳性的疾病，是“自然”對“不適基因”進行“淘汰”的一種手段，而醫生的介入則打亂了這個“自然選擇”的過程，妨礙了種族的進化。 （2） 優生學。根據優生學的觀點，要對嬰兒進行“挑選”，以最好地保存優良基因。因此，不僅要“自然選擇”，而且還要進行“人工選擇”。在這種理論下，可以看到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納粹對嬰兒進行大規模“淘汰”，對帶有殘疾或疾病的嬰兒強制實施“安樂死”；另一方面納粹則在大力提倡婦女多生育，甚至強制生育。生育四個孩子以上的婦女將獲得國家頒發的十字勛章（The Honor Cross of German Motherhood），而二十歲仍未生育的女人將不被視為德國公民。在眾多鼓勵措施下，僅在1933-1935年之間，德國就多出生了290，000名嬰兒。 （3） 遺傳學。納粹醫生反對拉馬克主義，是孟德爾主義的堅定支持者，認為遺傳占據決定性的作用，而不是環境。由于很多疾病被證實具有遺傳性，納粹醫生堅持認為應當阻止這種遺傳，否則種族將可能面臨極大的退化危險。對嚴重遺傳病的患者進行“絕育”或“安樂死”，不僅關系到病人的福利，更關系到整個種族的福利。但是遺傳性疾病概念非常廣，比如同性戀、犯罪、貧窮等都被視作一種遺傳性疾病。 （4） 種族衛生學。實際上，“安樂死”最大的理論支持是來自種族衛生學（Racial Hygiene）。阿爾非德 普洛茲（Alfred Ploetz，1860–1940）于1895年提出種族衛生學的基本思想，強調種族進化的重要性。在種族衛生學中，最擔心的問題不是猶太人問題，而是對弱者的照顧(the care for the weak)。這部分弱者,尤其是殘疾人、精神病人和遺傳疾病患者，按照“優勝劣汰”的自然法則，本來應當被淘汰，然而社會給他們太多的照顧，使得他們幸存了下來，并繁殖了大量后代，而這些后代同樣需要需要社會的支持才能活下去。并且由于他們通常生育眾多子女，他們在社會的人口比例將越來越大，社會的負擔將越來越重。如此惡行循環下去，當他們成為社會絕大多數人口的時候，整個種族將面臨退化乃至消亡的危險。（P19-20）調查數據表明，這部分人口的比例在德國呈現出強勁的上升趨勢。該問題由此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當時，種族衛生學得到了許多醫生的支持。1905年，種族衛生學會(The Society for Racial Hygiene)建立，到1930年時，其分支學會已經有16處。 然而，“安樂死”運動的興起不僅只是具有以上所述的思想土壤，更具有許多現實的原因。在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和戰爭危機的多重背景下，使得“安樂死”看起來顯得十分“合情合理”。 （5） 經濟危機。1929-1932年的經濟危機使得原本就稀缺的醫療資源變得更加稀缺。戰后許多醫院失去了政府的經濟資助，面臨巨大的困難。由于缺乏食物，連醫生們都必須忍饑挨餓。這個時候還必須去照顧那些“無用之人”(useless eaters)，把食物分給他們，讓醫生們覺得簡直荒謬至極。在這種情況下，病人，尤其是帶有肢體殘疾或智力障礙的病人，被視為一種嚴重的社會負擔。 （6） 社會危機。納粹統治期間，社會矛盾激化，政府無力解決。通過醫學化（Medicalization）的手段,可以將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轉變成“醫學問題”，從而轉移社會矛盾。種族問題、性別問題、犯罪問題、貧困問題等一系列本該由政府通過行政或其他方式來解決的問題，變成了醫學問題或生物學問題，從而讓醫生們用手術刀（絕育）和注射劑（安樂死）來解決。 （7） 戰爭危機。自納粹上臺起，就一直在積極為戰爭做準備。納粹政府為發動戰爭而進行了周密的部署，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醫療保障，尤其是要有足夠的病床以治療受傷士兵。一戰期間，當受傷的士兵被送往醫院時，他們發現，醫院的大部分病床都已經被占用了，而且是長期占用。由此滋生了一種強烈的不滿情緒。顯然希特勒意識到了這個問題，要發動戰爭，就要清空醫院的病床。戰爭因素同樣成為了執行“安樂死”的隱藏原因。 需要說明的是，以上陳述并非表示對“安樂死”運動的支持，而是為了通過尋求某種“合理性”，以理解其何以可能發生？然而這里只是對文本的一個粗略分析以及對該事件的一個簡單解釋。真實的情況顯然遠遠要比這復雜得多。其中包含了各種理論的紛爭：醫學的、生物學的、遺傳學的、哲學的、倫理學的；同時又受到了各種外界因素的影響：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戰爭的。對納粹“安樂死”運動的研究，必須打破所謂思想史和社會史研究的隔閡，用一種整體的觀點來看待。這里可以借鑒席文先生所提倡的“文化整體”的概念，來分析整個事件的情況。該問題有待進一步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