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喪葬”是個很討巧的題材，它天生自帶一種深刻感。很多小說喜歡描寫葬禮的場景，烘托普通人在宿命面前的無力，讓人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人生投射到宏大的背景中去，比如《穆斯林的葬禮》，《百年孤獨》。喪葬也是一個很難以融入故事的題材，它本身是一個片段，一種狀態，缺乏前因后果，任何一個故事都可以由死亡開始，也都可以用死亡結束。上學的時候最喜歡把葬禮寫在劇本的結尾，人物的走勢一旦不明確了，干脆一死了之，表面上追求出人意料，震撼人心，其實這是最不負責任的寫法。《吉日安葬》雖然是喪葬的題材，卻沒有刻意追求葬禮在片子中的分量，而是情節先行，將葬禮作為過場，順水推舟，一筆帶過。用一個看似荒誕卻平實飽滿的故事承托了導演對社會諷刺的野心，是難得一見的舉重若輕。    片子的靈感源自于一則社會新聞，因為土葬改革，很多農村老人選擇提前在政策實施前死亡，以避免火葬，這是中國改革化進程中常見的場景，落后的傳統習慣和強制實行的新思想之間的矛盾。然而全片使用了非常簡潔，平實的電影語言去描寫政策和村民之間的沖突，沒有新聞里寫的老人抱著棺材哭天搶地，也沒有集體服藥自殺這樣的噱頭。反而是很自然的，用一段鎮長和老村長之間的對話，完成了對一個時代變革的背景描寫。甚至連這段對話中雙方的臺詞都是異常冷靜的，迂回的，各自透露著一分無奈。最后鎮長拿起帽子，撂下一句“你們村不是馬上要換屆嗎？”，作為一句中國觀眾心知肚明的諷刺語，點到為止，不拖泥帶水。對其后情節的鋪墊清楚利落，恰到好處。    導演王通是我大學同班同學，《吉日安葬》是他的研究生畢業作品。像很多獨立電影導演的處女作一樣，電影的語言扎根于他熟悉的環境。故事背景建立在一個特點并不明確的農村，就像中國千千萬萬正在轉型中的農村一樣，是抽象的，面譜化的。象征著集體時代的大喇叭廣播，灰突突的黑板描著“建設新農村”的大字，演員手里擦擦作響的搪瓷杯。這是一個高度符號化的時代，是一種對于故事背景中的傳統和守舊的暗示。它表達了集體和個人之間固有的聯系和疏離，使故事成為了一個一個可以發生在任何人身上的故事。即便如此，對于“土葬”的執念并不能很好的脫胎于農村的大環境中成立，起碼對于我來說，“為什么要土葬”是我在片子中一直不能明確得到解答的疑問。    導演使用了一種非常克制和冷靜的敘事手法，沒有過多的給故事背景和情節轉折尋找合理性，營造了整個歷史大環境中小人物生活的宿命感。這種有所保留的克制體現在角色上，使得老村長對于火葬的態度也是模棱兩可，易于妥協的。唯一表達了不滿的是他的兒子，而他的不滿不是對于政策本身，更多的是對自己的父親：“強制火葬的日子是初十，明明可以光明正大地土葬”。這是一種逃避式的反抗，善于尋找政策缺口的典型中國人的形象。    老村長為兒子的這份幼稚有些惱怒，因為他所做的這一切都是為了兒子能在村長換屆選舉中謀得一席之地，甚至不惜連累“委屈了老伴兒”，兒子卻并不想領父親的情。這是中國社會轉型中另一幅常見的圖景，傳統家庭中父權的逐漸喪失，父母為孩子安排一切的陳舊觀念正在逐步被質疑。父親的期待和兒子的叛逆之間又有一層沖突，這一層對立和沖突在某種程度上講代替了本應作為主題的，村民和政府之間的矛盾，使得影片不那么激進，那么諷刺，也更適應國內的文化氛圍。    如果說在這個荒誕的隨機事件打破平衡之前，人物的心理活動是合理的，明確的，那么在這個隨機事件發生后，整個故事才真正的飽滿起來，每個人才真正找到了他在這個故事中的作用和位置。隨著情節的發展，牽扯的人物越多，這種荒誕反而越合理。好像正因為這個隨機事件的發生，一切才像真的了，所有人物如同一棵藤上的葡萄，真正的串了起來，活了起來。導演用一個特定時代的特定事件，去描寫一種典型的傳統價值與新觀念之間的矛盾與妥協，是非常聰明的做法，它涉及的謊言是不得已的謊言，它涉及的命運是時代裹挾下的命運。    《吉日安葬》用三十分鐘的時間給我們講述了一個巧合中存在合理，普世中存在特例的故事。鏡頭語言平實，毫不花哨，劇本也非常用心，每一句臺詞都經過雕琢，絕不多著一墨。拋開荒誕的轉折和詩歌式的結尾，其實導演將背景放在這個特定的新聞事件中，無疑顯示了更大的野心。也許他想向人們揭示中國改革化進程中人們內心的沖突與矛盾，或者是一個小人物在時代和命運面前的被動和無力，但限于篇幅的原因，更多解讀顯然藏在了三十分鐘以外的地方。正如歌德所說：“藝術既是現實的主宰，也是現實的奴隸。”希望這個三十分鐘的短片能帶給更多的觀眾不同的感受，在劇本之外豐富它所承載的思考和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