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語境下，等待韓國國民的是亞洲金融危機的風暴。這個職場故事設定的事件正處于危機前夜。與《可愛先生》以拼搏奮斗的職場故事謀求國家振興不同，這部影片立足于2020年的“新危機”局面，回望90年代的那場危機，以反思其發生機制和集體精神應對策略。故事涉及如下幾個層面的矛盾： 1，公司官僚制與下層職員的矛盾。 2，工廠管理與鄉民的矛盾。 3，外籍經理人與本國管理層的矛盾。 主人公們輾轉在三種矛盾里，直到第三種“東-西”矛盾超越了第一和第二的“上-下”矛盾和“內-外”矛盾，成為重大的壓抑力量和翻盤快感來源。換言之，從金融危機的角度看，本土企業雖然怪誕奇葩，但遠沒有境外資本窮兇極惡。前一個壓榨員工的生命，后一個剝奪本國企業的命脈。于是底層職員的奮斗，接續了企業命脈。 從整體上看，這是韓國電影資本為本土商業資本背書，以全球資本為假想敵的故事。資本所生產出的（文化）意識形態，總是把自身的秩序描述成符合人性、自然而然、從來如此和普遍存在的。但這部影片的三重矛盾，卻在彼此的矛盾中顯露了那種“自然而然”面臨的危機。資本利益最大化的需求，要求資本以全球化的面貌出現，橫行無阻。但當代多元化世界的格局卻必然要求以民族-國家的角色處理資本問題。于是底層職員的自我奮斗，最終轉換為選邊站的是非問題。 就像《肖申克的救贖》那樣，開始你排斥它，后續適應它，最后“不能沒有它”。職員的選擇總是有限，她們充滿怪異味道的選擇，也透露出當代韓國人回望金融危機時的矛盾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