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要學習的新詞包括大海、高速公路、遠足旅行……大海是一種皮質沙發，當你累了，你可以說，我要坐在大海上休息。高速公路是一陣強烈的風。遠足 旅行則是一種堅硬的材料……”這是電影《狗牙》的開場白，《狗牙》是2009年的一部希臘電影。這個電影說的可不是現代詩歌的創作，它講的是一個奇特的封 閉家庭，但這個家庭有著極權主義的全部秘密。 父母用高墻把房子給圍了起來。他們反復告訴三個已近成年的孩子，高墻外面的世界兇險殘暴，只有高墻里才安全幸福。他們還告訴孩子，只有開車才能出門，而要 學習開車，必須等到他們的“狗牙”掉落。他們家沒有網絡報紙，沒有電視廣播，沒有任何關于外界的信息。孩子們在安靜的房子里日復一日地玩著單調的游戲，當 一只野貓闖入庭院，兒子毫不猶豫地殺死了這個不速之客，父親夸他干得漂亮：“貓，是一種及其殘忍的動物，專門以吃人為生。” 在這個父親的治理術中，有暴力——孩子們經常挨打挨罵；有洗腦——錄音機播放的永遠是“愛家主義”宣傳；有賄賂——父親給孩子們買好吃好玩的，甚至定期給 兒子送來性伙伴預防他逃跑……總之，父親實施的是“教科書式”的極權統治。在這個統治模式里，一個核心要素就是對語言的改造。 大海是多么危險的事物。它蔚藍，遼闊，深不可測，喚起孩子們的憧憬，簡直是亞當夏娃面前的那只蘋果。而沙發多么安全舒適，它上面只能坐著昏昏沉沉的屁股。 于是大海被定義成皮質沙發。當所有深不可測的都被定義成安全舒適的，神奇的都被定義成平淡的，飛馳的被定義成呆滯的，孩子們眼中的世界就成了一個“脫敏” 的世界。兒子從妓女那聽說一個新詞“鬼”，他問“什么是鬼”，媽媽面無表情地說，鬼是一種很小的黃色的花。 一切專制者都試圖控制人的思想，但警察無法進駐人的大腦，于是只能控制思想的表達。語言因此必須被消毒，被馴化。一些詞被妖魔化，另一些詞被扎上蝴蝶結， 一些詞被灌入硫酸，另一些詞則被噴上了香水。多年的教育之后，一提起“農民起義”，我就想起了“可歌可泣”，一說到“地主”，我就想到了“剝削”，一說到 “國民黨”，就想起“三座大山”……成年以后我知道歷史并非如此非黑即白，但這些被“加工”過的詞匯在意識深處留下的情緒反射卻經久不去。以條件反射代替 思考，使每一個詞語在展開其內容之前散發出某種“氣味”，正是此類教育的成功之處。 重新定義詞語只是閹割語言的一種方式，另一種方式則直接取消某些詞匯的存在。《1984》里，大洋國發明了一種新的語言，叫做“新話”。賽麥是大洋國的字典編輯，他興奮地告訴主角溫斯頓，新話是世界上唯一詞匯量在逐年縮小的語言。“你難道不明白，新話的全部目的就是要縮小思想的范圍？最后我們要使得大家在 實際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為將來不可能有任何語言來表達這些思想。” 讓反動思想不可能找到詞語來表達，這可真是一個控制思想的絕招，幾乎相當于想吃椰子就是找不到砍刀，想燒水就是找不到容器。你想說“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有鎖 鏈”？對不起，世上并沒有“鎖鏈”這個字眼。“失去的只有枷鎖”？對不起，世上也沒有“枷鎖”這個詞。鐐銬？查無此詞。繩索？查無此詞。緊箍咒？這是什么 東西？……好吧，讓你鬧革命，無產階級失去的全都是面包。 當然，不斷增加敏感詞的代價就是語言變得越來越貧乏。極端的例子就是文革大字報體，全都是“打倒”、“萬歲”、“毒草”、“怒火”這樣干癟的詞匯，漢語從 從一個水美草豐的田野變成不毛之地。郭沫若給江青寫道：“你善于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沖鋒……”，甚至老舍也寫過 “萬歲萬歲萬萬歲”。即使是極權的反抗者，也找不到自己的語言——他只能借用當權者的語言。遇羅克的《出身論》說的是人人平等的道理，字里行間卻充滿“捍 衛毛主席路線”這樣的字眼。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主張直接民主，但文中處處是“奪取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之類的八股。他們想端出一碗熱氣騰騰的米飯，但 是他們能找到的“米”只是最猙獰的詞句。 思想的鉗制造就語言的饑荒，但語言的饑荒也惡化思想的貧困。一個政權的專制程度，總是和它的詞語豐富程度成反比。《狗牙》里，馴狗師說：“狗可以象泥土一 樣被塑造”。這樣的隱喻真叫人驚恐，但果真如此嗎？秋菊不懂得“人權”這個概念，但是她知道要個“說法”。普通人鮮有使用“民主”這個字眼，但是懂得“商 量”之精神。真實的情感總要找到它的語言出口，就象有翅膀的東西總想張開它的翅膀。《狗牙》的結尾，大女兒砸掉自己的牙齒，藏在車的后備箱里逃了出來。有 一天，她將穿過高速公路去遠足旅行，看到一望無際的大海。那時候，父親再也不能向她隱瞞這個世界有多么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