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格迪基揚出生于法國馬賽，父親是亞美尼亞人，母親是德國人；帶著這樣特殊的身份，來還原一個發生二戰時期法國外來移民抵抗德國占領軍的故事，似乎有一些尷尬。然而，也正是這種尷尬，使得《罪惡部隊》的主題超越了一般二戰電影所展現出來的既定性。這群被德國人稱作為“罪惡部隊”的游擊隊由23名波蘭猶太人、羅馬尼亞人、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共產黨員組成，帶頭大哥是亞美尼亞裔詩人馬努尚。雖然在馬努尚的英雄事跡中長大，格迪基揚卻并沒有把電影定位成一部高舉這群少數民族游擊隊員的反戰頌歌。在格迪基揚的鏡頭里，當托馬斯向德國人聚集的書店扔自制的炸彈時，當馬塞爾向著街頭的德國士兵隨意地開槍時，那樣的場面實在無法讓人與殺敵獲勝的喜悅聯系在一起，反叫人陷入懷疑，覺得這些抵抗成員跟現實生活中的恐怖分子的行徑似乎并沒有太大不同。但是，游擊隊員們的賣力表現并未得到上級認可，他們被要求獲取更輝煌的成就。馬努尚惱怒地回應道：難道我們被殺的同志還不夠多嗎？不，是媒體的關注得還不夠多——維護正義終于無奈地淪落為了嘩眾取寵的指標。于是，瑞特將軍在家門口被殺的事件，換得了叫人滿意的《勞動報》頭條：“整個德國在哀悼 希姆萊下令清洗恐怖分子”……故事的另一頭是法國人。當電影進行到差不多100分鐘時，導演才不動聲色地插入了蓋世太保對法國警長的一席感謝：真沒想到你們的公安部長熱奈?布斯蓋主動答應了希姆萊沒敢提出的要求，法國在猶太人的大清洗中，沒有動用一個德國人——做得出人意料的好。這一幕讓人想到半個世紀后的柏林法庭上，衛兵英格?亨里奇因為開槍射殺了攀爬柏林墻企圖逃向自由的青年克利斯而受審。辯護律師稱，這些士兵是執行命令的人，他們根本沒有選擇的權利。不過這樣的辯護并未得到法官的認可：“作為衛兵，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準是無罪的。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此時此刻，你有把槍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權……”然而，人的主權和自由意志常常帶來悲劇。當那些沒有抬高槍口的法國人以自以為是的公正逮捕了那群以暴制暴的游擊隊員，當公共電臺宣揚著“堅守法國國土的人民應該比那些出賣自己和國土的移民更加理解法國的價值觀”，你或者更能體會導演羅伯特?格迪基揚身份的尷尬：作為德國人的后裔，他無法為德國人的行為辯護；作為法國公民，他無法洗脫法國警察那有違良知的恥辱；而作為亞美尼亞的移民，那些游擊隊員們的信念和正義顯得如此可疑……格迪基揚最后選擇了馬努尚的立場，或者說，馬努尚幫助格迪基揚找到了自己的立場。當戰友們宣揚著“我們殺人是為了捍衛生命”的邏輯，馬努尚卻表態：“我誰都不想殺，哪怕是德國士兵”——這并非因為他自己不是猶太人，可以在滅猶行動中置身事外；而是因為他一直認為復仇是愚蠢的，即使自己的家人在亞美尼亞大屠殺中死去，他從未想要報仇。然而，急于贏得同胞和組織信任的他，終于還是用他那握筆的手向德國人扔出了手榴彈。這位亞美尼亞的孤兒在詩中無力地寫道：“我的整個靈魂都落在嘴唇上/我卻無法與所愛的人交流/數不盡的使命鞭撻著我/我不知應該履行哪一個。”馬努尚未能持守住他的絕對道德觀。不過臨死前，他還是回歸了自己最初的信仰，在給妻子的最后家書中，他寫道：“在這一刻，我對德國人毫無恨意……戰后，德國人將和世界上其他的人民一樣，和平的友好地相處。祝所有人幸福?！瘪R努尚選擇用愛來代替恨，而他的選擇也終于讓導演在自己的多重身份中找到了安息和靈感。關于主權與立場的故事日日上演，由古及今。我想起兩千年前的巴勒斯坦地區，猶太人也在激烈地抗拒希臘文化和羅馬軍隊。當時的猶太人中也分裂成相似的派別：有激進以暴抗暴的奮銳黨人，有與統治階級積極合作的撒都該人，也有恪守律法、走中間路線的法利賽人。當人們喋喋不休，爭論著這到底是凱撒的國度還是希律的國度或者是猶太人自己的國度時，最后，拿撒勒人耶穌來到他們中間，把他們的目光引向上帝的國度……我開始問自己，假使我生活在那個年代，我的眼光會投向哪個國度？又或者，在看似風平浪靜的今天，我們能否善用自己的主權、堅守我們的立場，并在這立場中找到真正的安息呢？